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北京條約》的簽訂，中外交涉事務逐漸增多，大清國原來的“六部”架構已經不能適應外部交流的需要，急需成立一個新的機構來統率各部。要處理對外關係，他又不能不與洋人交往。要處理好對外關係，他覺得應該設立總理事務衙門。於是他上奏咸豐帝，說出了自己的設想，咸豐帝看了奏章。感到辦理和局，平衡與各國的關係，此事甚大，因而便同意了奕訢的奏請，並要他主持總理衙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之初，主要負責外交和商務。但是隨著外國與清政府接觸面的擴大，總理衙門逐漸承攬了財政、軍事、礦物、交通等方面的大權。成為管理和交涉對外一切事務的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對外交涉中，起初並無經驗。一位外國學者這樣評述：

1854年在大沽口的英軍戰船。

總理衙門在那時還沒有經驗，所以在一切國際問題上，從商議二個條約到解決一個土地糾紛，都常聽取在北京的總稅務司的意見，並要求他的幫助。[1]

因為毫無外交經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處理對外事務中的一個特點就是“遷就”，也就是對西方列強的索要多端妥協退讓。這樣的局面，讓主持總理衙門的奕訢憂心忡忡，百般無奈。

1857年英軍炮擊廣州

該怎麼解決這種尷尬的局面呢？奕訢認為，首要的任務是國家的自強。一些史學家認為，洋務運動是以奕訢上奏咸豐帝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開端的。但當時的總理衙門權力很小，前面說過，主要是負責外交和商務。這樣的職權範圍，奕訢很不甘心。後來，咸豐帝病死熱河，當時被咸豐帝封為“贊襄政務大臣”的肅順、載垣、端華等人輔佐咸豐帝年僅六歲的獨生子載淳繼承大統。在顧命大臣中，卻沒有奕訢的份兒。根據咸豐帝的安排，贊襄政務大臣將載淳繼位的次年定為“祺祥”年號，載淳稱為“同治皇帝”，其母葉赫那拉氏被尊為“聖母皇太后”，加“慈禧”徽號，咸豐帝的皇后被尊為“母后皇太后”，加“慈安”徽號。二人均不許過問朝政。這樣的安排，兩宮皇太后很不甘心，被排斥出局的奕訢更是不甘心。

本文根據《少年行》改寫

況且，被咸豐帝封為“贊襄政務大臣”的肅順、載垣、端華等人在咸豐帝去世後，很不把慈禧、慈安放在眼裡，處處掣肘，冷待，大有凌駕於同治之上的野心。這樣的局面，本來就有權利野心的慈禧當然不幹了，她怎能容忍肅順等人凌駕於自己之上。奕訢、慈禧、慈安悄悄地聯絡在一起了。於是他們開始了剷除肅順集團的行動，慈禧太后、恭親王奕忻成功攫取了大清的朝權。

[1]（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卷二，第390頁，（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 1978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