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80年，晉國大軍兵臨建業，吳主孫皓投降！魏蜀吳三國長達七十多年的混戰歷史終於落下了帷幕，西晉王朝終於完成了華夏一統的大業。但是，華夏大地在經歷瞭如此漫長的戰亂之後，西晉所面臨的是一個人口稀少、土地荒蕪的爛攤子，如何快速的恢復生產是擺在司馬氏皇族面前一個迫切的問題！

而西晉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主要手段，便是在土地制度上下功夫！

一、國家生產面臨的問題

魏蜀吳三國的長期混戰，使得當時華夏大地的總人口數銳減到了兩千萬人左右，不足兩漢時期人口最高值的40%。人口的減少使得勞動力不足，進而造成大面積的土地無人耕種而荒蕪，國家的糧食產量始終處於一個較低的水平。

人口不足是一個硬傷，這個沒有辦法快速解決，畢竟一個人從出生到成為青壯至少也得十來年的時間。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西晉必須要採取相應的制度來刺激和調動有限人口的生產積極性，這就是當時的土地制度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二、首先要解決生產積極性的問題

自兩漢以來，我國的田賦稅收是根據一個人的實際生產量來進行徵收的。比如說大家比較熟悉的“十稅一”，那麼一個人種出來1000斤糧食，就要交100斤糧食的稅，如果這個人努力耕種，種出來了2000斤糧食，那麼他所要交的稅同樣也增加到了200斤，這實際上就對人的生產積極性造成了抑制。

到了西晉一統，國家正是百廢待興的時候，把老百姓的種田積極性激發出來成為了第一需求，國家不求田稅收得多，只求老百姓把糧食種出來填飽肚子。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於是便出臺了《課田法》。相較於兩漢時期的稅法，《課田法》中極為重要的變化就是不再按照老百姓的實際生產數額進行徵稅，而是規定一個較低的固定交稅數額。

比如，一個人的標準糧食種植量是1000斤。規定一個人交100斤糧食的稅，那麼他種1000斤糧食，交100斤給國家，自己能剩900斤，如果他努力種田收穫了2000斤糧食，他還是隻需要交100斤糧食，剩下的1900斤都是自己的。這樣一來，就使得農民種田的積極性得到了充分的釋放！

而反過來，如果這個人不努力種地，只種了500斤糧食，但是他依然要交100斤的糧食，這實際上就是對其不努力種地的一種變向的懲罰。

所以，這樣的田稅模式無疑是極為適應當時的客觀現實的！

三、其次要解決稅收與能力相適應的問題

前面說了，要給每一個農民設定種糧額度，但是這種額度卻必須要精準設定。因為個體的不同，其勞動能力也是不同的。這就好比一個成年的青壯和一個十歲出頭的小孩子，他們所能種植的糧食量肯定存在著極大的差異。

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所以在法令當中將老百姓按照勞動力的大小分為了五個等級。這五個等級分別是正丁男、正丁女、次丁男、次丁女、老小。根據這五個檔次再分別劃定上繳田賦的數額，這樣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一刀切”似的徵稅，從而使得政策的施行更加具備可行性和針對性！

四、要最佳化土地的配置

西晉立國之初，國家呈現的整體狀態是地多人少的狀態，那麼除了調動和激發農民種田的積極性之外，還需要解決一個土地分配的問題。因為地多人少，往往就會出現一種情況：一個人佔著很多的土地，但是其勞動力根本就不能保證這些土地全部得到充分的耕種。

針對這一情況，於是便又有了《佔田法》。這一法令實際上規定的是每一個人可以佔有土地的上限。比如，《佔田法》規定成年男子一人佔田七十畝，成年女子三十畝。這就是根據當時農民的實際勞作能力來進行的土地分配。

由於《佔田法》的詳細文字已經找不到了，我們從其他的文獻中能夠對照發現，《佔田法》不僅對農民佔有土地進行了劃分，而且還根據當時社會不同的階層，上至王侯公卿下至黎民百姓佔有土地進行了明確的限定，這就使得土地資源能夠得到有效的配置，從而使糧食產量最大化。

綜上所述，西晉開國之初對於國家百廢待興的現實狀態，極為明智的採取了針對性的土地政策，從而使得國家能夠從戰爭的創傷當中快速的恢復過來。這一點對於我們今天仍然有著極深的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