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社會的"家天下"體制，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誤解，就是皇帝肯定是愛國的。這是因為中中國人習慣上認為人都是愛自己的家產的，"家天下"的政權是皇帝的家產，所以皇帝愛國也似乎理所當然。大約皇帝也自認為天下是自家的，所以有時候就為所欲為，最終變成了一個不愛國的皇帝。比如南朝陳後主陳叔寶，南唐的李後主李煜，都是愛詩文美女超過了愛國，最後亡了國。當然，更高尚一點的是順治皇帝，據說因為對美女董小宛愛的不可開交，以至董死後思念不置最後出家了，這個算是愛美人不愛江山，國還是愛的。最有一類讓人不齒的，就是連偏安都難如願的時候，還絲毫沒有改弦更張的意思，最後弄的"破國河山在，皇位易他人"。誰呢？——南明的弘光皇帝。
弘光皇帝的本名，史書上都說"諱由崧"。列位看官別看錯了，這個"諱"不是姓，只是古人稱已死之人名字的一種習慣，帶有點尊敬因而避嫌的意思——所以說"諱"的不一定都是貶稱。由崧姓啥呢？當然是朱囉，哪有"家天下"的皇帝有第二個姓的？當然，對於我們今天的人來說，對明清時代的人已經沒什麼可忌諱尊敬的，所以就直接稱為朱由崧了。
朱由崧是明神宗的第三個兒子朱常洵的兒子[注1]，朱常洵和明光宗朱常洛（常洛是老大，所以當皇帝了）是兄弟。朱常洛的兒子朱由校和朱由檢都當了皇帝，朱由檢的年號叫崇禎，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崇禎皇帝。所以算起來，朱由崧和朱由校還是堂兄弟。
朱由崧的老爹朱常洵在萬曆二十九年十月被封為福王，朱常洵的母親就是萬曆、天啟時期大名鼎鼎的鄭貴妃。鄭貴妃深得神宗的寵幸，神宗皇帝遲遲不願立太子，一大幫臣子就懷疑他想把皇位傳給朱常洵，於是就上疏要神宗早點立太子，弄得神宗老大的不高興。朱常洵雖然沒有被立為太子，但封王之後得到的賞賜卻是諸王中最優的。福王的王府在河南洛陽，但福王卻一直呆在北京城，這又讓不少大臣心裡很不安，生怕有一天神宗一不高興就把太子換成了福王，於是大臣們又上疏要福王"之藩"（到受封的地方去），直到萬曆四十二年神宗才把福王送到了洛陽。因為這件事，一些大臣對鄭貴妃難免有戒心，最終在神宗在世及去世後釀成"妖書"、"梃擊"和"移宮"案。而這三個案子，均牽涉到東林黨。
由於深得神宗厚愛，朱常洵到洛陽後，也是極盡蒐括享樂之能事。到崇禎時，因為是皇叔，依然得到崇禎皇帝的禮遇。史書上說："常洵日閉閣飲醇酒，所好惟婦女倡樂。"（《明史》本傳）可見常洵的志趣愛好並不在政治哲學上。那時候，李自成已經在陝西鬧事，福王的財富自然也很讓李自成動心。而福王過慣了奢華的生活，對這些日益逼近的危險並沒有感覺，也絲毫不放在心上，照舊地花天酒地。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兵下河南，抓住了福王。據記載："賊置酒大會，臠王為俎，雜鹿肉以食之，號福祿酒。"（《流寇志》卷五）朱常洵就這樣變成了肉塊被李自成等人吃掉了。
朱常洵死後，崇禎十六年七月，朱由崧服完他爹的喪事之後就繼承了他爹的王位。次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皇帝上吊而死。隨後清兵趕走了李自成，佔了北京。中中國人的家庭觀念非常重，親仇往往比國恨更能激發人的報復心理，所以殺皇上的罪過遠遠大於佔首都，加上清廷又善於偽裝，把本來想奪大明天下的企圖偽裝成為崇禎復仇而殺賊，弄得當時南方的大明臣民們感激涕零。當是時，明朝的陪都南京還在明臣的控制之下，"家天下"的政體，一日無君就像一家子沒有家長一樣沒了主心骨，所以當南京的諸臣知道崇禎已經成了"先皇"之後，再找個皇位繼承人就成了當務之急。而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以及兩個世系較遠的宗藩周王和恆王都逃難逃到了淮安（滕一飛《淮城紀事》。恆王未詳所指，或應為崇王之誤；或疑作衡王），其他的藩王都不在近地。潞王朱常淓的父親朱翊鏐和神宗皇帝是兄弟，朱常淓與朱常洵是堂兄弟。所以按血緣遠近來說，皇上只能在福王、潞王中間選一位。而朱由崧是神宗的親孫子，在繼承序列上血緣更近一些。
事情的變化往往都是在不知不覺中。馬士英回到鳳陽後，才得知守備鳳陽的太監盧九德已經和總兵高傑、黃得功、劉良佐結成了同盟，準備擁立福王登基了。盧九德早年曾在老福王朱常洵身邊服過役，想來與小福王也是關係匪淺。馬士英心知少了軍隊的支援，桂王登基這事兒肯定很難辦，所以馬上就改變了立場，積極擁戴福王登基，不再提迎立桂王的事情。而史可法還矇在鼓裡，傻乎乎守著和馬士英商量的結果，給馬士英寫信告訴他福王有七不可立[注3]。在那個時代，一個臣下敢議論皇上說聖德有虧，自己掉腦袋還是輕的，弄不好還會株連九族。所以馬士英得到史可法的信，也是大喜非常，等於是抓住了史可法的一大把柄。史可法後來屢屢受制於馬士英，這封信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既然已經決定擁戴福王了，馬士英自然不再怠慢，馬上就派貴州同鄉楊文驄前往淮上迎接福王，並將他送到儀真（《弘光實錄鈔》卷一），還給南京的大臣寫信說自己已經奉福王為三軍之主了（《過江七事》）。南京的臣子們見此情形，知道已經無法改變既成事實，於是在祭告太廟後，派人往儀真迎接福王（《明季甲乙彙編》卷一）。崇禎十七年四月三十日（1644年6月4日），福王到達南京（《南渡錄》卷一）。馬士英以南京的臣子中還有不贊同福王繼位的人為藉口，派兵五萬駐紮江邊，名為保護福王，實則軍事脅迫其他大臣不要再有異議（《過江七事》）。
五月初一日，福王拜謁了明太祖的陵墓孝陵和懿文太子陵，謁奉先殿，出駐行宮。大臣們則開會討論福王究竟是馬上登極還是先監國後登極，最後一致認為：福王謙讓一下先監國（監國是中國古代的一項政治制度，通常指皇帝出外則由太子監國代行皇帝之事），更彰顯出王的志向在復國恥而不是急著登皇位。五月初二日，群臣上箋請福王登帝位，凡三上，皆不允，只允監國（《南渡錄》卷一、《過江七事》）。可見中國的古人玩政治，早已玩成了一種儀式，玩的人心知肚明，只是看的人不明白其中的奧妙而已。
五月初三日，福王監國於南京，隨後大赦天下，給崇禎皇帝發喪。五月初五日，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為吏部尚書；任命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改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任鳳陽總督馬士英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總督鳳陽。馬士英對福王的擁戴，就這樣立竿見影地獲得了回報。
五月初七日，升詹事府詹事姜曰廣為禮部尚書，在籍禮部尚書王鐸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均入閣辦事。幾天後姜曰廣辭掉了閣銜，改為禮部左侍郎，入閣辦事。
此後是一系列的人事安排，這是新主上位必須有的過程。
那時候，馬士英還在鳳陽，並未入閣辦事。五月初九日，馬士英自請入朝，不等朝廷答覆，就自行前往南京。初十日，馬士英就上言請監國（福王）正式登基。史可法心知馬士英意在掌管朝廷內政，所以在五月十二日自請督師於江北，同時建議於淮安、揚州、滁州、鳳陽、泗州、廬州、六安處設立四鎮，以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分領之，而設督師於揚州居中排程。五月十五日，監國正式即皇帝位，以明年為弘光元年。五月十六日，馬士英入閣辦事。十八日，史可法辭朝前往揚州（《國榷》卷一〇一）。當史可法辭朝時，蘇州吳縣廩膳生盧渭率太學諸生上疏抗議，請留史可法，疏內即有"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宋終北轅"等語（《青磷屑》上卷）。可見弘光一朝的朝政，在立國之初就已經定了調。
其實，弘光皇帝剛即位時，也有當明君的想法。史籍中說："時屢召對，先後無虛日，或一日再召，上亦有意為明王。"（《明季甲乙匯略》卷一）可見弘光帝於政事還是相當勤勉的。可惜這種情形並未維持多久，等到馬士英入閣辦事併成為首輔，招權納賄，黨同伐異，又把皇帝奉承得舒舒服服，弘光皇帝的老毛病就又犯了。
馬士英之所以有恃無恐，除了他擁戴福王有功外，還在於他握有史可法等人擁立福王時有"異議"的把柄。《弘光實錄鈔》的作者說自己曾向劉宗周建議，讓史可法向皇上解釋清楚這件事，史可法沒有聽從。其實，史可法即便去解釋，也未必多大的效果，況且馬士英與四鎮以及魏國公徐弘基、誠意伯劉孔昭等實力或實權人物都交情匪淺，這些人對文臣一直抱有成見。此外，新主剛立，大臣就互相攻訐，也非善策。所以史可法採取迴避的策略，也未必無可取之處。但史可法的退讓，的確也給了馬士英打擊異己更大的勇氣。
五月二十日丁未，馬士英疏陳開國大計，主要內容有四點（《南渡錄》卷一，《國榷》卷一系於十九日丙午）：
一、洛陽殘破後，聞聖母尚寓郭家寨，當急圖迎養。
一、皇考遇難後，匆匆藁葬，宜遷梓宮，護送南來，擇吉壤安厝。
一、宜敕禮部擇吉慎選淑女，以繼中宮。
一、諸藩流離，恐奸宄生心，或為所挾，不利社稷。凡僑寓者，宜俱差官迎置近地，俟中原恢復，各還原封。
不能不說馬士英拍馬逢迎的水平是超一流的。這篇開國大計所涉及的四個問題都與皇帝有關，充滿了為皇上著想的意味。第一條涉及皇帝的母親，第二條涉及皇帝的父親，這兩條都是展現孝道的，其實是迴應當初反對福王繼位"七不"中"不孝"之說的。第四條明面上是安置宗藩，實際上是替皇帝擔心自己的位置，正因為如此，五月二十二日，當初差點得到皇位的潞王就被安置於杭州。家天下的政體下，皇上的權威是至高無上的，馬士英顯然諳熟這一點，所以從皇帝的切身利益著手。這樣的開國大計，與其說是一篇治國的方略，不如說是一篇獻媚的宣言。
需要注意的是第三條。《明季甲乙匯略》卷一把此條寫的更明白："皇子未生，即敕慎選淑女。"什麼意思？就是皇上還沒有兒子，所以要選一些淑女到宮裡，以備生育皇子。要知道，不立福王之"七不"中有一條就是"淫"。馬士英此條大計，看起來是為皇位的繼承人著想，但其實是投皇上之好。
那時候，桐城人阮大鋮一直謀求復出。阮大鋮因依附魏忠賢，在崇禎時被列入逆案，削籍後即居住在南京。南都臣子們在商議皇上人選時，阮大鋮就給馬士英寫信，讓馬士英想辦法讓皇上人選出自自己的主張，這樣便有定策之功，將來好辦事。而阮大鋮和馬士英的關係也很深厚。阮大鋮是馬士英的房師，兩人本有座主——門生之誼。崇禎年間，馬士英任宣大巡撫，因盜用軍餉被削職，也寓居南京。阮大鋮頗有文才，擅寫戲曲，其名作有《春燈謎》、《燕子箋》等劇，又養了一大批藝人在家，教以歌舞。也因為如此，阮大鋮時不時送給馬士英一些女伎，馬士英自然愈發高興（《荷牐叢談》卷四）。宜興人周延儒再起為相時，馬士英和阮大鋮合起來送給周延儒萬金（《東林始末》說馬士英因得阮大鋮營救才被起用，可推想送給周延儒的錢應該主要是阮大鋮出的）[注4]，周延儒入京後不久即推舉了兩人，但阮大鋮因系逆案成員未起用，而馬士英則被任命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鳳陽軍務（《崇禎實錄》卷一五）。有這樣一層關係，馬士英自然也是希望阮大鋮能夠出山。
與阮大鋮稱得上鐵哥們的還有一個人是誠意伯劉孔昭，此人乃是誠意伯劉基的後代，但遠不如他老祖宗那樣精於謀略。劉孔昭在福王繼位一事上也聽取了阮大鋮的建議，積極擁戴，所以當新朝組閣時，劉孔昭就試圖入閣，被史可法以"本朝無勳臣入閣例"阻止。而在推舉廢罷諸臣重新起用時，劉孔昭就推舉了阮大鋮，也被史可法以"此先帝欽定逆案，毋庸再言"阻止了。福王即位後，吏部尚書張慎言在選任官員上也頗能堅持原則，劉孔昭心知要起用阮大鋮，非得先幹掉張慎言不可，於是就聯絡靈璧侯湯國祚、忻城伯趙之龍要逐去張慎言。五月二十三日早朝畢，三人就面奏說張慎言排擠武臣，專用文臣，所起用的人都是私交之人，是個奸臣。劉孔昭甚至還拿出了一把小刀，一邊罵一邊追著張慎言，必欲手刃之而後已，被大太監韓贊周喝止（《明季甲乙匯略》卷一。《國榷》卷一〇一系於二十四日辛亥）。這天退朝後，張慎言以及閣臣姜曰廣就引疾乞休。那時候弘光皇帝的腦子還清醒，沒有批准他們的請求。
六月初四日（1644年7月7日），大學士高弘圖出外督收漕糧。第二天，馬士英趁高弘圖在外未歸的空檔，馬上上疏薦阮大鋮出任兵部右侍郎，然後自己票擬旨意，令阮大鋮冠帶陛見。六月初八日，阮大鋮陛見。由於陛見的命令由內廷直接發出，並未經廷臣的會議，受到高弘圖的抵制，馬士英這次的圖謀又未成功（《國榷》卷一〇一、《過江七事·持逆案》。《南渡錄》卷一系票旨於六月初六日）。六月初九日，高弘圖上疏請罷，不允。隨後姜曰廣也乞休，亦不允（《南渡錄》卷一）。
張慎言決意求去，六月初十日，弘光皇帝批准了他的請求。阮大鋮出山的第一道障礙，終於被清除（《南渡錄》卷一。《弘光實錄鈔》繫於六月二十三日己卯）。
權力爭鬥，往往都牽涉多方。馬士英以勸進入閣，也讓正在湖廣同張獻忠作戰的總兵左良玉心生不滿。五月二十六日，負責為左良玉軍隊籌集糧餉的巡按御史黃澍自漢口出發，進京籌餉。黃澍到南京後，六月十九日，受到弘光皇帝的召見。朝廷之上，黃澍直斥馬士英奸貪不法，隨後又上馬士英十可斬之疏（《弘光實錄鈔》卷一），讓弘光皇帝聽了也面紅耳赤。當天深夜，弘光對大太監韓贊周說："馬閣老宜自退避。"馬士英知道皇上也對自己有看法，就聲稱自己有病，把原本在內閣值日房內的東西都搬了出去，但卻把金幣送給了福王原來的宦官田成和張執中。這兩個人得了錢後，就向皇上替馬士英求情說：
皇上非馬公不得立，若逐馬公，天下將議皇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不煩，皇上可以優閒自在。馬公一去，誰復有念皇上者？
弘光聽了這話，也就默不作聲。田成見狀，馬上又催促馬士英趕快入直了（《明季甲乙匯略》卷二）。
這個小插曲中，太監的話其實已經預示了弘光一朝政治的發展方向：除了太監與朝臣相互勾結外，"馬公在閣，諸事不煩，皇上可以優閒自在"也道明了弘光後來不理朝政、沉溺酒色的直接原因。
中中國人喜玩權謀，稱之為有智慧，其實就是利用規則的漏洞謀取私人利益。如果規則沒有漏洞，也往往自己創造一個漏洞加以利用。只要權力在手，甚至規則都可以廢掉。馬士英有著皇上的靠山，在武臣和太監間也有廣泛的人脈，加上自己又肯在弄權弄錢上化心思，本來應該可以為所欲為的，只是因為內閣中有高弘圖、姜曰廣等人的阻撓，所以並不那麼事事如意。怎麼辦？馬士英當然有他的對策——造"順案"、翻"逆案"。
所謂"順案"，其實是為了和"逆案"對應而造出的說法，指的審查在北京城陷落後投降李自成大順政權（"從逆"）的朝官。李自成被清兵趕出北京後，這些人中有不少人又逃回了南方。福王監國時，吏部尚書張慎言疏陳中興十議，就建議對這些人從寬處理（《南渡錄》卷一）。也因為如此，一些逃回的人又開始謀求職位。而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就是東林黨人。馬士英薦舉阮大鋮，抵制者拿"逆案"說事，所以馬士英就開始動這部分人的腦筋。
由於阮大鋮牽涉到崇禎時所定的逆案，六月十一日，弘光皇帝令繕寫《欽定逆案》進覽。次日，弘光皇帝命令從北京南還各官都回原籍候議（《南渡錄》卷一）。六月十三日，兵部侍郎呂大器上疏彈劾馬士英和阮大鋮，稱他們"貪鄙憸邪，一時附和者皆狡猾卑汙之類"。其時東平伯劉澤清入朝，上疏攻擊東林黨，並糾呂大器等人在皇帝繼位問題上持異議，乃是心懷異志（《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一六）。六月二十一日，呂大器致仕（《南渡錄》卷一。《弘光實錄鈔》繫於六月十七日癸酉）。
六月十六日，馬士英請申大逆之誅，開始拿這些人開刀。在這次上疏中，馬士英點了光時亨、龔鼎孳、陳名夏、項煜、周鑣、周鍾等人的名字，而其中的光時亨、陳名夏都出自姜曰廣的門下（《南渡錄》卷一。《國榷》卷一〇二繫於六月十一日）。所以馬士英此舉實乃醉翁之意不在酒，目標是針對姜曰廣。
到六月十七日，大理寺寺丞詹兆恆寫進《欽定逆案》。與此同時，馬士英也給皇帝送進了《三朝要典》（《南渡錄》卷一）。《三朝要典》是天啟年間魏忠賢為迫害東林黨人而編輯的一部書籍。馬士英重新送進此書，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借"順案"給"逆案"翻案。
七月初八日，命刑部定從逆諸臣罪，以六等定罪（《國榷》卷一〇二。《南渡錄》卷二繫於七月初九日）。七月十八日，革從逆諸臣職，命法司察證據確鑿者解京正罪（《南渡錄》卷二）。
這期間，另外一個重要人物出現了，他就是劉宗周。劉宗周在崇禎時任左都御史，因上疏直言被革職。福王監國後，於五月初十日命起復原官。五月十七日，劉宗周收到詔書，隨即上疏請辭，未獲允准。六月初八日，劉宗周自家出發，一邊赴任一邊上疏辭召。先後上有四疏，均以"草莽孤臣"署稱。其中《慟哭時艱立伸討賊之義疏》，直接把矛頭指向了高傑、劉澤清，稱他們國難當頭的時候不去殺賊，卻以安頓家屬為由逃回江南，按律當斬。七月四日，劉宗周又上疏，矛頭就指向了馬士英，說他借定策之功拉幫結派。這個書呆子氣十足的書生，還沒到任，就把朝廷的兩個重要武臣和內閣重臣得罪了。三人甚是光火，以至高傑和劉孔昭還派人在半路上刺殺劉宗周。所幸刺客人性未泯，看見劉宗周主僕3人寓居一個破廟裡，穿著舊衣裳，囊空如洗，還一心牽掛國家大事，不免心生感動，就放過了劉宗周。
七月十七日，劉宗周到了南京。二十一日，他又上了一疏，糾參馬士英和劉澤清。
列舉這幾件事情，只是想說明：到崇禎十七年七月，以高弘圖、姜曰廣、劉宗周等人為一方，以馬士英、劉孔昭、高傑、劉澤清等人為一方，雙方的矛盾已經到了公開化的程度。"家天下"體制下的人們玩政治，爭意氣不爭是非，其實和村野小民吵架差不多，沒多少人去從政治治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上去考慮問題的，有的只是你得罪我了，我非得幹掉你不可。馬士英等人當然不肯束手就擒，於是進行了凌厲的反擊。
中國古代的政治環境中，整人的手法多種多樣，但要殺人於無形，有兩樣武器可謂天下無敵：第一樣武器是皇帝的權威，第二樣是道德。馬士英們於這兩樣都運用的很純熟。他們物色了南昌建安王府宗生朱統（釒類）上疏攻訐姜曰廣，說姜曰廣不僅在迎立福王一事上有異志，而且個人品行上也非常不堪（《明季南略》卷四）。這篇疏文的起草者正是謀求復出尚未如願的阮大鋮（《國榷》卷一〇二，七月辛亥）。閣臣高弘圖看到這篇上疏後，票擬"究治"，結果弘光皇帝大怒，說統（釒類）和是我一家，為何擬旨要嚴懲？還批評高弘圖曾建議召回史可法等事。戶科給事中熊汝霖上疏為姜曰廣辨誣，批評朝廷烏煙瘴氣，結果馬士英擬旨說："這指朕為何如主！姑罰俸三月。"馬士英票擬的核心精神，就是皇上是議論不得的，無論是明批還是暗說，都是要受到處罰的。這種一招制敵的手段，威力之大，無與倫比，所以這之後，高弘圖、姜曰廣就時常稱病不出，內閣的大權基本由馬士英獨攬了（《明季甲乙彙編》卷二、《國榷》卷一〇二）。
對付劉宗周，搬出皇帝這個殺手鐗照樣屢試不爽。先是劉良佐、劉澤清各自上疏參劾劉宗周勸皇上親征意在將皇上騙出京城而另立新皇，而後高傑等也公疏參劾劉宗周上疏時自稱"草莽孤臣"，等於否認新朝正統。所幸當時高弘圖、姜曰廣還在閣辦事，居中斡旋，弘光未予深究。雖然如此，劉宗周想面見弘皇帝的願望，還是在馬士英等人的阻撓下未能實現。
這之後，兩方你來我往的爭鬥依然持續，到了八月三十日，因安遠侯柳祚昌的推薦，內廷不經朝廷公議直接任命阮大鋮為兵部添設右侍郎。九月初三日，劉宗周再上疏抨擊阮大鋮，謂"大鋮進退，關江左安危"，受到皇帝的嚴厲批評。九月初八日，姜曰廣乞休，允之。次日，劉宗周乞休，允之。十月初五日，高弘圖第四次上疏乞休，獲得批准（南渡錄）卷二、《明季甲乙彙編》卷二）。就這樣，弘光朝廷初期的權力鬥爭，以馬士英一派完勝而結束。
這當中當然還發生了許多其他的事情，因為敘述起來太過於繁瑣，在此都省略了。
弘光皇帝朱由崧又在幹什麼呢？家天下體制下，能夠抑制相權或平衡朝廷黨爭的人非皇帝莫屬，但皇帝要是沒有明辨是非的本領，被下面的臣子們忽悠得暈頭轉向也是常有的事情。朱由崧原本就不是一個有雄才大略的人物，要不是時勢使然，他或許還呆在洛陽的王府裡花天酒地。他之當上皇帝，純屬意外之喜。只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皇帝的權力高於一切，所以朱由崧當了皇帝后，這個權力正好給他實現自己的"理想"提供了充分的保障。這個"理想"就是：漁幼女、飲燒酒、雜伶宦演戲。
前文說到馬士英的"開國大計"中有一條是選淑女，打的旗號是繼中宮，也就是立皇后。立皇后是為了早點生皇子，以解決皇權的接班人問題。朱由崧早年娶妃黃氏，早逝。後為王位繼承人（世子）時又娶了李氏，結果李自成攻破福王府後也死了。他繼承福王王位後，封童氏為妃，生有一子，但孩子不久就死了。南逃的時候，朱由崧連他老孃也沒顧得上，哪裡還會去關心這些妃子們，於是各自逃難去了。馬士英的上疏，自然正中朱由崧下懷，只是當時剛剛繼位，怎麼著也要作出一點表率的樣子，所以並未大張旗鼓地去選淑女。七月二十七日，高弘圖上疏請建中宮，得到許可。由於當時皇太后正在赴京的路上，所以朱由崧令等太后到京以後再舉行婚禮（《南渡錄》卷二、《國榷》卷一〇二）。
皇上要大婚，但皇后娘娘還沒著落，選淑女就成了朝廷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於是宮內的太監就被派了出去，四處查訪有女兒未嫁的人家，只要查到，不問年齡大小，一概抬走，說是年齡大的選侍宮幃，小的就教習戲曲（《明季甲乙匯略》卷二）。後被科臣陳子龍、御史朱國昌奏報，才有所收斂。八月十三日，皇太后到達南京（《明季甲乙匯略》卷二。《南渡錄》繫於八月十六日，《國榷》卷一〇二繫於八月十二日）。八月二十四日，皇太后諭禮部為皇帝遴選中宮（《南渡錄》卷二。《國榷》卷一〇二繫於八月二十五日，《明季甲乙匯略》卷二繫於八月二十六日）。這之後，選淑女的事情就由皇太后親自來把關了。
到了九月初九日，第一批選出來的淑女黃氏、郭氏、戴氏被送進內宮，但顯然並不讓太后和皇上滿意，所以又命再選。九月二十五日，太監韓贊周再進淑女六人。
選淑女既然是一件政治大事，奉旨行事就有了通行無礙的效力，擾民就成為必然。百姓並不都把選為淑女當作榮耀的事，所以聞命伊始，就急急忙忙找人把女兒嫁了，拉郎配的事情也就層出不窮。也因為如此，選來的淑女也就未必那麼盡如人意了。到了十月初八日，太監韓贊週上奏說淑女都已經到齊。但十月十二日，韓贊周又請於杭州選淑女，可見先前選來的淑女是多麼讓皇上不中意。十四日，朱由崧諭禮部侍郎管紹寧說："京城淑女，著博訪細選。"又諭內官田成、李國輔分路速選淑女。十七日，再諭韓贊周挨門嚴訪淑女；富室官家隱匿者，鄰人連坐（均見《明季南略》卷六）。《聖安本紀上》對此的記載比較傳神，錄如次：
十月丙寅，命於杭州選淑女。旨下，有校尉人役突入民家搜尋，女子有投水自盡者，巡視京城御史朱國昌等以聞。及選入，又不稱旨。上怒，命各城推戶舉首，隱匿者罪及地方鄰右，各官重處。而或言天下美女及妝飾精妙，無過蘇、杭，於是訪求之使四出矣。
多選淑女正是皇帝本人的意願，可見引起社會騷亂的，有時候和聖旨的威力無邊也有著莫大的關係。
雖然三令五申，選淑女這事兒進展得並不順利。為什麼？因為民間女孩兒早已嫁娶殆盡，而皇后顯然又不能不是美女，當然更不能不是處女。到弘光元年（也就是順治二年）二月二十三日（1645年3月20日），朱由崧再次下令要禮部廣選淑女（《明季甲乙匯略》卷三）。史籍記載：
（弘光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命禮部廣選淑女。一日，士英雲："選妃內臣田成有本來報，杭州選淑女程氏。"上見一人，大不樂。已而批旨雲："選婚大典，地方官漫不經心，且以醜惡充數，殊為有罪。責成撫按、道官於嘉興府加意遴選，務要端淑。如仍前玩忽，一併治罪。"阮大鋮曰："定額三名不可少。"浙江巡撫張秉貞、內官田成得旨，出示嘉興，合城大懼，晝夜嫁娶，貧富良賤、妍醜老少俱錯，合城若狂，行路擠塞。蘇州聞之亦然，錯配不可勝紀，民間編為笑歌。所選程氏，寄養母家，每日廩給三兩，仰仁和、錢塘兩縣各為護衛；皁快五名，在程門伺候。田成復至嘉興，從者百人，坐察院恣甚。凡選二十餘日，選中兩名：一王氏、一李氏，俱小姓女。共程氏淑女三人。乃還南京。（《明季南略》卷六）
那時候，朱由崧原來的妃子童氏並沒有死。河南巡按陳潛夫知道後，報告給了朱由崧，但朱由崧不予理睬。童氏於是自己跑到壽州。壽州為廣昌伯劉良佐駐地，劉良佐就讓自己的老婆前去拜見童氏，見童氏述說舊事甚悉，遂以為真。劉良佐原本就懼內，自然信之不疑。童氏在壽州呆了十餘日，劉良佐為此奏告朱由崧，並奉旨將童氏解往南京。弘光元年三月初一日，童氏到達南京，經過問話，隨即被關進錦衣衛的大牢裡。童氏受刑不過，就說她本是周王妃，因聽說周王做了皇帝，特來相認。這件事情被抄發邸報，劉良佐見到邸報後，再上疏要求認真稽核童氏真偽。朱由崧下旨，直說"童氏不知何處妖婦，冒認朕結髮"，隨後童氏就在獄中被弄死了。［注5］
朱由崧不認童氏也是可以預料的。朱由崧原本對幼女就有特殊的癖好，況且當時他正在廣選蘇杭的美女，而童氏已經36歲，還生過孩子，哪裡有抗衡的優勢？所以找個理由把她弄死，也是萬事大吉的事情。至於說童氏是周王的妃子，或者說童氏是清廷派來的"女間"（行反間的女間諜），都不過是掩蓋事實、迴護朱由崧的說法。就與同時發生的太子案一樣，問審的結果也認為太子是假冒的，是清廷派來離間南方君臣關係的間諜。只是太子比童氏幸運一些，僅僅被關進大牢，還沒來得及弄死，弘光朝就完蛋了。
選淑女塵埃落定時已經是四月初九日了。這一天，禮部尚書錢謙益奏淑女的普選已經結束，皇上令十五日送進元輝殿。十一日，在貢院最終選定了三人：京選七十人中選阮姓一人，浙選五十人（也有作五人）中選得王姓一人，周書辦獻女一人（《明季南略》卷六）。阮姓女子乃阮大鋮侄女，可見奸佞當道，連皇后的遴選也會帶入個人利益的考量。
折騰了將近一年的選淑女不知禍害了多少女子，但最後定下來作為皇后人選的三人，朱由崧卻沒有機會去享用了。那時候，王朝內部，寧南侯左良玉因對朝政不滿，以清君側為名起兵往南京殺來；左良玉死後，其子左夢庚繼承父親的遺志，繼續領兵進攻。而北方的清兵早已攻進了南直隸，直逼南京城。四月二十一日，原來信誓旦旦忠於皇上的劉澤清大掠淮安，席捲輜重西奔，清兵隨即渡淮，如入無人之境。次日，清兵攻破揚州新城，屠城。二十五日，攻破揚州舊城，史可法被俘不屈死（《明季甲乙匯略》卷三）。這種狀況下，朱由崧也沒辦法再舉行成婚大典了。
朱由崧另外兩大嗜好就是飲酒和聽戲。關於飲酒，史籍只有籠統的"上崇飲好內"（《明季甲乙匯略》卷二）之類的記載，按下不表。單說朱由崧喜愛聽戲，簡直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史籍中第一次出現朱由崧聽戲的記載是崇禎十七年十月庚申高弘圖致仕之日，雲"時上深拱禁中，惟漁幼女、飲燒酒、雜伶宦演戲為樂"（《明季甲乙匯略》卷二，《國榷》卷一〇三文略）。這是一個回溯性的表述，可見其喜歡聽戲還在此前。隨著高弘圖、姜曰廣、劉宗周等人致仕，馬士英大權獨攬，快樂之門更是朝著朱由崧洞開。
朱由崧在宮裡享受著幸福的生活，因為過於放縱，崇禎十七年十一月底生了一場大病，差點死掉了。一般人生了場大病，多半會約束一下自己，但朱由崧則不然。十二月二十四日[注6]，他來到剛剛修建好的興寧宮（興寧宮是專門建造給皇上居住的宮殿），忽然悶悶不樂起來。大太監韓贊周說道："新的宮殿剛建好，皇上應該高興才是。"朱由崧說："梨園殊少佳者。"（皇宮的戲班子裡會唱戲的人太少了）據說那時候他讓臣子們給興寧宮擬對聯，俱不稱旨，隨後看到大學士王鐸所書一聯，心中大喜，並對王鐸獎賞有加。這一聯題的是"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原本是明代蘇州人朱存理（1444-1512）的作品，王鐸不過是借來一用，沒想到深得朕心。對聯的意思是，啥事也沒有喝酒重要，啥風景也不如享樂開心，用在朱由崧這裡，也確實很貼切——可見"高階黑"其實並非後來人的專利。
轉瞬到了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皇宮裡過春節，想來更是熱鬧。正月十二日，朱由崧傳令天財庫召內豎五十三人進宮演戲飲酒，史籍中載：
上醉後淫死童女二人，抬出北安門。嗣後屢有之，曲中少女幾盡，久亦不復抬出。（《明季甲乙匯略》卷三）
朱由崧的三大愛好，在這一件事上就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正月二十日，朱由崧又命內庶進宮演戲（《明季甲乙匯略》卷三）。這一次，史籍中沒有更詳細的記載，想來也是君臣歡樂一堂的。
史籍中記載朱由崧最後兩次聽戲的事是在五月份了。而在四月的時候，大清兵已經攻下揚州，殺了史可法，正在向南京進逼。當是時，鎮江的百姓聞清兵至，攜家帶口渡江避難，守將鄭鴻逵發大炮擊碎乘船，而後公告說打了一個大勝仗（《廣陽雜記》卷一）。喜訊傳到南京，臣子們照例要進表賀捷。五月初五日，百官進賀，"上以串戲忙，不視朝"（《明季甲乙匯略》卷三）。"串戲"和"聽戲"雖僅一字之差，但意思卻千差萬別，最起碼它表明：朱由崧不單喜歡聽戲，還會自己上場子表演一番。
五月初九日，清兵渡過長江。鎮守鎮江的監軍楊文驄與守將鄭鴻逵棄鎮江而逃，清兵順利佔領鎮江。
初十日一大早，朱由崧命令把先前選來的淑女阮氏、王氏、周氏放回母家。午後，朱由崧喚集梨園子弟入大內演戲，"上與韓贊周、屈尚忠、田成等雜坐酣飮"。當天夜裡二鼓後，朱由崧帶著一干人等騎馬從通濟門走出，文武官無一人知者（《明季甲乙匯略》卷三）。怎麼樣？天底下能有這樣處亂不驚、照樣聽戲的皇上嗎？
第二天，馬士英逃離南京。五月十五日，清兵入南京，在京的臣子們集體投降（《國榷》卷一〇四）。十八日，劉良佐被擒，亦降清，自願帶兵捉拿弘光帝以贖罪。
朱由崧獻逃到太平府，但守將劉孔昭閉城不納。不得已，轉投黃得功營。五月二十一日，劉良佐追至，黃得功出戰，被劉良佐布兵射中咽喉，自殺身亡。隨後劉良佐進入黃得功兵營，俘獲了朱由崧。
五月二十五日，朱由崧被劉良佐押回南京。史載：
弘光以無幔小轎入城，首蒙包頭，身衣藍布衣，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驢隨後。夾路百姓唾罵，有投瓦礫者。（《明季甲乙匯略》卷三）
這時候的朱由心中作何感想，已經不得而知。不過，後來他及其他人等被囚禁在江寧，清軍統帥豫王多鐸讓南京的舊臣去拜望，僅安遠侯柳祚昌、侍郎何楷兩人去了，"弘光嘻笑自如，但問馬士英奸臣何在爾"（《明季甲乙匯略》卷三），想來這時候，他也明白坑死他的人，正是早先讓他快樂得無以復加的奸臣馬士英了。
此後清兵轉向浙江，潞王被俘。逃到浙江的馬士英被手下的貴州兵抓住，縛送杭州，清帥令剝其皮，使群下分食其肉。
豫王以弘光所選的淑女配給了差點被弘光殺掉的太子。數月後，弘光、太子、潞王均隨軍帶往北京。順治四年四月，三人在北京被殺（《明季甲乙匯略》卷三、《國榷》卷一〇四）。朱由崧死時，年僅四十一歲。
朱由崧的一生大略如上。他登臺的時候，大明的江山還有大半個，若善加經營，即便不能收復北方，劃江而治還是可能的。只可惜他本非雄才大略之人，既無成竹在胸的治國方略，也無知人善任的用人之能，不過是因為皇上的寶座更便於自己遊戲人生，才謀求登上皇位的。正直者被放逐，周圍盡是佞壬之人，雖然朝廷裡一派和諧的景象，但早已是危機四伏了，敗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顧城先生於《南明史》中，對當時東林黨人慾以"立賢"立潞王而非福王的主張頗不以為然，不知一個昏庸的皇上對政治治理乃至國家的傷害，遠遠大於派系的爭鬥，弘光朝僅僅存在一年的歷史，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朱由崧也用他的一生告訴後人：皇上的權威若無正當的約束，正是禍國殃民的一大根源。
2020年10月21日完稿
【註釋】
[1]《明末五小史·福藩上》稱朱常洵為神宗第二子，是從長大成人的角度來說的，神宗皇帝實際有8個兒子，第二子和第四子都只有1歲就死了，第八子在2歲死掉了。
[2]《弘光實錄鈔》，今人多據楊鳳苞《南疆繹史跋》題為黃宗羲著。但開頭"臣按"中雲"臣嘗與劉宗周言之，宗周以為然，語之可法，不能用也"，劉宗周為黃宗羲老師，無直呼其名之理，故此書非黃宗羲作顯然。以文字推之，作者與劉宗周應為平輩之人，且與劉非常熟，未知何人，待考。
[3] 此從顧城先生《南明史》第二章的意見，取《過江七事》（舊題陳貞彗撰，顧城先生認為乃姜曰廣所撰）之記載。史籍於福王登基過程的記載非常混亂。比較常見的說法是馬士英原本就有擁立福王的想法，故意給史可法寫信詢問他的看法，史可法因此回信說福王有七不可立。此外，除《過江七事》外，史籍中未見有迎立桂王的記載。其中如李清《南渡錄》卷一，亦未提及此事。李清是親歷者之一，本身也是擁護立福王的，其記載當亦可信。未詳誰是，待考。
[4]《烈皇小識》卷七載崇禎十四年周延儒復出，乃是花了6萬兩銀子才成功的。此6萬兩銀子來源於一些被貶斥官員的贊助，其中阮大鋮分任一股一萬金。《崇禎實錄》卷一五所稱的"周延儒再召，前太常寺少卿阮大鋮等合饋之萬金"，蓋即指此。
［5］有關童氏的記載，明末清初史料也很混亂。《明季甲乙匯略》卷三載弘光元年三月丙申，童氏由越其傑（河南巡撫）初解至。《國榷》卷一〇四、《聖安本紀下》均雲由陳潛夫送至京。黃道周《興元紀略》亦載其事，則疑童氏為"女間"。此處之敘述，據《啟禎記聞錄》卷四劉良佐疏並參照李清《三垣筆記·弘光》（《南渡錄》卷五文字略同）所載確定。《啟禎記聞錄》卷四載弘光元年三月邸報有廣昌伯劉良佐揭（《國榷》卷一〇四繫於三月二十三日丙午，文字簡略），內雲"爵奉旨解送入京"，可見系劉良佐奉旨送往南京的。由各種資料推斷，具體護送的人應該就是陳潛夫，陳後來被處罰即與此有關。
[6]《明季南略》、《聖安本紀》等書系日於崇禎十七年除夕。此從《明季甲乙匯略》卷二、《國榷》卷一〇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