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璽

如今我們看的許多古裝劇當中，皇帝下發聖旨時往往要加蓋玉璽，尤其是清代的乾隆皇帝，更是有著“蓋章狂魔”的稱號。但玉璽不等於傳國玉璽，前者無論從規制還是地位、作用來說，都遠不如後者。1644年清軍入關後，為彰顯清朝是以德建國之獨一無二的王朝，皇帝對傳國玉璽的作用並不看重，但這個情況並沒有一直延續下去，隨著一輪又一輪困境來襲，清政府還是開始了重建玉璽之路。

一、陰差陽錯獲得的“傳國玉璽”

1635年，後金軍出兵蒙古後繳獲一枚玉璽，在皇太極看來這可不是一枚簡單的玉璽，而是被視作中國曆代王朝傳承下來的傳國玉璽，元順帝逃亡時被攜帶至蒙古。歷代王朝將“正統”看得比什麼都重要，傳國玉璽就是彰顯“得國之正”的最核心的標誌。這枚玉璽在後金朝堂引發了巨大的反應，並直接促成皇太極改元，並更易國號為“清”。



這枚玉璽到底是何人何時所造，是否是真正的傳國玉璽，這一點一直是有爭議的。因為自秦朝出現的玉璽，上面的刻字一向都是“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而且傳國玉璽在後代的歷次戰爭中多有損毀與遺失，況且那時的玉璽並沒有“傳國玉璽”的稱呼。



其實，歷代王朝的傳國玉璽並不是只有一枚，即使是剛出現玉璽不久的漢代，就有“皇帝六璽”的說法，六枚玉璽的地位是相同的，直至北周以後，在六璽之外又增加兩璽，即被後人所熟知的“傳國璽”和“神璽”。從宋代至元代，“八璽”制一直被延續下來，且在象徵最高權力的八璽之外又出現了許多小玉璽。

就皇太極繳獲的這枚“制誥之寶”玉璽來說，儘管他認為這是由元順帝逃跑時帶走的“傳國玉璽”，但刻有“制誥之寶”的玉璽，有文字可以考證的到明代才出現，且在眾多玉璽中地位並不高，這很可能是明代用來敕封“誥命”的蓋章玉璽，後不知怎麼流散到北元，或是北元認為這枚玉璽很重要，是漢人王朝的傳國玉璽，故按其形制仿造此物。但蒙古人乃至皇太極都不瞭解漢人王朝的玉璽制度，都誤以為這就是歷代流傳下來的傳國玉璽，因此將其看得很尊貴。

二、建國在德不在璽

儘管在清朝剛剛入關時，“制誥之寶”一直被視作寶貝，但自順治後期開始，隨著明朝的徹底滅亡，以及漢人大臣數量的增加，順治也終於搞明白了，這枚玉璽並不是真正的“傳國玉璽”，從而將其收藏而不再使用。



此後在康雍乾三位皇帝的治理下，大清國力日漸強盛。儘管雍正時期依舊對外宣稱皇太極當年繳獲的玉璽是真正的傳國玉璽，大清是天命所歸的正統，但自乾隆朝開始，乾隆皇帝一改其父與祖父的低調處理辦法，開始就玉璽一事有全新的闡釋。



1746年，乾隆皇帝對《會典》中關於玉璽的記述嚴重不滿，並對之前將“制誥之寶”視作傳國玉璽一事予以痛批，在乾隆看來，這枚玉璽就算是“真秦璽亦何足貴”。此時的大清在康熙、雍正兩位皇帝的治理下，國力蒸蒸日上，這給了乾隆很大的底氣，他直接稱“君人者，在德不在寶，寶雖重，一器耳”，也就是說這枚被清朝開國皇帝看作象徵天命的“傳國玉璽”，只不過是一件器物。隨後乾隆直接將“制誥之寶”降格為元代一朝的遺留玉璽，將原先的“傳國玉璽”形象徹底打破。



刻有制誥之寶的玉璽

1748年，也就是乾隆令手下重新整理宮中玉璽之後，乾隆卻偷偷下令損毀“制誥之寶”，原因也很簡單，乾隆固然口口聲聲稱大清建國是“在德不在璽”，但面對這枚曾將皇太極等先祖矇騙過去的假“傳國玉璽”，還是將其銷燬為好，以免為後人留下笑柄。

三、再造玉璽

歷史往往充滿著戲劇性與滑稽色彩，就在乾隆銷燬“制誥之寶”十幾年後，又將該玉璽重造了一枚。這背後隱藏著大清所面臨的的一些憂患。至1780年代，也就是乾隆選擇再造“制誥之寶”的時候，大清朝已經不再像乾隆剛登基時那般昌盛太平。



乾隆是好大喜功之人，他自封“十全老人”，對自己在位時期的諸多戰功十分自得，而這固然反映出其強大的執政能力，但也從反面折射出當時的大清的確是不太平了。“制誥之寶”不是真正的傳承千年的傳國玉璽，但這一點除了朝廷知道以外，民間和蒙古、西藏等邊陲地區並不知道，尤其是此璽繳獲自蒙古，對玉璽真實性始終完全不知的蒙古人，一直十分看重此玉璽的地位與作用。與其將玉璽銷燬，還不如重製玉璽，將其用作對蒙古等邊陲地區的宣傳用具。也就是說，乾隆皇帝已經意識到缺乏玉璽對於宣揚王朝正統的確是很不方便，因為即使大清朝的歷代皇帝勵精圖治，還是會招致大量的指責與不滿，說什麼滿清是蠻夷了，清取代明是來路不正了，等等，乾隆皇帝考慮再三，最終還是選擇重製玉璽。



宣揚自身的正統性是歷代王朝最看重的一點，而宣揚正統的標誌之一就是擁有象徵天命的“傳國玉璽”。清取代明是歷史的發展和選擇，本無所謂正統非正統之分，但由於清朝乃異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王朝，因此民間始終存在著對其正統性的質疑，乾隆的毀璽與造璽，無一不是從正統出發而做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