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然在長平大戰一舉葬送精銳五十餘萬後，趙國依舊從汪洋血泊中再度艱難站起並漸漸恢復元氣。

假若趙孝成王之後的兩代國君依舊如趙惠文王、孝成王時期的清明政局，而能使廉頗歸趙，李牧、龐煖不死，司馬尚不走，秦趙對抗結局如何，亦未可知也。

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開始，到趙國滅亡的近百年間，趙國始終都是山東六國的巍巍屏障。在與秦國對抗的歷史中，趙國獨對秦軍作長期奮爭。縱然在長平大戰一舉葬送精銳五十餘萬後，趙國依舊從汪洋血泊中再度艱難站起並漸漸恢復元氣。此後形勢大變，山東五國懾於秦軍威勢，再也不敢以趙國為軸心發動具有真正實力攻擊性的合縱抗秦，反倒漸漸疏遠了趙國。趙國為了聯結抗秦陣線，多次以割地為條件與五國結盟，卻都是形聚而神散，終致幾次小合縱都是不堪秦軍一擊。當此之時，趙國依舊堅韌頑強地獨抗秦軍，即或是孝成王之後的趙悼襄王初期，李牧依然能兩次大勝秦軍。應該說，趙國的器局眼光遠超山東五國，是山東戰國中唯一與秦國一樣具有天下之心的超強大國。

巍巍強趙呼啦啦崩塌，其間隱藏的種種奧秘令後人嗟嘆不已。

六國之亡，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重大的時代分水嶺。

其間原因，歷代多有探討。西漢賈誼的《過秦論》，將六國滅亡及秦帝國滅亡之因，歸結為“攻守之勢異也”。唐人杜牧的《阿房宮賦》則雲：“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北宋蘇洵的《六國論》又是另一說法：“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蘇洵兒子蘇轍的《六國論》，則將六國之亡歸於戰略失誤，認為六國為爭小利互相殘殺，致使秦國奪取韓魏佔據中原腹心，使六國沒有抗秦根基而滅亡。清人李楨的《六國論》，又將六國之亡歸結為不堅持蘇秦開創的合縱抗秦之道。

趙人之族性傳統，是“勇而氣躁，烈而尚亂”。

趙人族性根基與秦人同，歷史結局卻不同。

秦趙族性之要害，是“尚亂”二字。何謂亂？《史記·趙世家》所記載的韓厥說屠岸賈之言，做了最明確界定。韓厥雲：“妄誅，謂之亂。”在古典政治中，這是對“亂”之於政治的最精闢解釋。也就是說，妄殺便是亂。何謂妄殺？其一，不報國君而擅自殺戮政敵；其二，不依法度而以私刑復仇。

依其族源，秦趙同根，族性同一。在春秋之世至戰國前期，也恰恰是這兩個邦國，有著驚人的相似：廟堂多亂政殺戮，庶民則私鬥成風。然則，在歷史的發展中，秦部族卻因經歷了亙古未有的一次重大事變而革除了部族痼疾，再生出一種新的國風，從而在很長時期內成功避免了與趙國如出一轍的亂政危局。

商鞅變法

這個重大事變，便是商鞅變法。歷史地看，商鞅變法對於秦國具有真正的再造意義——沒有商鞅這種鐵腕政治家的戰時法治，以及推行法治的堅定果敢，便不能強力扭轉秦部族的烈亂秉性。事實上，秦國在秦獻公之前，其政變兵變之頻繁絲毫不亞於趙國，其庶民私鬥擅殺風習之濃烈，更是遠超趙國而成天下之最。唯橫空出世的商鞅變法，使秦部族在重刑威懾與激賞獎勵之下洗心革面，最終凝聚成使天下瞠目結舌的可怕力量。始皇帝之後，秦部族又突兀陷入亂政濫殺，最後一次暴露出秦部族的烈亂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