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神話的 “純淨年代”：計劃經濟的食品安全想象

在莫斯科的二手市場裡，我曾見過一張 1970 年代的蘇聯宣傳海報：穿著白大褂的女工捧著金燦燦的麵包，標語寫著 “人民的餐桌永遠新鮮”。這幅海報如今被當作懷舊商品出售，卻讓我想起一個被反覆討論的話題 ——計劃經濟時代真的沒有食品安全問題嗎？

許多人對計劃經濟的食品安全抱有浪漫化想象：國家統一生產、統一分配，沒有資本逐利，似乎天然杜絕了 “三聚氰胺”“地溝油”。這種觀點在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甚至衍生出 “以前的食品更安全” 的集體記憶。但當我翻開蘇聯、東德等計劃經濟國家的檔案時，卻發現了完全不同的故事。

二、供應短缺：計劃經濟下的 “質量妥協”

1962 年，蘇聯《真理報》刊登了一篇題為《麵包為何變酸》的調查報告，揭露莫斯科郊區麵包廠為降低成本，用發黴的黑麥粉製作主食。這並非孤例。根據俄羅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資料，蘇聯 70% 的食品工廠存在 “原料降級使用” 現象，最典型的是用工業級鹽代替食用鹽、用過期奶粉製作糖果。

這種現象的根源是計劃經濟的 “數量優先” 邏輯。工廠的考核指標是產量而非質量，完成生產定額比什麼都重要。一位曾在東德食品廠工作的工人回憶：“我們每月要生產 10 噸香腸，但豬肉配額只有 6 噸，剩下的 4 噸只能用澱粉和動物內臟填充 —— 這是上級默許的‘變通辦法’。”

三、監管漏洞：權力尋租下的 “灰色食物鏈”

計劃經濟時代的食品安全問題，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制度問題。以蘇聯的 “特供體系” 為例，蘇共高層能透過特權獲得進口食品，而普通民眾只能在國營商店搶購發黴的黑麵包。這種等級分化催生了黑市：1980 年代，莫斯科黑市的進口巧克力價格是國營商店的 20 倍，而這些商品 often 來自食品倉庫的 “損耗”。

檔案顯示，蘇聯食品工業部每年上報的 “正常損耗” 高達總產量的 15%，實際大部分透過腐敗渠道流入黑市。1975 年，烏克蘭敖 975 年，烏克蘭敖德薩港查獲一起特大走私案，港口官員將變質的進口牛肉重新包裝後，以 “一級品” 名義賣給國營食堂，導致數千人食物中毒。

四、對比與反思：市場經濟就一定更好嗎？

當然，計劃經濟的食品安全問題不能簡單歸咎於制度本身。對比同時期的市場經濟國家，美國 1960 年代的 “火雞沙門氏菌事件”、日本 1970 年代的 “味之素新增劑醜聞”，都暴露出資本逐利下的監管失靈。食品安全的核心矛盾，在於 “有限資源” 與 “無限需求” 的永恆張力。

如今的俄羅斯市場上，既有進口的有機食品，也有廉價的轉基因大豆油。一位莫斯科主婦的話頗具代表性：“以前買不到壞東西，但也買不到好東西；現在能買到好東西，但要擔心買到壞東西。”

五、被遺忘的 “麵包券” 與被高估的 “懷舊濾鏡”

在聖彼得堡的歷史博物館裡，陳列著一張 1947 年的蘇聯麵包券。票面印著 “憑此券可領取黑麥麵包 500 克”，角落有個褪色的紅章：“僅限 12 月 31 日前使用”。這張紙片見證的，不僅是物質匱乏的年代，更是人類對食品安全的永恆追求。

計劃經濟沒有創造 “食品安全烏托邦”，市場經濟也並非完美無缺。或許我們真正該警惕的，是用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看待複雜的歷史。當我們在超市貨架前為選擇有機蔬菜還是普通蔬菜猶豫時，或許更應該記住：每一次對食品安全的改進，都源於無數人對 “更好生活” 的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