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身居江湖而心憂廟堂的范仲淹離開了這個世界。
那一年，蜀中有父子三人赴京趕考。
那一年，一名三十七歲的中年男子開始在汴梁城中，開席講《易》。
那一年，寫“愛蓮說”的周敦頤的兩名弟子也來到了汴梁。
那一年，王安石正在常州擔任知州，看到了王朝的諸多弊端，卻苦無人手相助。
那一年，大宋王朝似乎是走到了盛世的頂點，在位的官家，正是可以被稱為千古第一仁君，死後廟號被冠為“仁”字的宋仁宗。
那一年，科舉開考。
那一年，北宋嘉佑二年。
科舉制從隋始而至清末終，基本上是每四年一次，間或有加恩試，若有戰亂等非人力可抗因素除外，每次錄取數百人數不等。中進士者，則由民身晉為官身，由濁流升為清流，由寒門變為高第，為歷代統治者最愛，乃是調節社會矛盾，打破階級壁壘的良藥利器。我沒有考證過自有科舉制度以來，共有多少次科考，也沒有考證過共有多少人魚躍龍門，由白身而朱紫，但北宋嘉佑二年的這一屆進士榜，卻絕對值得濃墨重書。
北宋嘉佑二年龍虎榜，之所以號稱為千年科舉制最閃耀的一榜，是因為其對後世的影響，橫跨了文學、思想、政治乃至軍事多個領域。其將北宋文化的繁華推向了巔峰，卻又埋下了北宋覆亡的根基。乃至深深影響了後世中華文明的發展基調，更有人嘆出“崖山之後無中華，明亡之後無華夏”之語。
我們先來看看這一年科考的主考官——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醉翁之意不在酒”說的就是他了。當其時，朝廷科舉最流行的應試文章被稱為“太學體”。什麼叫做太學體呢？估計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們從小學到大學，學了無數篇讓人頭疼不已的古文，有騷、有賦、有策、有論、有詩、有詞、有曲、有散文，卻惟獨沒有太學體。為什麼呢？因為太學體實在是太坑爹了，我們現在看古文感覺頭疼，可太學體坑爹到連古人都覺得頭疼。寫太學體的要旨在於“險、澀、奇、怪”。換句話說，寫得越好的太學體，越是沒有人能夠看得懂的。於是，歐陽修怒了，發起了古文運動，要求寫文章要向兩漢學，言以載物，文以飾言。可古文運動難以開展啊，因為關係到前途命運的科舉要的是太學體。終於，歐陽醉翁同學當上了嘉佑二年的科舉主考官，於是大筆一揮，所有太學體的考生，全部擢落，一個不取。於是，燦爛到讓人炫目的嘉佑二年龍虎榜新鮮出爐了。
讓我們看看究竟有哪些牛人在這一榜上出現。
蘇軾、蘇轍、張載、程顥、程頤、曾鞏、曾布、呂惠卿、章惇、王韶。
我總共列了十個人出來。因為這十個人，都或深或遠的對中華文明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我將其稱為“嘉佑十子”。這十個名字，有偶像級的，如蘇軾；也有讓人完全感到陌生的如呂惠卿，但倘若對中國政治歷史的影響，呂惠卿卻遠遠超過了蘇軾。他們之間，命運糾纏難休。嘉佑二年，他們成為同年，插花騎馬遊街賦詩共享瓊花盛宴；十年之後，他們相互廝殺折磨，致死方休。如果讓這十個人聚在一起，同唱一首“十年”，想必會非常精彩。
這十個人，有三人名列唐宋八大家，分別是“蘇軾、蘇轍、曾鞏”。
蘇軾、蘇轍，這兩兄弟，真的不想在這裡再描述了。唐宋八大家，這哥倆再加上他老爹，一門父子三人就佔了三個名額，你讓別的文人情何以堪。光是《六國論》，父子三人都各寫了一篇，真正是標題黨一派。特別是蘇軾，更是雄霸詞壇榜首千年不易，更留有東坡肘於後世，堪稱中華文化的偶像級人物。與他相比，曾鞏的知名度就低了很多。關於此次進士中榜，蘇軾與曾鞏卻有另一番趣談故事。曾鞏是歐陽修的學生，既然能名列唐宋八大家，其文筆水準想來亦是超凡脫俗的了。當歐陽修閱卷之時，讀到一篇絕妙好文，醉翁同志心想，能寫出如此好文的，定是愛徒曾鞏無疑，為了避免別人說他徇私舞弊，因此，不敢將此文點為魁首，僅列為第二。結果，蘇軾同學屈居第二卻是頂了曾鞏同學的黑鍋。
我們先將蘇曾二人的這段公案放下，他們此時都還年輕，就算到了未來，他倆的糾纏也很淺。而我此刻，有點迫不及待的想推出下面三個重量級的人物了“張載、程顥、程頤”。
他們是親戚，程顥、程頤是兄弟倆，張載是表叔。他們卻都是最具代表性的儒學思想家，甚至可以被後世讀書人尊為準聖賢的人物。從他們以後，儒學被劃了一道深深的紅線，走向了另外一個方向。
就我個人感情來說，我是極其喜歡甚至於仰慕張載的，而對於程顥、程頤，我卻是非常乃至於極度痛恨。“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些讓真儒變為腐儒的話，就是由他倆開始說出來的。沒錯，中華文化中不得不提，卻爭議巨大的“程朱理學”中的“程”說的就是他倆了。
他們三人雖然是親戚，但張載和程顥、程頤兩兄弟的思想體系完全不同。
張載，北宋思想家、教育家，號橫渠先生。他所創立的氣學，有著深刻的二元辯證思想，對《易》的理解非常深入，嘉佑二年，於汴梁城中開席講《易》的就是他。可惜他死得太早，死後門人學徒均投入了二程的門下，氣學就此失去真傳，變成了理學的一個分支。其實完全不然，氣學和理學可謂兩種完全不同的哲學體系，理學更偏向唯心主義而氣學更偏向辯證唯物主義。氣學的“氣”，倘若用現代漢語來註釋，當是“物質”。氣學，也就是物質學。
我之所以仰慕張載，因為張載用四句話，說出了儒學的真諦，那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振聾發聵的四句話，正是流傳千古的橫渠四句，為後世無數心繫生民的真儒們所推崇，所引用。張載，真正的大儒宗師。在北宋那個“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的時代，張載賦予了儒學新的生命和活力，倘若氣學能夠流傳下去，必將突破儒學在故舊紙堆裡尋找先哲隻言片語的窠臼，從而推動中華文明走向另外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可惜，倘若僅僅只是倘若而已。
張載並非僅僅只是一名簡單的思想家，其軍事政治才能亦在當世難有匹敵。北宋名將种師道就是他的弟子。倘若想了解張載更多的事蹟，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呵呵。
關於二程，程顥和程頤的事蹟，因為個人好惡的原因，在此也不想多提了，大家也可以百度。關於他倆有個成語叫“程門立雪”，說的就是在他倆家門口罰站的故事。但若說對中華思想的影響力，不得不承認，二程遠遠超過了張載。程朱理學在南宋朱熹同學的努力下，形成了一個完善的思想體系，併為明清兩代的統治階級採用。理學以超高的道德標準要求所有人，所謂的“禮教吃人”，正是由理學開始。人非聖賢，當無法達到理學的道德標準，卻又不敢說出來時，自然也就只能成為偽君子。可以說，理學最大的作用，就是為社會培育了無數的偽君子。
所以，南宋滅亡時，數千士大夫爭相蹈海而亡；而明滅時，卻不見理學家們為江山社稷殉葬，反而轉頭緊緊抱住了滿清的大腿。
講完三名思想界的大宗師，讓我們在來看看後面三位人物吧：呂惠卿、曾布、章惇。
呂惠卿，福建泉州人。曾布，江西南豐人。章惇，福建浦城人。我們可以將這三位稱為改革家，因為他們都曾是王安石熙寧變法時手下的得力干將，堪稱安石門下三走狗，也因此，三人都很榮幸的同列為《宋史》奸臣列傳。名列奸臣列傳的不一定是奸臣，就好比婊子也可以立牌坊，學雷鋒的不一定就是雷鋒。然而三人在仕途上，卻遠遠得意過嘉佑二年龍虎榜的其餘人等。此三人都或先或後的位列宰執之位，對於三個南方人來說，這是很了不得的成就。要知道，北宋太祖曾於禁中刻石留言：“後世子孫無用南士作相、內臣主兵”。不得不說太祖此言很有先見之明，當徽宗當朝之時，蔡京（福建人）為相，童貫（唯一被封王爵的宦官）為帥時，北宋也就滅亡了。（競猜：唯一當了皇帝的宦官是誰？呵呵~）
宋朝是“君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政治體系。北方計程車大夫，是傳統的大士族，以經營土地為業，而南方計程車大夫，是中小士族，以土地兼經商為業。以現在流行的階級劃分法，北方的大士族，代表的是大地主的利益，南方的中小士族，代表的是中小地主兼手工業者和工商業的利益。在南方，資本主義的萌芽已經出現。
我們常說，治亂迴圈，300年一個王朝。其深層次的原因就是因為土地的兼併。在王朝早期，人少而地多，中國人都勤勞肯幹，故只要不遇到一個千古昏君，幾乎歷朝歷代都會出現盛世。而隨著社會發展，則人多地少而土地兼併日益嚴重，這就是王安石熙寧變法的背景。
正所謂屁股決定腦袋，王安石的熙寧變法觸動的是北方大士族的利益，於是，司馬光為代表的北方政治集團就和王安石幹上了。王安石在傳統的政治集團中找不到援手，不得不從南方中小士族中尋求幫助，於是，呂惠卿、曾布、章惇成為“倖進”之徒，成為了王安石門下走狗，宋朝的政治也就正式進入了“黨爭”政治。新黨和舊黨全面開火。
呂惠卿、曾布、章惇、王韶、曾鞏屬於新黨，蘇軾、蘇轍、張載、程頤、程顥屬於舊黨。先是新舊兩黨互相攻訐，而後，新黨為了實現自我的政治抱負，將舊黨驅逐出朝堂，貶斥於外。也因此，“嘉佑十子”中的舊黨，多長於“文學和思想”，而“嘉佑十子”中的新黨更擅於政治。
其實，並非新黨都是小人，而舊黨皆是君子。僅僅是屁股決定腦袋而已。倘若後來修《宋史》的不是舊黨而是新黨的話，只怕舊黨諸人俱會被列為《庸臣錄》。
但是，話又說回來，呂惠卿，新黨的第一干將，王安石同學的頭號打手人品確實非常有問題。首先，私德有虧；呂惠卿同學治家不嚴、貪腐有道。其次，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並且在變法中期對王安石落井下石，意圖取安石而代之，以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王安石變法，可以說成也呂惠卿，敗也呂惠卿。呂惠卿個人的才華、乃至政治智慧、施政手腕都是非常高超的，所以，在呂惠卿的強力推動下，新法能夠持續推廣開來，以至於大宋的國庫終於扭虧為盈，國力強盛，方才有後面王韶對西夏的熙河大捷，拓地數千裡。而後，由於呂惠卿於變法的具體實施過程中，任用小人，讓許多利民之舉變為了殘民之暴，也直接給了舊黨攻訐新法的藉口，讓新法終於功虧一簣。
曾布是第一個看穿呂惠卿私德有虧的，於是，在關於《市易法》的調查中，曾布和呂惠卿分道揚鑣，卻為王安石所誤會，被貶斥出外。
章惇是個奇人，嘉佑二年中了進士，卻因為不滿自己僅為二甲，而其侄兒章衡同在嘉佑二年中取了狀元，於是，乾脆辭而不受，於嘉佑四年重考了一次進士，再次獲中，名列頭甲。現如今，大學重考的同學有很多，而進士重考的，我卻僅知有章惇一例，大概是因為我比較孤陋寡聞吧，故深感驚奇。章惇和蘇軾在青年時期即為好友，章惇位列副相時，蘇軾因為反對變法被貶斥在外。那時，章惇還經常寫信安慰蘇軾。而等到舊黨復辟，章惇被貶時，蘇軾卻又上去了。章惇因此而和蘇軾絕交，估計是心理不平衡吧。終於，新黨又佔了上風，這次章惇下了狠手，將舊黨全部貶斥，而且全是蠻荒之地，蘇軾甚至於被貶到了惠州和海南。當然，相信惠州人民和海南人民是很感謝章惇為他們送來了蘇軾的。可以說，章惇和蘇軾的糾纏，是一生的，是至死方休的。更離奇的是，章惇的兒子還是蘇軾的學生。實在是難以理解這兩個男人之間的基情啊。
章惇和蘇軾之間還有一個小故事。有一次兩人一起旅行，到了黑水谷，那裡有一條深澗。深澗兩側絕壁萬仞，道路斷絕，下邊湍流翻滾，只有一條橫木為橋。章惇膽子大，要蘇軾走過去，到那邊的懸崖上題詞。蘇軾兩腿發軟，不敢過，章惇卻無動於衷地走過去，從容在石壁上寫下：“章惇蘇軾來遊”，完了又走回來。蘇軾拍章惇的肩膀說：“子厚（章惇字）必能殺人！”章惇問為什麼？蘇軾說：“連身家性命都不顧的人，還怕殺人嗎?”
最後咱們再來看看王韶。王韶最大的成就熙河大捷，可以說是北宋一朝最大的一次對外軍事作戰的勝利。做為一個文人軍帥，（范仲淹、韓琦、司馬光、文彥博等北宋名相都曾做為使相領兵在外）王韶可以說是最為成功的一位。取得了范仲淹等皆未能取得過的好成績。真可謂是謀必勝、攻必克。熙河之役，拓邊二千餘里，收復熙、河、洮、岷、疊、宕六州，恢復了安史之亂前由中原王朝控制這一地區的局面。收回被吐蕃侵略的二十萬平方公里故土，史稱：“宋幾振矣！”。由於熙河大捷的勝利，讓北宋重新佔據了對西夏積極進攻的有利態勢。王韶本想繼續宜將剩勇追窮寇，繼續蠶食甚至平滅西夏，只可惜，王安石被舊黨攻擊，不得不下臺，讓王韶失去了新黨的支援，也終於，北宋失去了最好的平滅西夏的機會。
終於介紹完了“嘉佑十子”，倘若對他們有興趣，可以都去百度一下。最後再總結一下，文學上，蘇軾、蘇轍、曾鞏之後，駢文開始退出了舞臺，取而代之的是散文大興。而蘇軾，更是獨領風騷千年，於文學上，立下了一座幾乎無法超越的豐碑。思想上，張載、二程對中華哲學史做出了無法磨滅的貢獻。而程朱理學，更是決定了中華文明的走向。個人認為，是中華文明近代走向衰敗的罪魁禍首。政治上，變法雖然失敗了，可其畢竟是一次資產階級思想的首次萌動，只可惜，後面陷入了黨爭。北宋政治的君子之爭就此消失，僅剩下了黨爭政治。只求目的，不求手段，只看立場，不看對錯。而黨爭政治，正是北宋滅亡的真實原因。軍事上，王韶同學，您是我的偶像。
嘉佑二年，真是獨特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