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毛澤東與寧都起義的參加者在延安合影

1931年12月14日，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17000餘人，在共產黨員、參謀長趙博生和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領導下，於江西寧都起義，參加了紅軍。這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一次重要的、成功的起義。

二十六路軍原為西北軍的一部。蔣介石嫡系把二十六路軍看作雜牌軍。1931年4月，蔣介石調集20萬大軍，分四路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二次“圍剿”。二十六路軍為其中的一路。7月間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三次“圍剿”時，命令二十六路軍進至被紅軍包圍的寧都作配角。北退南昌的唯一通路，蔣介石派嫡系朱紹良部堵住，逼迫二十六路軍作“背水之戰”。

二十六路軍被困在寧都，前進有被紅軍消滅的危險；後退又為蔣介石軍令所不容，進退兩難，陷入絕境。薪餉沒有保障，部隊生活極為困苦。廣大官兵不適應南方氣候，水土不服，瘟疫流行，病亡者甚多。二十六路軍士兵目睹革命根據地內實行了土地革命，工農生活得到改善，紅軍官兵平等。透過鮮明的對比，更滋長了厭戰情緒，對蔣的離心力越來越增加。中共抓住二十六路軍反蔣情緒，積極進行宣傳鼓動工作，促進起義形勢的早日成熟。為了掌握整個部隊，10月，經中共中央批准發展了參謀長趙博生入黨。趙博生入黨後先後爭取了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和該旅一團團長黃中嶽轉向革命，和他們一起整飭軍隊，開展新的練兵熱潮。

正當起義準備工作緊張進行時，南昌黨的秘密聯絡機關突遭破壞，二十六路軍黨組織領導人名單，黨組織對二十六路軍活動的政治決議和組織決議落到了敵人手中。12月5日，蔣介石的南昌行營發出密電，責令二十六路軍總指揮部嚴緝劉振亞、袁漢澄、王銘五3名共產黨員。蔣軍飛機向寧都投下蔣介石徹底清查該軍中“反動分子”的手令。情況十分緊急。特支與趙博生研究，決定趙博生以參謀長身份覆電南昌“遵令照辦”，同時派袁漢澄急赴中央蘇區向軍委彙報請示。

袁漢澄來到瑞金葉坪，向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和葉劍英總參謀長彙報了二十六路軍在寧都準備起義的情況。中央軍委決定：以最大努力爭取二十六路軍全部起義，起義後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六軍，起義時間定為12月13日。中央軍委派左權、劉伯堅、王稼祥攜帶電臺，在寧都城南八十里的彭湃縣蘇維埃所在地固厚聯絡指揮，並派紅四軍在會同方面相機接應。

隨後，中央軍委根據新的情況，決定把起義時間由12月13日改為14日，起義後，部隊番號改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正副總指揮分別由季振同和董振堂擔任，參謀長仍由趙博生擔任。下轄3個軍，董振堂、趙博生分別兼任十三軍和十四軍軍長，黃中嶽任十五軍軍長。1931年12月14日下午，趙博生和季振同下達命令：4時，七十四旅二團接替一團擔任守城任務。七十三旅學兵連、七十四旅一團特務排、總指揮部特務營分別控制二十五師師部電臺、總指揮部電臺和蔣介石的特務電臺。寧都各要害部門以及通往蘇區的交通要道由劉振亞派人看守。七十四旅一團一營包圍二十五師李松昆師部，三營包圍總指揮部。

下午6時，趙博生以參謀長名義，在天主教堂樓上二十六路軍總指揮部“宴請”團以上全體軍官，只有李松昆一人未出席。樓下七十四旅一團部分人招待那些隨同前來的護兵，並在“宴會”開始時，繳了他們的槍支。當起義士兵往樓上衝時，一個士兵的槍支不慎走火，樓上頓時大亂。趙博生趁勢號召大家起義，參加紅軍，回北方打日本。在場的多數軍官表示贊同，少數頑固分子當場被捕。趙博生命令鳴槍3響，宣告全軍起義。寧都城內槍聲四起，各部按預定計劃行動，進展很順利，僅二十五師師長李松昆越牆逃走，從城外帶走一個團的兵力。起義以極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成功，二十六路軍兩個師17000餘人棄暗投明。

16日，劉伯堅代表中華蘇維埃政府和中央軍委宣讀了關於授予起義部隊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番號的決定和軍團幹部的任命。

為把這支舊軍隊改變為新型的人民軍隊，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派了一批優秀幹部到該軍工作：肖勁光任軍團政委，劉伯堅任軍團政治部主任，陳伯鈞任軍團參謀長。各軍、師、團都配備了政委和政治工作幹部。1932年2月下旬，經過整訓後的第五軍團參加了攻打贛州的戰役。

寧都起義是在內戰緊張、外患嚴重、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爆發的。這次起義嚴重打擊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削弱了國民黨的“剿共”力量，壯大了紅軍隊伍，鼓舞了全國人民反蔣抗日的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