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杭甬鐵路的前世今生在廣闊的國土上，中國的鐵路是控制和保護領土最有效的運輸系統。甲午之戰的失敗，使清政府認識到鐵路建設的重要性，認為是鞏固國防的關鍵。
1897年1月6日，清政府在上海成立官督商辦鐵路總公司，由該公司負責招租和借貸。清末國勢衰微，無法有效維護國家利益，鐵路總公司在貸款築路方面雖實行了商借還法，但列強卻不予承認，貸款仍由清政府擔保。借貸雙方不僅可以得到高額的借款利息，而且合同還規定，在全部本息還清之前，鐵路是由借貸方負責經營，並以該鐵路的全部產業作抵，使借貸方真正掌握了鐵路的控制權，如果到期不能按時歸還，鐵路將被借貸方佔有。
滬杭甬鐵路的借貸糾紛始於1898年，當時英國向清政府要求修建蘇杭甬鐵路等五條鐵路，清政府派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與英方代表怡和洋行簽訂了《蘇杭甬鐵路借貸草約》，約定英方在六個月內勘測一條線路，逾期不辦將喪失路權，後來由於義和團運動引起動亂，英國未能及時勘測這條線路。1903年，盛宣懷致電怡和洋行，要求英方在六個月內勘測路線，逾期無效，但英方既不趕辦，也不反駁。同年12月，商部頒佈了《鐵路簡明條例》，允許民間資本集資修建鐵路。
甲午戰爭的失敗，給中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中國的民心和士氣開始向日本轉變。此時便掀起了收回利權的運動，要求收回被外來者強佔的利權。
粵漢鐵路在1905年收回自辦，受到鼓舞，各地紳民紛紛成立商辦鐵路公司，7月26日浙路公司成立，1906年4月3日蘇路公司成立。兩省鐵路公司請求清政府撤銷《蘇杭甬鐵路借款草約》，收回自辦，商部奏準兩省自辦蘇杭鐵路。
20世紀初，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都被分割了，列強為了爭奪在中國的利益，把矛頭指向了中國。這段時間，中國國力衰弱如故，無力驅拒列強的持續侵凌，所以，英國不願放棄千方百計爭取的路權。獲悉江浙紳民自辦鐵路的訊息後，英國駐華公使立即照會外交部，要求籤訂正式的蘇杭甬鐵路借款合同。
英國不正當地要求籤訂蘇杭鐵路正式借款合同，引起了江浙紳民的極大憤慨，兩省鐵路公司一邊趕鐵路，一邊發動紳民抵制借款，在紳民的壓力下，借貸談判一度陷入僵局。1907年，袁世凱調任外務部尚書、軍機大臣，因力主借錢修路，激起江浙地區的強烈反對。貴族們紛紛上書外交部，力言不借錢，並準備派代表到倫敦的裁判所起訴英國政府。
因為在這個時期，鐵路問題是中外矛盾的焦點，如果處理不當，很容易引起社會動盪。士人與前朝廷臣合流，給清政府帶來了很大的壓力，慈禧太后要求軍機處妥當商議對策。袁世凱一邊通過電令江浙官員安撫民心，維護社會穩定，一邊通過駐英公使李經方，直接與英國政府商討解決鐵路貸款問題。
為何借貸清政府內部，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集團主張借貸，袁世凱為何主張借貸？理由有三：
一是津鎮鐵路長達數年的借貸談判，讓袁世凱明白，列強不會放棄爭奪利益的權利。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以資本輸出代替工業品的傾銷成為列強獲取鉅額利潤的主要手段。火車貸款利息極高，對列強有不可抗拒的誘惑，列強不可能放棄貸款而損害自己的利益。
二是借錢修路，把蘇杭鐵路變相收歸國有，這是清政府重振海軍的關鍵。1906年，隨著清政府君主立憲的改革，海軍建設的步伐加快，復興海軍的當務之急是勘察和建造軍港，清政府計劃將寧波象山港改建為海軍第二艦隊(南洋艦隊)的軍港，準備在完成蘇杭甬鐵路建設之後，再修建寧波至象山鐵路，把蘇杭甬鐵路、滬寧鐵路和津浦鐵路連線起來，形成一條南北向北京、南北向象山軍港的鐵路網，這將有力地保證中國海上邊境的安全。
三是防止銀根外流，促進經濟快速發展，增強國家實力。《辛丑條約》於1901年簽署，賠款加利息總計達9.8萬億白銀，使清政府揹負了沉重的外債負擔。賠償的支付，使中國白銀大量流失，對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以銀付錢，會加重市場銀流通的不足，造成通貨緊縮，極易引發經濟危機，而且鐵路投資大，獲利晚，民間融資也不是長久之計。
在軍機處一次討論蘇杭甬借款的會議上，軍機大臣明顯地分為兩派。和袁世凱關係密切的慶親王奕訢沒有表示意見就起身離去，袁世凱也跟著走了。前幾次退兵，都是慶親王、醇親王前後先行，其餘的軍機大臣事辦完後，有秩序地離開。後來慈禧太后單獨召見載灃，詢問他借錢的事，載灃認為應該設法取消草簽合同，鐵路歸兩省紳民自己經營。當地方面，兩江總督端方雖然與袁世凱關係友好，而且兩人在許多政治上的主張都是一致的，但在江浙紳民的壓力下，端方也反對借錢。
同時，日本在英日同盟的庇護下，積極擴張其在東北的勢力，挑起間島爭端，利用列強爭奪中國道路權力的機會，企圖把勢力範圍擴大到中國南部。日本因其地理上與臺灣隔海相望，故向清政府要求跨越福建、江西、浙江三省的大鐵路路權，企圖“首先建立一支穩固不拔的力量，以侵略南清根據地”。此外，日本也計劃與英國政府協商，以取得蘇杭鐵路杭州至寧波段的路權，或將該段鐵路改為英日合辦。
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性野心，讓清政府把日本視為最大的威脅。隨著中英兩國因蘇杭鐵路借貸而發生的衝突逐漸升級，日本趁機以居間調解為藉口，準備派船來華，這樣，其他列強也會根據協議派船來華，進行武力訛詐。
和平解決由於擔心列強聯合入侵，袁世凱的借貸主張逐漸得到慈禧太后和大多數官員的支援。
1907年10月20日，清政府同意外務部訂定的借貸計劃：借一萬五千五百五十元，修路二萬五千五百五十元，由中國自築鐵路，而江浙鐵路公司全資備外，再借一萬五千五百五十元，另借一款作抵。11月21日，駐英公使李經方致電外交部，稱英國政府已同意不再索取路權，袁世凱得知取消草簽合同完全沒有希望，於是決定簽訂正式的借款合同。
為了平息江浙士族的不滿，袁世凱電請士族代表到京，由政府派人向他們詳述建路的原委。十二月十日，江浙紳民代表許鼎霖、張元濟等趕往北京。雙方代表抵達北京後，得到慶親王奕訢和外交部長袁世凱的接見。在安排代表查閱鐵路檔案時，袁世凱深知紳民“畏權外移”，安撫代表，稱主權、事權悉操在中方手中，實為自辦之舉。這位代表明白朝廷的不得已之處，不願再作拒絕。
1908年3月6日，清政府代表外務部右丞胡惟德，右參議高而謙，與英國中英公司代表濮蘭德，在北京簽訂“中國國家滬杭甬鐵路五釐借款”合同，將蘇杭鐵路改為滬杭甬鐵路。
滬杭甬鐵路借款遵循了津浦鐵路的“浦口模式”，把借款、築路分成兩類，除了借款金額低於津浦鐵路以外，合同上的其他款項也是一樣。
正式合同挽回了不少草合同中失去的利權：賬戶由借貸公司管理轉為借貸公司查賬，使中方能夠更充分地利用路款，避免在築路過程中出現資金浪費的現象；貸款抵押由整個鐵路工業作抵、換成其他貸款作抵，消除了英國攫取路權的可能性；借貸利息、佣金比草式合同減少，減輕了償還債務的壓力；英籍工程師服從中方的命令，修築鐵路的權力和管理都由中方控制，讓中國控制鐵路。
為了實現滬杭甬鐵路國有化，袁世凱有意將鐵路國有化的內容納入其正式的借款合同中。契約第一款規定，鐵路名為國名滬杭鐵路，冠以“國家”二字，是商辦改為國有的，第十七款規定，“鐵路派用專門人員，分撥各人應辦之事，並予解僱各人，由總辦與工程師商酌辦理，”是把路政建設用人權收歸清政府。
修一條鐵路耗資之大，並非當時國力所能承受的，所以用洋債修路，並無不當。袁世凱是清政府中為數不多的有才幹的官員，他對遍及四面八方，經濟困難，民不聊生的國情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認為，中國只有“大力借歐美債，大力發展實業”，才能儘快提高國家實力，使自己免受列強的侵略。袁世凱與紳民相左的救國思想，必然受到紳民的強烈反對，但他頂住壓力，在俯首聽命的同時，提出了英方和紳民都能接受的“部借部還”的辦法，和平解決問題。
近現代世界秩序為歐美列強所主宰，弱國則受列強的欺凌。中國曆來是列強侵略的重要物件，列強依靠強大的力量，在中國奪取了不少利益。愛國者們對權力的喪失非常痛苦，他們想要收回權力，實現國家的復興和國家的獨立。但是有些紳民看不見國際規則的本質，盲目相信國際法，以為依靠它的約束力，可以收回被掠奪的利益。部分極端民族主義者，與清政府中主張強制收回路權的官員合流，很容易引發一場義和團式的排外運動，這對於中國來說是最危險的。
袁世凱暫時忍耐，適當地滿足列強的利益，換取列強放棄對中國利權的要求，爭取寶貴的時間來增強中國的國力，不失為正確的外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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