由納粹建立的“第三帝國”可說是有史以來被研究得最為透徹的一個帝國，相關著作浩如煙海，早已到了一個人窮盡一生都無法讀完的地步，但圍繞著它的許多問題迄今都未過時，仍在一次次叩擊著不同時代人們的心靈。毫無疑問，其中一個始終啟人疑竇、甚至從未得到解答的問題是：像這樣一個邪惡的政權，當初是怎麼會得到德中國人的支援上臺的？

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倒不僅僅是對歷史真相的探求，更多的還在於後人如何避免重蹈覆轍，因為無論我們如何厭惡納粹，有一點不可否認：它的確是通過合法選舉上臺的。這意味著，當時魏瑪德國的民主制度存在著致命的漏洞，以至於讓一個“本不該上臺”的極右翼政黨上臺，給德國和世界都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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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掌權之謎

以往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大多是從“戰爭策源地”的角度出發，側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社會的困境：凡爾賽條約帶來的屈辱與不公、戰後由老兵等推動的社會暴力化傾向、戰爭賠款和大蕭條共同造成的普遍生計艱難，當然還有魏瑪時期軟弱的政治架構。

另有一些學者則歸咎於某種難以說清的“德國政治文化”，把納粹的出現向上追溯到俾斯麥、腓特烈大帝甚至馬丁·路德，彷彿希特勒是這個長長系譜中必然會誕生的有毒後裔。當然，也有一種觀點假定，德中國人民都是純良無辜的，他們只是無法禁受住希特勒那塞壬的歌聲，是受到了誘惑、矇蔽或強迫。

毫無疑問，這裡所說的都包含著部分的歷史真實，但對“納粹為何能上臺”這個問題卻難免還是有點欠缺解釋力，因為這裡的回答幾乎都是“從後往前看”的產物——換言之，是我們已經知道事件的結果，再試圖給它找一些合理化的解釋，然而對1932年的德中國人來說，顯然無從料見幾年後會有“德國的浩劫”（德國史學家梅內克語）降臨。

英國史學家理查德·J.埃文斯在其第三帝國三部曲的第一卷，首先盡力做的，就是撇開那些後見之明，像沙盤推演一樣盡力一步步復原當時的歷史場景，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或許才能明白，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是從哪一步開始踏進了深淵。

眾所周知的一個事實是：1933年納粹上臺時，雖然已經在此前的大選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但仍然只不過佔據了44%的國會席位（647席中的288席），換言之，仍有超過一半的德中國人並沒有將票投給他們。然而令人瞠目的是：儘管納粹事實上是少數，但當他們掌權後強制推行“一體化”，強力擠壓乃至消滅對手政治空間時，卻出奇地順利，幾乎沒有遭到什麼有力的抵抗。

這恐怕就很難僅僅以納粹的高壓來解釋了，而折射出當時德國社會的一種普遍意識：個別的黨派利益應當服從民族的整體利益，結束此前那種混亂、爭吵、分裂的局面，只有這樣，才能解決當下的危機。

也就是說，在大蕭條之後的德國，“一種意識開始形成，那就是在‘強人’的統治之下，整個國家終將團結起來。人們認為，需要通過‘團結’來控制‘困難的（經濟）形勢’。”這樣，在國家利益的“大義”面前，個別政黨的“私利”應當讓路，只要有利於民族共同體的最高利益，解散本黨也不過是個“小小的犧牲”，個人利益就更不用說了，這樣的事例在近代德國史上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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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夢

不言而喻，對當時的德中國人而言，這種呼籲“所有真正的德中國人”共同創造一個新德國的號召，是相當具有吸引力的。魏瑪共和國儘管自由、多元，但大多數德中國人感受到的卻是痛苦、迷茫和失落，他們眼看著國家在戰敗後陷於任人宰割的境地，原有的財富又在史無前例的惡性通貨膨脹中化為烏有，而眾聲喧譁的政治派別嚴重分裂，卻不能解決他們最關心的現實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很自然地相信要結束這種分裂局面，將之看作“德中國人的大不幸”，為此“所有人必須團結一致”，問題只是在什麼旗幟底下、由誰來承擔這樣一個團結所有人的任務。

人類學家克里福德·吉爾茲認為，當傳統文化或政治框架已經崩潰，無法再指導人們的生活、政治，而日常生活習慣也不適應時代的要求時，就需要意識形態。此時，任何意識形態都會有市場，哪怕它包含一些錯誤的看法，也有各種與現實不符的分析和理論，但是它畢竟能給人們一個簡單的路線圖或藍本，告訴人們大概應該往哪個方向走。

這幾乎可以一字不差地用來刻畫當時的德國社會：在戰敗和大蕭條的雙重打擊之下，整個德國社會已經失去了方向感，因而哪怕是平時會覺得不可思議的政見，此時也能吸引不少人，因為反正情況已經不能更壞了，常規的辦法都用過了，不如試試猛藥。1932年的德國大選清楚地表明：超過半數的選票都流向了極左翼和極右翼，這意味著大部分人已經不相信靠常規辦法能解決問題了。在這種情況下，越是激進、堅決的主張，反而越能吸引人。

這些正是納粹當時的承諾：它強烈主張根除階級差別，認為這些“分裂了國家”，而所有人必須在同一種族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只有種族的延續才是最重要的。我們現在自然會警惕這些主張背後潛藏的危險推論，因為這勢必意味著要將猶太人、吉普賽人這些非我族類的“雜質”清除出這個種族共同體，但當時的德中國人所首先想到的，卻是這提供了一個願景，能結束此前的混亂局面，消除內鬥，重塑一個強大、獨立的德國，所有人不論貧富都能得到平等對待。正因此，書中才格外強調，“納粹黨的成功與任何具體政策無關，而是基於它為德國未來規劃的遠景”，因為它承諾的那個團結、強大的德國，確實是絕大部分德中國人的共同願望。

這種願望有時以一種“可怕但誘人的神話”面目出現：老一輩人總是念念不忘在1914年之前德皇當政時，全國內部團結一致，人民為祖國深感驕傲，而德國在國際上也備受尊重。納粹黨早期的活動家施特拉塞爾就像與他同輩的許多德國資產階級人士一樣，內心銘記著1914年的傳統（“團結精神”），並認為有必要在全體德中國人中間重新喚起這種精神。

這些被美化的過去有幾分真實是無關緊要的，關鍵是它折射出一種對當下的嚴重不滿和一種可替代的選項，因而當納粹許以同樣的誘惑時，很少人能抵擋。那個種族共同體的烏托邦看起來既像是對“舊日好時光”的迴歸，又指向全新的未來，到那時，合作與互助將取代令人痛苦的衝突、對立，內部差異消失，而德意志種族的利益將至高無上，屹立於世界各族之林。

這並不只是當時德中國人的錯覺與誤判，事實上，19世紀的德國資產階級就把民族共同體的穩定和強大看得高於一切。像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雖然支援民主，但他在意的卻是其外部價值，也就是民主能否帶來國族的強盛。既然這僅僅是達成國族最高利益的工具，那麼當時勢變化時，自然也可以棄之不用。德國國家銀行行長沙赫特是極優秀的經濟專家，他在納粹上臺後投向希特勒，因為他說：“我希望看到一個偉大而強悍的德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情願與魔鬼結盟。”

德國經濟學家亞馬爾·沙赫特（1877-1970），1922-23年遏制了毀滅性的通貨膨脹，後出任納粹的經濟部長（1934-1937），幾乎神奇般地消除了失業率，戰後他被宣判無罪，致力於西德的經濟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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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制衡的權力

當然，對那些過於遙遠的願景，很多人恐怕也並不會真的太當回事，但他們的確關心火燒眉毛的眼下。當時的德中國人普遍渴望在經歷可怕的危機時，能有一個“類似於大公司新董事長的人物”出現，此人能堅定地站出來力挽狂瀾，將一切都安排妥當。

直至1939年，也並不是所有德中國人都成了狂熱的納粹分子，他們想要的只是那些一度看起來遙不可及的基本願望得到滿足：秩序、安全、工作、改善生活品質的可能性、職業發展，簡言之，他們需要政治穩定和經濟穩定。

問題在於，很多人相信，即便為了達成這樣的穩定，也需要結束此前困擾德國的政治分歧和階級差異，換句話說，人們不但相信自由、多元與穩定不可兼得，而且願意為了穩定犧牲自由與多元。

那麼，為何是納粹黨呢？當時德國不同政治立場的黨派，都主張結束分歧、團結人民，海報風格也都以充滿陽剛氣的男子漢“除掉吵鬧、低效、娘娘腔的政治派別”，如果說他們都許諾了類似的願景，那麼為什麼德中國人最終選擇了納粹？畢竟在事後看來，這可說是最壞的選擇。

在此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納粹的首腦人物在1933年掌權時都相當年輕：希特勒44歲、戈林40歲、赫斯39歲、戈培爾36歲、希姆萊33歲，後來同樣扮演重要角色的施佩爾甚至才28歲。這些人無論在資歷、階層還是社會地位上原本都處於邊緣，但在戰後的社會失序中，這種草根性卻成了他們的優勢，使他們能以無所顧忌的行動派、激進意志的形象出現。

雖然當時公共秩序的混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納粹黨造成的，但當時很多人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反而覺得納粹衝鋒隊是對潛在社會威脅的合理反應，甚至還給納粹平添了一種精力充沛、堅決果斷的整體形象。在當時全社會都對現有秩序深深不滿的情況下，儘管納粹並沒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綱領，但這種姿態本身就讓人相信它可以成為一支改變現狀的力量。

看起來矛盾的是，與此同時，納粹又承諾並不會真正改變現狀。德國的王公貴族在1918年革命中被廢黜後，在國內保留了大量財產，但希特勒卻抵制住黨內的要求，反對沒收其財產，理由是這“侵犯私人財產”。毫無疑問，從納粹後來對猶太人的無情洗劫來看，它絕不是真把財產的私有權看得多神聖不可侵犯，但希特勒的姿態可以讓德國的統治階層安心：他上臺後絕不會像左翼黨派那樣沒收他們的財產。

這正表明希特勒作為投機分子的本性，為了能順利掌權，他知道如何暫時不去招惹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納粹黨綱的含糊其辭、自相矛盾正是這種政治盤算的必然產物：在一個整體政治取向偏右的社會中，納粹必須儘可能地迎合主流，沿著阻力最小的路徑向前推進自己的議程，而將矛頭指向僅佔全中國人口不到1%的猶太人。也正因此，當時的一些統治上層產生了一個嚴重誤判，認為希特勒將是一個很好掌控的工具。

當然，最後的結果我們都已經很清楚：他們才真正被納粹利用了，因為當所有的制衡都遭到破壞之後，就再也沒有什麼能約束希特勒了，即便他要將整個國家拖進深淵，都已經無人能阻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