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經濟文化和科技發展的歷史程序中，我們往往會透過回顧以往的歷史記憶，從中找出一些影響歷史發展諸多因素。有時候，當一個王朝統治由於戰爭失敗而完結後，我們往往會輕率地用“內亂外弱”和“內外交困”這些詞彙界定國破家亡的原因，而這兩個詞彙用在宋代顯然是極不恰當也不合適的。

我們知道，趙匡胤960年建立宋後，確立的“文官之治”，使北宋及南宋在三百一十九年的歷史時期中，不僅在經濟空前繁榮，文化科技的發展，也是中國自秦到清的整個封建王朝都是望塵莫及的。

宋時的經濟和科技文化的繁榮，離不開其治國理政的政治清明和官吏清廉，以及沒有出現宦官專權、藩鎮割據和宗族干政等禍事。

而在當時，作為長城以外一些族群形成的遼、金、大元、西夏這些小國，往往是依附於宋時鼎盛的國家經濟文化貿易發展而生存和崛起的。他們的政權結構也是仿照宋的政權組織體系建立和完善，甚至連經濟文化貿易發展都是在宋代經濟文化的影響下形成。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原文化已經透過宋的經濟文化繁榮，在這些小國民眾中，已經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

在當時，國家的概念，對於長期從事耕作放牧的底層老百姓來說基本沒有。也可以說我們今天所說的“國家”的概念，在當時並沒有形成，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

對於文化封閉和落後的邊遠地區，和沒有任何文化知識的勞苦大眾，國家的概念也僅僅是朝廷走馬燈式的更替中，就是老百姓的“朝廷又換人了”這句話了。

而抓丁和充軍中的語言往往更多的是扇動性的“打仗才有吃的，關內那些地方土肥水美，要啥有啥，誰搶到就是誰的”等語言極具吸引力。顯然，這些語言往往更可能勾引起人們掠奪財富的慾望，透過道聽途說的傳言，和鄰居家在戰場上搶劫，而不勞而獲的感官刺激更加有效。

現在我們所說的“保家衛國”對於當時人們來說沒有任何概念，只有“新朝廷又想打仗了”這樣一個粗略而又朦朧的感覺。

而宋時中原地區的黃河流域，以及長江流域在宋代和平時期的經濟貿易、科技文化促進的繁榮，對關外族群更具有吸引力。

我們在談論宋時各種外部對中原地區進犯的戰爭起因，往往是以現在的觀念進行衡量。如果離開了宋時鼎盛對周邊地區民眾的吸引力這一點，顯然沒有任何意義。我們可以透過各種記載都可以看到，金國、大元和西夏對宋的每一次進犯，都是衝著宋的豐富財富開始的。對物質財富貪婪掠奪都是關外國家進犯宋時中原主要目的。

作為和平崛起、並以和平方式謀求經濟文化發展的宋來說，任何戰爭都會對民生和國家體制的極大摧毀，在堅決的武力對抗過程中，透過外交手段謀求和平發展，也是宋代國家體制所追求的目標。

雖然這種努力並不盡人意，但在當時確實為中原文化發展取得了相當多的發展空間，同時也形成了一個被我們今天忽略的中國各個民族文化向中原文化靠攏的凝聚力。

我們說，中華民族文化起源於先秦以前的周以及春秋時期，而真正形成凝聚力的時間是宋代對長城內外族群文化的開放包容政治。

宋的這種開放包容政治如果我們不認真地從宋的政權結構來分析，往往會得到相反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宋的文人政治的人員結構來自於不同族群，透過科舉考試，唯才是舉，以治國理政能力作為衡量標準，不僅不受宗族勢力的干擾，也不受任何來自官宦集團的擺佈和控制，同時不受族群影響，甚至來自於關外的優秀人才也可以透過科舉考試，獲得參與地方政事，甚至參與朝廷政事。

在北宋一百六十七年，以及南宋一百五十二年的政治經濟發展中，這種政權結構從來沒有中斷過。

這個長達三百一十九年的、宋的政治經濟治理，無疑是國家體制治理非常成功的政治經濟貿易鼎盛時期，也是中華民族在人文文化科技文化發展最為只得彪炳歌頌的歷史時期 。

而作為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國能夠形成並迅速崛起，到後來以大元為國號，顯然離不開宋時形成的中原文化的影響，也離不開宋代所造就的經濟文化鼎盛發展的影響和推動作用。實際上，如果我們把成吉思汗所進行的戰爭，以及能夠維持戰爭持續，其戰爭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來源於對宋的經濟資源以及人力資源的搶劫和掠奪，顯然並不為過。如果沒有這些經濟資源和人力資源，成吉思汗進行的戰爭難以為繼，也形成不了大元對南宋透過四十多年的經濟資源、人力資源的搶劫和掠奪，直到對宋的毀滅性打擊。

當我們看到宋的崖山之戰，一方面對宋在絕望中最後抗爭演繹的悲劇，感到深深地惋惜時，我們也看到落後文化打敗先進文化的的悲劇。如果我們仍然認為宋太軟弱，顯然是不顧當時的客觀實際妄下斷語。

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宋時的經濟文化、邊關貿易發展，以及人文文化科技文化的繁榮，不僅養育了關內的中原地區和長江流域，也同時養育了長城內外廣大地區的族群，使中華民族文化真正形成凝聚力的最關鍵時期。

隨著元朝的建立，元雖然對宋形成的中華民族凝聚力打擊的非常厲害，但也導致了元不到一百年就迅速敗亡。

視覺攝影：個人藏書

本文撰寫：鄭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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