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五

　　前些年我應邀外出講課，常講：諾貝爾經濟學獎金，應該頒給陳雲同志。近來我想，這個評價太低了。那些獲獎者同陳雲同志比，不可同日而語。因為他們都沒有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國裡做過實際工作，他們的理論，總是失之偏頗。

例如，薩繆爾森和弗裡德曼等人強調自由市場，斯蒂格里茨則強調政府調控。而陳雲同志，早在50年代初就提出了“大計劃，小自由”的經濟工作指導思想，既注意自由市場，又注意政府調控。這比那些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理論要全面得多，正確得多。我認為，陳雲同志堪稱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

　　一、偉大經濟奇蹟的創造者，領導者

　　1950年10月，任弼時同志逝世後，陳雲同志進入我國的最高決策層（當時的五大書記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經常在毛主席故居院中的大松樹下議政決策。

　　那個時期，我國經濟極為艱難。由於八年抗戰（1937—1945），三年內戰（1946—1949），經濟秩序混亂不堪，通貨膨脹嚴重之至，真可謂“國庫空虛，民不聊生”。但在僅僅三年之間（1950—1952），經濟秩序就步入正常軌道，為實行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奠定了基礎。不但制止了通貨膨脹，而且城市裡基本上無人失業；農民絕大部分吃飽了飯，穿上了新衣，蓋上了新被。這一成就使世界各國刮目相看。

　　那幾年的經濟逐步走上正軌，是在“邊抗，邊穩，邊建”的“三邊”情況（抗美援朝戰爭，穩定物價，恢復和建設經濟基礎）下取得的。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國裡，在連年戰爭、經濟混亂的形勢下，僅僅用了三年時間，就爭取到經濟穩定，天下大治的局面，不能不說是二十世紀的經濟最大奇蹟。試想，除了中國，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有過這種經歷呢？沒有！

　　這項奇蹟的出現，應首先歸功於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全國人民的支援，同時，也應歸功於當時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兼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的陳雲同志的傑出貢獻，因為許許多多經濟方針、政策、措施等等，多出自他的手筆。

　　二、總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當作經濟工作的頭等大事

　　陳雲同志的名言之一就是“既要吃飯，又要建設”。在二者不可兼得時，先要保證“吃飯”。

　　陳雲同志時刻注意市場和價格水平的變化。他的秘書、司機、警衛人員每次返鄉探親回京，他都要問：你們家鄉的糧食每斤多少錢？豬肉多少錢？雞蛋多少錢？

　　中財委時期，他就告誡大家不要盲目建設。他說，專案上多了，就要多發票子（貨幣）。而發了票子，收不回來，物價就要“波一波”（薄一波三字的諧音），人民生活水平就不穩定了。

　　在一五計劃末期，他潛心研究化肥和化纖這兩個密切關係到群眾生活的問題，並向中央提出報告。

　　三、十分關心金融市場

　　據當年中財委辦公廳秘書處長廖季立同志說，那個時期他每天上午的首要任務，就是把當天的金融日報（內部機要檔案）擺到陳雲同志的辦公桌上。這說明陳雲同志最重視的就是金融行情，包括貨幣發行、回籠情況以及外匯變化情況。而金融正是市場經濟的集中反映。有人說，陳雲同志是“計劃經濟”的典型代表。我認為這是錯誤的見解，是不瞭解陳雲同志的經濟思想。

　　1961年1962年，中央重新請陳雲同志主持財經工作，我記得陳雲同志到長江下游地區作了深入調查後，中央發了內部急電：收回各地發票子的權力，恢復中央統一發行貨幣的權力和體制，絕對不許各地再濫發貨幣。接著，又釋出了回籠貨幣的政策，即“高階館子、高階糖果、高階襪子”（俗稱三高）政策，將部分不急需的商品價格，提高若干倍（有的五、六倍，有的十幾倍，視需要而定），以及其他政策、法令，包括2000萬城市勞動力返鄉，重新開放“自由市場”等等。在1965年前後，國民經濟和物價水平基本恢復到正常水平。

　　要知道，如果不是請陳雲同志重新主持經濟工作，我國的國民經濟不知還要糟到什麼程度。在陳雲同志復出之前，生產下降，物價飛漲，商品奇缺。民諺說：“七級工，八級工，不如農民一溝蔥”，意謂一溝蔥就可賣一百多元錢。有的農村，中華煙不是按條、按包、按支賣，而是抽一口兩毛錢。小學生開學買不到鉛筆刀，老太太做衣服買不到剪子，等等。

　　然而，陳雲同志復出後，不過三年，經濟生活，物價水平又趨於正常了。

　　四、精打細算，實事求是

　　陳雲同志多次強調：該花的錢，一定要花，一分錢也不要少；不該花的錢，一分錢也不能花。他讚賞群眾說的“一分錢掰成兩半花”的節約精神。1951年初的一次中財委全委大會上，他提到：朝鮮戰場上的噴氣機駕駛員，原定的伙食標準相當於五個小灶（注：那時幹部食堂分小灶、中灶、大灶三個標準。小灶標準最高）。有的駕駛員知道後，堅決要求降低下來。他們說：毛主席才一個小灶，我們怎麼能比毛主席高這麼多？經過再三解釋，好不容易才妥協降到三個小灶的水平。但是駕駛員上天以後，有的頭暈，有的目眩，很危險。最後，仍按醫生意見，恢復到五個小灶的伙食水平。

　　透過這件事，陳雲同志教導我們花錢必須精打細算，必須實事求是，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搞絕對平均主義。

　　在當年學習蘇聯，引進蘇聯的計劃編制方法、計劃表格時，他也主張實事求是，不要照抄、照搬，要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參照學習。但是，1953年成立國家計委後，經濟指導思想不是“大計劃，小自由”，而是“統一計劃，分級管理”，個別領導同志過分地尊重蘇聯專家的意見，幾乎是言聽計從，導致我國的計劃方法滲入不少繁瑣哲學和照抄照搬的東西。例如，連各個城市的病床數、公共汽車數等等，也要納入國家計劃，實無必要。

　　五、強調調查研究

　　陳雲同志另一句令人難忘的名言是：“情況弄清了，問題就解決了一半。”他聽取彙報時，總是一定要先把情況弄清楚了，弄確實了，才來研究問題所在和解決問題的辦法。上述的1961、1962年他復出後提出的經濟調整的方針，和回籠貨幣、放開市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是經過大量調查研究之後作出的。他最反對“情況不明主意多，心中無數決心大”。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似乎是他做經濟工作的習慣。

　　六、善於抓大事

　　陳雲同志在大會，小會上，常說要抓“西瓜”，不要只抓“芝麻”而忘了“西瓜”。還告誡幹部不要什麼都抓，沒有重點，不要想用十個指頭同時按死十個跳蚤；並且強調，抓一件事，就要抓到底，抓出成果來，不要半途而廢。1952年初，他說：“你們計劃局（注：計劃局是中財委裡最大，最重要的局，三百多人，局長是宋劭文同志），如果每人每年都抓好、解決一件事，那就一年能解決三百多件事。我一年只抓一個‘字’。1950年，抓了個‘統’字，即統一全國財政經濟管理，把建國前各根據地的銀行（冀東銀行、冀南銀行……）和財政統起來了。1951年，我抓了個‘調’字，即調整工商業稅率，把稅負擺平了，調動了各地的生產、流通積極性，促進了城鄉交流、城鄉互助，爭取到全國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

　　關於陳雲同志抓大事，抓戰略性問題，我還記得一個例子。

　　1950年冬，計劃局綜合處長戴新民同志命我去旁聽陳雲同志召集的橡膠會議。早上8∶40，我到了陳雲同志辦公室的外間（即會議室）。9∶00以前，軍委有關部和政務院有關各部的領導同志都到齊了。9∶00整，陳雲同志由裡間出來坐下，說：請大家談談上次會議後的情況和問題。接著，各部領導同志先後分別彙報情況。有的說，前線（指朝鮮前線）現需輪胎、三角帶若干，急需膠鞋若干萬雙，許多戰士在冰天雪地還穿著布鞋，光著腳板……有的說，今年進口橡膠（注：指天然橡膠。那時還沒有合成橡膠）只能有12萬噸，其中8萬噸還要轉口給蘇聯，我們只有4萬噸，不敷需要……有的說，橡膠製品的填充劑（炭黑、鋅鋇白等）也不足……等等。

　　那時我23歲，參加工作不久，參加那樣的高階會議更是第一次。我雖然不停地在筆記本上記錄，但是腦子裡卻像一盆漿糊。心想這麼複雜的事情，漫無頭緒，不知要議論多久？

　　陳雲同志在聽取彙報時，全神貫注，雙目炯炯有神，只是聽，很少發言。有時插一句短話，只是為了請人講得更具體，更清楚。

　　時間到了11∶40。陳雲同志說：“好！現在讓我講幾點意見。”於是，他從當前形勢任務講起，非常簡要明確地分析了存在的主要問題，解決問題的辦法，各個部門的分工，把非常複雜的問題，分析得非常明晰，分工又非常明確具體。最後，他問大家：“這麼辦，行不行？”大家異口同聲地擁護說：“行！就照陳雲同志說的辦！”陳雲同志說：“好！就這麼辦。散會。”我看了下表，正是12∶20。40分鐘，把一件件重大事情，既有支前物資裝備和進口商品的現實問題，又有發展橡膠戰略問題，處理得那麼幹脆利落，這是多麼高的領導水平呀！

　　七、樸實無華

　　陳雲同志穿著樸素，平易近人，謙遜和藹。同幹部談話時，不論幹部的級別高低，一律稱呼同志。每次談完話，還總要問一句：“××同志，你看這麼辦，行不行？”或“怎麼樣？”中財委的幹部，不論對陳雲同志或中財委的其他領導同志，也不論當面或背後，都稱“××同志”，而不稱“×主任”、“×局長”……幹部之間，也都不稱官銜，而稱“××同志”或“老張”、“老李”等等。

　　陳雲同志的夫人于若木同志，時任專家聯絡室主任，幹部都稱她“若木同志”或“於大姐”。當時，很多幹部甚至不知她是陳雲同志的夫人。

　　有了這樣好的領導，所以中財委的作風樸實，上下級關係不是“貓鼠”關係，而是平等關係，彼此和睦，親如家人。領導同志待我們這些年輕人，視若弟妹。上級不威氣凌人，下級不拍馬奉迎。大家都講真話，講實話，工作之餘，有時還開點玩笑，搞點幽默。那個時期，是我最難忘的時期之一。

　　八、辯證地看待計劃與市場的關係

　　前面已經提到，陳雲同志的經濟指導思想，是“大計劃，小自由”，他不要求事無鉅細，統統納入國家計劃。

　　陳雲同志說的“小自由”並不“小”，它包括農業及廣大的手工業、小商販及私營工商業領域。對這些大量的經濟單位，他是在宏觀指導或政府指導的前提下，讓他們自由競爭的。例如，1950年起，每年春耕前的人民日報頭版，都登載棉糧比價表，即公佈每年政府在各省、市、自治區收購棉花（分等級）、糧食（分品種、分等級）的價格（以後又增加了豬的收購價）。各地農民正是按照這些價格確定自己的地裡種什麼，種多少。那個時期，農民高興地稱之為“一年早知道”。

　　最近東南亞及其他地區的金融危機，正是由於放任市場（包括資本市場）而造成的。美國的斯蒂格里茨，近年來也強調政府調控。大量事實說明，陳雲同志50年代初就強調政府調控必不可少，說明了他的“先見之明”！

　　陳雲同志已經永遠離開了我們，但他留給我們黨、留給經濟學界的寶貴遺產，卻是長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