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夢麟

1920年3月，胡適（右二）同蔡元培（左二）、蔣夢麟（左一）、李大釗（右一）合影。

民國教育界可謂人才輩出，群星閃耀，蔣夢麟自然是其中甚為璀璨的一顆。作為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專業博士，蔣夢麟回國後先是出任《新教育》雜誌主編，又先後任浙江教育廳廳長和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坐到了教育界頭把交椅的位置。

當然，最值得蔣夢麟本人自豪同時也最為人稱道的是，他曾兩度臨危受命執掌中國第一名校北京大學，作為校長任期前後長達24年，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就是在蔣夢麟手中，北大兩度從衰敗中走向復興，成功捍衛了民國高校龍頭老大的地位，蔣夢麟功不可沒。

正是這樣一位功勳卓著的北大校長，其教育生涯卻頗為苦澀，中間多有波折，最終不得不忍痛與其畢生追求的“教育救國夢”揮手作別。

從入主北大到逃離北京

1919年5月4日，為抗議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在喪權辱國的山東條款上簽字，北京大學學生自發組織起來，舉行遊行示威。

當天下午，北京各大專院校學生3000餘人，在天安門集會示威，併火燒趙家樓，“五四運動”興起。

得到接管北大的訊息，蔣夢麟很快便應允。多年來夢寐以求的教育實踐機會終於來臨，而且一開始便是執全國高等教育之牛耳的北京大學，這實在是一個再好不過的施展個人抱負的舞臺，加之恩師蔡元培的舉薦，豈有推辭不就之理？

7月20日，蔣夢麟與湯爾和一道赴京任職。這一年，他才34歲。若在今日看來，任命如此年輕的幹部出任北大校長，簡直是不可思議。

初來乍到，蔣夢麟就發現“五四運動”之後的北大問題多多。首先需要安撫學生，把他們從示威運動中拉回課堂，恢復正常的教學秩序。同時還需調和新舊勢力之間的矛盾，使大家儘量和衷共濟，為北大的發展貢獻力量。

正是憑著“執策驅虎如驅牛”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的精神，蔣夢麟逐漸使北大的一切事務走向正軌，而自己的教育救國夢想也一步步得以實現。在學校管理方面，蔣夢麟秉持民主治校的原則，在北大初步建立起比較完整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統，使北大走向了教授治校之路。

同時，為了發展學術事業，蔣夢麟四處奔走，籌集款項，以用於辦學條件的改善。為此，蔣夢麟曾向胡適訴苦：“我現在忙得不亦樂乎，有幾分厭倦。教育部無人負責，他校大都不死不活。京師教育事務，我首當其衝，簡直是大學校長而兼教育總長。我現在買了一輛汽車，天天在街上跑，真是和gasoline(汽油)有仇。”

蔣夢麟苦在身上，卻甜在心頭。自己的辛勤努力終究沒有白費，在其他高校幾乎無米下炊的情形下，北大卻能夠保證軟硬體設施不斷更新，學生品質也日漸提高，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正當蔣夢麟在北大幹得風風火火的時候，他教育生涯中的第一次波折卻不期而至，迫使他離開了心愛的北大。

風波的導火索是發生於1926年3月18日的“三一八”慘案。在日漸高漲的南方革命形勢的鼓舞下，北京的學生運動也隨之活躍起來。

3月18日，北京各界二萬餘人為抗議日本帝國主義製造“大沽口事件”舉行集會，當人群行至段祺瑞的北京臨時執政府所在地時，遭到軍警武力鎮壓，以致群眾死47人、傷200人，其中北大學生張仲超、黃可仁、李家珍3人不幸罹難。

面對這一令人髮指的罪行，連一向脾氣溫和、主張以和為貴的蔣夢麟也無法忍受了。在3月24日舉行的追悼大會上，蔣夢麟公開譴責段祺瑞政府之暴行，沉痛地指出：“處此人權旁落，豺狼當道之時，民眾與政府相搏，不啻如與虎狼相鬥，終必為虎狼所噬。古人謂苛政猛於虎，有慨乎其言矣！”

正是由於對北洋政府的公開譴責，招致了奉系軍閥頭目的嫉恨，將蔣夢麟列入逮捕處決的黑名單中。曾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的孫寶琦急忙告訴蔣夢麟詳情，北京不可久留。迫於無奈，蔣夢麟在六國飯店避難3個月後逃出北京這塊是非之地，暫回杭州蟄居。

派系鬥爭被迫辭職

回到南方之後，蔣夢麟受到了日益壯大的國民革命軍領導人的重用，又翻開了人生新的一頁。蔣夢麟南歸之時，也正是國民革命如火如荼地開展之時，北伐軍勢如破竹地向長江流域挺進。1927年初，北伐軍進入浙江境內。

不久，浙江省政府宣告成立，蔣夢麟被任命為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這也是他進入民國政壇的開端。上任伊始，蔣夢麟就致力於恢復長期以來因戰亂停滯的浙江教育事業。在他的帶領下，全省建立起職能明確、規範有序的教育行政體系。蔣夢麟認識到師資隊伍是地方教育事業能夠長期發展的根本所在，於是他在考察陶行知所主辦的曉莊師範的基礎之上，主持建立了上世紀30年代聞名省內外的湘湖師範。

此外，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浙江大學也於此時拔地而起了。

短短1年多內，蔣夢麟為浙江教育事業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得到了國民政府的首肯。1928年10月，國民政府任命他為教育部部長，蔣夢麟再次步入個人事業高峰期。正當蔣夢麟躊躇滿志，欲圖實現教育救國夢想時，他卻遭受到國民黨內部分元老的非難，乃至被迫辭去剛滿兩年的教育部部長一職，成為教育界派系鬥爭的犧牲品，這也是他教育生涯中的第二次波折。

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的民國教育界，內部實際上派系林立。按照教育背景，大致可劃分為以李石曾、張乃燕(國民黨元老張靜江之侄)為代表的留法派，以蔡元培、蔣夢麟為代表的歐美派，以丁惟汾、經亨頤為代表的留日派，以及未出國門的本土派。四方之間由於利益不同和教育理念的差異時常發生摩擦，作為教育部的掌門人，蔣夢麟不幸也捲入到這場無止境的“暗戰”當中。

1930年10月，中央大學學生因反對日本的無理行徑，發動學潮。蔣夢麟得知後立即將詳情轉告蔣介石，聽候其裁斷。而他的這一舉動，卻激起了以中央大學校長張乃燕為代表的留法派及留日、本土派人士的強烈不滿。張乃燕甚至公開致函蔣夢麟，責難道：“小小學潮，何以電奉化報告，意果何據？……小事大報，動勞主席，教部豈非虛設？”

兩人矛盾趨於激化。11月25日，國民政府調任朱家驊出任中央大學校長。這樣一來，蔣夢麟觸碰到了隱藏在教育界的那根敏感的派系神經，自己也因此坐在了火山口上。對於中央大學易長一事，元老們意見相左，互不買賬，為平息紛爭，蔣夢麟唯一可做的便是引咎辭職。

倒蔣(夢麟)風波

“三一八”事件後，段祺瑞下臺。北京政府落入奉系軍閥張作霖之手，北大的處境變得愈加艱難。軍閥政府決定取消北京大學，將北京的9所高校合併為“京師大學校”。經過這番折騰，曾經是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北大已是奄奄一息了。好在北伐軍不久後便進軍北京，張作霖退回奉天，北大師生又看到了復興北大的曙光。

1929年9月，國民政府任命蔡元培為北大校長，不過蔡元培並未就任，而是由陳大齊代理。但自1930年起，國民政府規定今後大學校長不準遙領。幾經權衡，蔡元培決定讓蔣夢麟再度出山，12月赴任北大。

這時北京大學的情形讓人慘不忍睹，教授嚴重不足，學生品質下降，財政經費匱乏，圖書資源流失……無法與蔣夢麟20年代任校長時同日而語。因此，蔣夢麟最需要做的事情便是接過爛攤子，儘快規劃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案，重振北大。

為此，蔣夢麟殫精竭慮，費盡心血。針對管理混亂的現狀，他適時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辦學方針，使師生們得以各明其職，各盡其責。

同時，蔣夢麟千方百計引進人才，籌措款項，使北大教學品質和科研設施有了很大提高。自1930年底蔣夢麟赴任至“七七事變”爆發前7年裡，北大的發展雖不是突飛猛進，但也徹底走出低谷，接近以往水準。

然而，盧溝橋一聲槍響，抗戰全面爆發，打亂了蔣夢麟發展北大的規劃。北方三校(清華、北大、南開)決定聯合南下，組建了後來聞名於世的西南聯合大學。蔣夢麟與南開校長張伯苓、清華校長梅貽琦組成校務委員會，共同管理日常事務。

三校合併，西南聯大內部人事關係錯綜複雜，利益衝突在所難免。於是，隨著教授們不滿情緒的積蓄，一場大的風波正在醞釀之中。

恰恰在此時，蔣夢麟又做出了一個並不十分明智的選擇：1945年6月，他接受新任行政院長宋子文的邀請，出任行政院祕書長一職。蔣夢麟接受宋子文之邀，初衷不過是想體會一下政壇中樞之內的滋味如何，反正自己現在屬於半個“閒人”，並無辭掉北大校長的打算。

然而，在北大諸位教授眼中，蔣夢麟之舉動無疑是“官迷心竅”，義無再忍。法學院院長周炳琳尤為憤慨，認為蔣夢麟要麼踏踏實實地做校長，要麼一心去追求自己的高官夢，絕不能三心二意，腳踏兩隻船。眼見眾人已向自己攤牌，蔣夢麟沒有再作挽回的努力，也沒有多替自己的言行辯解，而是不失風度地在8月份的昆明北大教師茶會上完成了權力交接，並勉勵各位同仁為北大的未來再接再厲。

就這樣，蔣夢麟結束了執掌北大20年來的“謝幕演出”。一步走錯，滿盤皆輸，令蔣夢麟始料未及的是，昆明一別竟也是他在教育事業上的“絕唱”，從此他再也無緣進入教育圈，他的教育救國夢想也便到此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