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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區的減租減息運動,是在原清河區、冀魯邊區開展減租減息運動的基礎上繼續深入進行的。自1942年夏以來,根據中共中央和山東分局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指示,清河區和冀魯邊區推行了合理負擔政策,在一些比較鞏固的根據地實行了減租減息和僱工增資。但是,由於當時日偽軍對根據地反覆進行“掃蕩”、“蠶食”、封鎖,環境極其艱難,各級領導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反“掃蕩”、反“蠶食”上,因而這項工作開展得比較遲緩,不夠深入,沒有形成普遍的群眾性的運動。

1944年6月,渤海區黨委根據中共山東分局“七、八、九、十月的中心工作是,實行普遍減租減息,老區要消滅空白村,消滅明減暗不減的現象”的指示,發出《關於徹底完成查減工作、組織群眾大多數的指示》,要求各地抓住時機,在各根據地深入地開展減租減息運動,建立基本群眾的優勢,積蓄力量,為反攻打下基礎。此後,各地廣泛深入地開展了減租減息運動。首先,各級黨委組織幹部學習中央和山東分局、區黨委有關減租減息的方針、政策,檢查過去的“雙減”工作,進行調查研究,摸清情況,進一步增強群眾觀念,提高搞好減租減息工作的自覺性。

然後,組織工作隊深入農村,向黨支部、黨員和群眾宣傳黨的減租減息政策,進行“勞動創造世界”、“共產黨領導我們打天下,農救會領導我們鬧翻身”、“群眾當家作主”等思想教育和“誰養活誰”的討論,提高群眾的覺悟,打消群眾的顧慮,使之積極投入到減租減息運動中去。同時向地主講解黨的減租減息政策,歡迎他們主動減租。在此基礎上,發動群眾清算地主以地租、高利貸等手段對農民的殘酷剝削,鬥爭惡霸地主、漢奸。透過清算、鬥爭,廣大農民伸了冤,提高了階級覺悟和當家作主的思想。

各地在減租減息中,認真貫徹山東省戰時行政委員會《關於具體執行“八、十”訓令的決定》,嚴格執行黨的政策。一方面實行減租減息,減輕地主的封建剝削,保證農民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改善農民的生活,提高農民生產和抗日的積極性;一方面實行交租交息,使地主也有一定的經濟地位,保障地主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以聯合地主階級一致抗日。

只是對極少數不改悔的惡霸地主、漢奸,才採取消滅其封建剝削的政策。減租標準,按照抗戰前的租額減少25%,游擊區酌量少減;中農、貧苦抗屬和孤寡戶因無勞力而出租土地的,少減或不減;減租後主佃雙方訂立3至5年的租約,租期未滿地主不得無故撤租。減息的辦法是規定年利率一般為1分(即1/10),最高不得超過1分半。取締各種形式的高利貸。僱工增資標準,按抗戰前工價折糧,以戰前工資所能買糧數增加20%,成年男工年工資以折糧300公斤為最低標準,增資後折糧為500公斤;增資均從當年增起,一般不追算往年老帳。

經過半年多深入的工作全區減租減息運動取得了顯著成績,根據地農村發生了很大變化。在經濟上,地主的封建剝削有所削弱,農民得到了經濟實惠,改善了生活。農村階級關係出現了新的變化,地主的戶數、土地減少了,中農的戶數和土地有了較大增加,其中多數是經過減租減息由貧農升上來的,僱農的戶數大大減少。在政治上,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開始動搖,以貧僱農為主體的基本群眾的優勢初步樹立起來。而且結合減租減息,整頓黨的基層組織、村政權和工、農、青、婦、民兵、自衛團等群眾組織,調整領導成員,提高了黨的戰鬥力,密切了黨群關係,推動了生產,鞏固了根據地。

廣大貧苦農民經過減租減息提高了階級覺悟,增強了民主平等觀念和反封建剝削的意識,加深了對共產黨、八路軍的感情。運動中湧現出一批積極分子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領導群眾民主選舉村幹部,實行民主政治,奪回了一些被地主控制的村政權。翻身農民踴躍參加民兵、自衛團和農救會、青救會、婦救會等群眾組織。農村風氣大為好轉,乞討、偷盜、賭博、迷信等現象和道會門的活動大大減少。廣大農村出現了參軍、參戰,武裝保衛家鄉和擁軍優抗熱潮。

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削弱,導致了農村生產力的解放和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為開展大生產運動創造了條件。為了克服渤海區根據地的經濟困難,堅持抗戰又不過於加重人民的負擔,開展大生產運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渤海區黨委借鑑延安大生產運動的經驗,決定在全區開展大生產運動,以增強根據地的經濟實力,堅持長期抗戰。總的方針是:以農業生產為主,以家庭手工業和副業為輔,實行按家計劃,勞動互助,個人與集體結合,幹部與群眾共同生產。要求各級黨組織和抗日民主政府,把大生產運動當成中心工作來抓,領導幹部要走出機關,到生產第一線領導和參加生產。要幫助群眾制訂生產計劃,解決生產資金、種子等實際問題。

按照區黨委的部署,各地適時召開幹部、群眾大會,廣泛宣傳發動,制訂計劃,落實措施,掀起了大生產運動高潮。在大生產運動中,各地認真抓好“組織起來”這個農村發展生產的中心環節,按照自願互利的原則,組織互助組、變工隊、合作社,把一切勞動力、半勞動力,特別是婦女都組織起來,充分利用耕畜、農具、變工互助,提高勞動效率,發展生產。廣北縣政府召開縣、區幹部會議,傳達學習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併成立生產委員會指導開展大生產運動。後又成立“廣興布店”(紡織合作社),組織廣大群眾進行紡織生產。截止1944年月底,全渤海區組織起來的勞動力達70%。僅合作社就建立了75個,入社人數2.4萬,入社資金1301萬元(此為北海銀行“渤海”幣。北海銀行鈔票,當時由山東省各戰略區發行,上面印有各區名稱。因市場流通比價不同,流通範圍一般不超越本戰略區,或按比價流通使用。下同)。

到1945年,互助合作有了更大的發展。群眾性的互助合作組織,對發展生產起了重大作用,它彌補了小生產者勞力、技術、耕畜和生產工具的不足,培養了農民的集體精神,依靠集體力量克服困難,發展生產,而且騰出一些人力從事於工業和副業生產。有些地方還組織代耕隊,幫助抗屬和無生產力的貧困戶耕種。不少機關工作人員組成生產隊,幫助群眾生產。如長山縣委、各救會、郵局組成1個生產隊,幫助3個村的抗屬和18個貧困戶及時把肥料運到地裡。透過開展大生產運動,渤海區的糧食、棉花、油料有了較大增產,家庭副業增長幅度也較大,廣大群眾開辦了榨油、葦編、條編、捲菸、織布、掃硝等副業生產專案,生活水平明顯提高,且能大量輸出棉花、油料、紡織品等。

為了減輕群眾負擔,改善部隊生活,渤海軍區部隊也開展了大生產運動。1944年2月,軍區召開生產節約動員大會,號召各部隊努力生產,處處節約。還制訂了生產節約計劃,力爭全年生產節約的價值達到總經費的1/60全區部隊開荒7000畝,擴建兵工廠、被服廠等,使部分日用品達到基本自給。並規定軍區直屬單位和四分割槽每人開荒3至4畝,後勤和教導營種地600畝,直屬團和四分割槽各種地2000至2500畝,五分割槽種地2000畝。完成糧食產量17.5萬公斤,蔬菜20萬公斤,豬2000頭,羊400只,貿易營利100萬元。

為鼓勵生產,制訂了“公私兼顧”、“二八分紅”的獎勵政策。各級首長,如軍區司令員楊國夫、政委景曉村、參謀長袁也烈、政治部主任周貫五等除親自動員、領導生產外,還帶頭開荒種地,直接參加生產。經過全體指戰員的努力,大生產運動取得了很大成績,圓滿完成了生產計劃。三分割槽和直屬隊生產獲利400萬元,直屬隊開荒墾地600畝,種熟地70畝,收穫大豆7560公斤、南瓜675公斤、豆角500公斤,養雞93只,養豬6頭。

同時,渤海軍區的軍需生產也得到迅速發展。渤海軍區的後勤工廠、醫院大多駐在墾區根據地。在大生產運動的推動下,兵工廠(駐楊家村)從改造子彈、修理軍械發展到製造子彈、炮彈、步槍、機槍、迫擊炮;被服廠(駐八里莊)、酒廠(駐二十一戶)、造紙廠(駐朱家屋子)、印鈔廠都得到較快發展,裝置和生產條件不斷改善。軍區後方醫院(駐小口子一帶)的醫療技術不斷提高。到抗戰勝利前夕,渤海軍區及各軍分割槽共建被服廠、鞋廠、毛巾廠等軍需工廠15個,擁有職工1860名,縫機210臺,主要生產被服、鞋襪、毛巾等產品。各廠以老工人和技術人員為骨幹,持續開展勞動競賽,努力提高產量和質量,保障了部隊的供給。1944年7月下旬,王道部隊反正後急需換裝參加歡迎大會,軍區被服廠突擊生產,在大會前及時將2600多套軍裝送到該部,使該部官兵脫下破舊的偽軍軍衣,換上嶄新的八路軍軍裝,興高采烈地參加歡迎大會。

正當全區軍民熱火朝天地開展大生產運動,各種農作物豐收在望之時,1945年夏初,渤海區發生了空前的蝗蟲災害,受災面積約430萬畝。沾化、博興、廣饒、壽光、昌邑、濰縣等縣受災最重。蝗群飛似狂風,集結如雲,遮天蔽日,日月元光,所到之處,大片農作物傾刻一掃而光。面對嚴重的蝗災,全區黨政軍民緊急動員,掀起了一場滅蝗大戰。行署成立了撲蝗指揮部,下設6個指揮區,發動黨政軍群機關幹部、學校師生和群眾36萬人一齊上陣,奮戰50多天,挖撲蝗斷溝1000餘公里,消滅蝗蝻57萬公斤。在墾利一帶,一週內挖撲蝗斷溝500多公里,撲蝗面積20多萬畝,消滅蝗蝻30多萬公斤。經過全區軍民的奮戰,終於戰勝了這場百年不遇的特大蝗災,奪得了農業豐收。

1945年4月,中共羊角溝市委和羊角溝市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丁採文任市委書記,李伯衡任市長。羊角溝市是渤海區解放並建立的第一座城市,直屬渤海區黨委、渤海區行署領導。羊角溝市位於小清河入海口處,有著發展工商貿易得天獨厚的條件。建市初期,市委、市政府對當地工商業者實行了關門和沒收其全部財產的錯誤政策,致使工商業者紛紛外逃,生產下降,市場蕭條,市民生活受到影響。區黨委及時發現這一情況後,改組了羊角溝市委、市府,由楊少心任市委書記兼市長,積極糾正前段工作中的錯誤政策,對過去被錯誤處理的工商業者逐個登門拜訪道歉,送還財產,請回開業。為儘快恢復當地的鹽業、漁業生產,市政府大力進行貸款扶持,調動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羊角溝市的工商貿易得到較快發展。

渤海區的大生產運動是根據地軍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一曲凱歌。它保證了全區軍民的物質生活需要,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為奪取抗戰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同時,積累了一些經濟建設的經驗,培養了一批經濟工作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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