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事件發生在1940年的真實事件，當時納粹德國入侵波蘭，但同時蘇聯紅軍也大舉進入波蘭領土——雖然後者並未正式宣戰，但還是輕而易舉的佔領了波蘭東部的大半江山——波軍的主力都被希特勒的軍隊分割包圍了——納粹旋即宣佈波蘭西部成為受德國管轄的總督區，而蘇聯也悶聲不響的將波蘭東部劃入了蘇維埃的紅色版圖。此時最莫名其妙的顯然就是波蘭人了，他們誰也不知道紅軍的到來意味著什麼。納粹起碼大張旗鼓的宣稱佔領了波蘭，而紅軍既不說佔領也不說不佔領，而是搖身一變以“波蘭解放者”的身份“親善”起波蘭人民來。
更摸不著頭腦的則是波蘭軍官了，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在抵擋不住來自納粹的鋼鐵洪流時理所當然的向東部退去——有著“解放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理念的紅軍顯然成為了波蘭軍官們的救命稻草，但是當他們看到紅軍坦克不由分說的開進自己國土並與納粹軍隊達成心照不宣的勢力瓜分後，他們也只能揣著一顆“窪涼窪涼”的心繳槍投降，做了紅軍的俘虜。 俘虜中約有25700餘名軍官成為紅軍的燙手山芋，其實這些人最初還是想著能與紅軍並肩作戰收復國土的，但斯大林沒給他們機會——在關押幾個月後，紅軍（內務部隊）將這批波蘭軍官秘密處決於卡廷森林，然後對外宣稱系納粹所為。後來沒多久蘇德戰爭爆發，然後紅軍的勢力又席捲東歐，成為蘇聯衛星國的波蘭有心無膽，便跟蘇聯主子一起將這場謊言掩蓋了幾十年。
瓦依達的《卡廷慘案》便是一部力圖全景、立體式的重現這一歷史事件的影片，全片並沒有絕對意義上的中心人物，通片看下來倒是頗似某些後現代導演“敘事不敘人”的手法。而為了儘量多角度、全方位的展現這一事件給波蘭人民造成的傷害，瓦依達特意選取了數個波蘭家庭為代表，每個家庭都因卡廷慘案而發生了一段故事，然後以時間線索貫穿起來（當然也有插敘、倒敘，但主幹敘事線索還是基於線性時間流的）——這就很像現代西方美術中的立體派：將不同狀態及不同視點所觀察到的物件集中的表現於單一的作品中，從而造成了一個總體經驗的效果——如果要拿一幅美術作品來表達《卡廷慘案》的觀後感，畢加索那幅《格爾尼卡》顯然是最合適的（儘管畫作控訴的是納粹，電影聲討的是紅軍，但兩者的精神實質無異）。 瓦依達並沒有將卡廷慘案受害人的經歷一五一十的復現在大銀幕上，而是透過他們的家信將其串珠式的逐一片斷串聯，並在此程序中大踏步的表現了歷史的演進——瓦依達也採取了字幕、紀錄片等被稱為“時間的印模”而在塔科夫斯基作品中經常使用的手段，重點表現了慘案發生後，波蘭人民對其無奈的抗爭。在武裝到牙齒的蘇聯紅軍面前，那批手無寸鐵的軍官是孱弱的，但這種孱弱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事隔多年之後他們的家人、朋友、情人仍要對面對仇人強顏歡笑。所以瓦依達沒有將鏡頭侷限於受害者本身，而是把這一事件之於波蘭社會的影響抽絲剝繭的剝離出來——鐵幕下的波蘭看似平靜如水，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中鶯歌燕舞，實則內心不斷的湧出汩汩鮮血，做了幾十年親者痛、仇者快的籬下噩夢。
肉體被消滅了，但心靈並沒有死亡。那些死難將士的忠魂透過他們的子孫血脈延續著——從這個意義上講，紅軍大規模逮捕軍官家屬並集中處決的行動堪稱釜底抽薪之舉，看來蘇維埃也是知道害怕的，所以才有了斬草除根的想法。當然，自古以來滅族之舉就不可能成功（塔斯馬尼亞人算是極端特例了），將士們的後代必然要求討還公道。時間過去了，創傷依舊沒有抹平，瓦依達《卡廷慘案》的絕大部分篇幅都在立體式的展現著這種平靜背後的思潮翻滾——就像化學實驗課上被投入鈉元素的水，雖然杯蓋捂得嚴嚴實實，但內裡卻已是翻雲覆雨。《卡廷慘案》顯然是站在波蘭人的角度看待這段歷史的，片中的卡廷慘案其實只是一個象徵，代表著弱小的波蘭在強權重壓下的苦難歷程。不過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看，《卡廷慘案》還是比較客觀的，瓦依達並沒有美化納粹，在片中他們還是蠻橫、粗暴、關閉學校、將波蘭人民抓進集中營的暴徒，但問題是紅軍也不是好鳥，波蘭人民只得擠在兩大強權的夾縫裡喘息，這一點從影片一開始瓦依達匠心獨運的那個場景中就表露無疑：一群波蘭難民擁擠在大橋上希望往東逃遁，然而橋那端過來的難民告訴他們紅軍的坦克也過來了，於是難民們只好原地不動呆在那裡，軍隊則繳械投降……不過這也提醒我們對一段歷史的記憶：在蘇德戰爭爆發以前，蘇聯是納粹的盟國，當時兩國簽有《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所以，從法律意義上說，蘇聯人是納粹的親密盟友，整個軸心國都是與蘇聯站在一邊的——再提醒一下，當時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已經進行了兩年多，幫助國民政府抵抗日軍的軍事顧問卻大多是希特勒派來的（國軍中還編制有大量的德械師），而蘇聯卻在跟日本人做買賣、瓜分東北，並且不乏一兵一卒，保持著蘇聯與偽“滿洲國”的冷和平（據說張學良之所以採取不抵抗政策也並不僅僅因為忌憚日本，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此之前奉軍曾跟蘇聯紅軍打過好幾仗，結果損兵折將，少帥由此顧忌蘇聯紅軍的背後偷襲，便一槍不放撤回關內）。
從此以後，那種被擠壓的受難形象便成了《卡廷森林》中的波蘭人民群像。他們無處可去，只能手足無措的充當兩個帝國的戰時玩物。在許多時候，波蘭人民都得同時面對兩個主子。譬如當騎兵隊長的妻子申請出境簽證時，饒有趣味的一幕出現了：並肩坐在審批席上的是一名黨衛軍官和一名紅軍（內務）軍官，那位紅軍軍官粗暴的拒絕了隊長妻子的請求，反倒是黨衛軍官好心好意的告訴她可以換條路徑繞道出國——當然，基於全片的反蘇基調，《卡廷森林》中的這種細節處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不違背大的歷史真實。 而那位波蘭軍官的遺腹子則成了強權政治下的犧牲品，這位小夥品學兼優、英俊開朗，只是不願在報考美術學院的政審表上弄虛作假——他在父親死因一欄裡寫的是“在卡廷被紅軍槍殺”，好心的教務處老師提醒他不要與政策對著幹，但年輕氣盛的他一時義憤，跑到街上撕碎了蘇聯紅軍的宣傳畫，便被軍警追捕，最終命喪車輪——片中在他躲避追捕時曾被一位少女搭救，兩人的傾情一吻也成為片中鳳毛麟角的愛情戲份，可嘆兩人還約定次日電影院見面，只是這少年再也無緣赴約了……
另一位代表人物則是投筆從戎的飛機工程師的妹妹，這位堅毅剛強的女子曾經參加過華沙大起義，是地下抵抗組織的中堅分子，在長期的對德鬥爭中養成了堅貞不屈的性格，所以當她得知哥哥慘遭屠戮的真相後，她立即賣掉了自己一頭金黃色的長髮，湊錢讓石匠秘密打製了哥哥的墓碑，上面堂而皇之的刻著“1940死於卡廷”——這個日期至關重要，因為此時納粹根本還沒打進蘇聯。墓碑還沒立起來，蘇聯軍警就已尾隨而至，女子隨即被捕，而墓碑也被搗毀在地…… 第三位典型形象則是卡廷慘案的倖存者，這位昔日的中尉因為別人穿著自己的衣服而倖免於難，逃過一劫的他在戰爭中獲得晉升，二戰結束後已是人人敬仰的少校軍官，然而少校不得不跟當權者一起粉飾著那場屠殺的謊言，始終忍受著內心的煎熬。終於，在一次酒後吐真言的發洩後，自知時日無多的他飲彈自盡，而呼嘯而來的吉普車很快收走了屍體，血跡也立即被沖刷乾淨……
《卡廷慘案》就這樣始終在陰冷、壓抑、憂鬱的影像下行進著，全片自始至終看不到一縷陽光，沒有一絲綠色——滿眼盡是慘淡的灰、白、黑，而寒冷的天氣也從未暖和過，正是在這樣的影像風格中，瓦依達成功的塑造了一組因卡廷慘案而引發的波蘭人民的受難者群像。 《鬼子來了》裡的瘋老頭魚兒她爹在馬大山跟村裡人商討日本俘虜的處理方式時，突然橫空出世大吼一聲：“我一手一個掐巴死倆，刨坑埋咯……”此語一出，立即激發了馬大山的靈感，雖然最後並未實施，但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卻深入人心：簡單有效、成本低、操作性強——顯然，斯大林跟魚兒她爹心有靈犀，在把25，700名波蘭軍官關押數月後，蘇維埃政府將他們悉數運至卡廷森林，挨個槍斃後刨坑埋了個嚴實。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紅軍屠殺波蘭軍官並不是無緣無故的，在列寧領著布林什維克拉桿子的時候，波蘭就曾經趁火打劫，跟著英法干涉軍搶佔了蘇維埃的大片領土，而且燒殺搶掠無惡不作——《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裡面就有對波蘭白軍暴行的細緻描寫，所以坦率的說，紅軍在卡廷處決的那批軍官很多都沾著蘇維埃的血。不過歷史問題是無法追溯的，波蘭人會說，他們佔領的蘇維埃領土本來就是沙俄搶走的——歷史上沙俄曾先後三次瓜分波蘭，然後蘇聯（俄羅斯）人又會說這是波蘭人夥同立陶宛貴族一起搶佔的……民族、領土這些概念本就是在歷史中形成的，一定要完完全全的徹底撇清楚其實是不可能的任務。所以，我們只能就事論事：在卡廷慘案這樁事件中，蘇聯政府是應該被牢牢的釘在恥辱柱上的。
瓦依達在《卡廷慘案》中也並不是完全將紅軍定義成了反角——曾有一位紅軍軍官掩護了騎兵隊長妻女的潛逃，但是此人似乎也是個波蘭公民——在那個年代，蘇聯人跟波蘭人其實界限相當模糊，紅軍中有不少都是波蘭人，例如大名鼎鼎的蘇聯元帥羅科索夫斯基就是波蘭人，他甚至先後擔任過波蘭國防部長和蘇聯國防部副部長的職務。而瓦依達的刀鋒也並未簡單的指向暴虐無道的蘇聯政府，而是深入的剖析到了波蘭民族的靈魂深處。 首先是宗教。在普遍信仰東正教的斯拉夫人中，波蘭是罕見的信仰天主教的國家（天主教徒佔到其人口總數的90%以上），這可能也是蘇波之間老是貌合神離的原因之一。而《卡廷森林》中天主教的符號也隨處可見：戰場上為陣亡士兵祝禱的牧師；臨刑前唸誦《聖經》的波蘭軍官；秘密為波蘭人傳遞信件的神職人員……在由卡廷慘案所引發的一系列受難故事中，瓦依達不惜筆墨的用宗教來作波蘭人心中最後的撫慰。特別是戰爭爆發時耶穌受難像被包裹在一件裹屍布裡的鏡頭更是寓意深刻：一來映照了宗教典故，二來也是象徵著守護波蘭的“全能的主”的淪陷……顯然，在經歷了歷史的風風雨雨後，天主教重新成為波蘭人關照那段血淚史的最後的精神家園，瓦依達在電影中也有意無意的運用著這一元素。
其次便是對民族性的反思。片中有段有趣的對話，當白髮男老師跟抽菸的教務處女老師說：“或許波蘭自由了就可以真相大白了”時，那位女老師吐出一口菸圈，然後斬釘截鐵的說：“波蘭永遠不會自由。”誠哉斯言！一個弱小的民族是從來就沒有自由可言的，在“叢林法則”適用的人類社會里，只有自身實力的強大才能贏得別人的尊重——還是那句話，落後就意味著捱打。 當然，歷史問題是複雜的，正如前文所述，卡廷慘案系由蘇維埃政府一手炮製，但其根源卻是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想想耶路撒冷吧，官司都打到《聖經》那裡去了）。我們只能、也必須要就事論事的評判每一個歷史事件的是非對錯，而在整體的價值評判上，我是認同瓦依達的《卡廷慘案》的。
年輕氣盛的女游擊隊員曾經痛斥她的姐妹：“入黨啊，入黨了你就有權力了！”“起碼我不會選擇兇手”，然而她的姐妹（那位抽菸的教務處老師）則老謀深算的告訴她：“不要意氣用事，好好的生活，為波蘭多生幾個孩子”——兩種人生觀，一個寧為玉碎，一個願做瓦全，孰是孰非，恐怕難下定論：前者看似慷慨赴死，大義凜然，但若都做此念想，恐怕波蘭民族早已被消滅殆盡了；後者看似苟且偷生，卑微低下，但卻是弱者求生存的不二法門。 不管怎麼說，這段歷史事件算是大白於天下了。毛主席說過：“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該剝去。” 不過在我的記憶中，蘇聯入侵波蘭的歷史是國內的教科書上看不到的。 想一想我們身邊，還有多少個被掩埋在虛偽謊言之下的卡廷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