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曾有過一週不吃米飯的記錄

1960年到1962年，是共和國曆史上被稱為“三年困難”的時期，對於這一時期的情勢，史書曾有如下記載：

“1960年糧食產量……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國時水平。輕工業生產急劇下降。黨和人民面臨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難……許多地區因食物營養不足而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省份農村人口死亡增加。”

為了共同度過難關，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將每個國民的口糧定量減到最低限。“低標準，瓜菜代”，中共中央緊急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帶頭，國家幹部帶頭，首先是領袖們帶頭。

中南海里，機關幹部們開始重新定量，先由個人報數，再由群眾公議評定。身高體闊的毛澤東，自報的糧食定量是每月26斤。劉少奇報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來報了24斤。朱德和毛澤東一樣，也是26斤。

1954年7月劉少奇垂釣中南海

這一情況傳到各單位黨支部和黨小組後，大家都認為領袖們自報的定量偏低了，起碼應該和絕大多數男性幹部們一樣，定在28斤。但是領袖們都堅持說夠了，已經算過，不要變動了。就這樣，開始按照他們報的數量發給他們糧票。

在領袖們的帶動下，整個中南海勒緊了褲帶，每位工作人員都把自己的糧食定量降了下來。定量是壓縮了，可飢餓感和營養不良的現象，不可避免地膨脹了。

為了在糧食定量減少的情況下，儘可能地增加一些營養，起碼讓腸胃裡有空間被填充了的感覺，食堂的大師傅們和廣大幹部們想了一些辦法，這就是採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糧食摻和在一起吃。

最開始是採集自然生長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錢兒”。中南海里，特別是沿著中南海的外牆，種植了不少榆樹，榆樹的籽形狀有點像古錢，俗稱“榆錢兒”。榆錢兒在嫩的時候，可以食用。採摘來後，大師傅們就把嫩榆錢兒和在面裡，使蒸出的饅頭個大一些，同是二兩面的饅頭，卻能在胃裡多佔一點的空間。

朱德（左二）是中南海唯一自己種地的高階領導人

自然生長的東西很快就被摘光了，於是人們就種植一些野菜，比較普遍的是一種俗稱“掃帚菜”的植物。這種野菜枝杈多而密，把葉子擼淨後，一株就是一把天然的掃帚，其俗稱大概就是這麼來的。這種野菜特別好生長，路邊或犄角旮旯，再貧瘠的地方也能長得很茂盛。掃帚菜葉拌上玉米麵或白麵，放在籠屜裡蒸熟了也不難吃。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除了寄宿在學校，或在學校定餐的孩子，還在學校吃飯外，原先平時在家裡吃飯的孩子，大多在家長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機關幹部及工作人員們一起吃飯。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譚震林、陳毅、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

特別是朱德，不僅是把孫輩們都趕去了大灶食堂，還提出要求：“不準老買好菜，不準超過大多數人的伙食標準，不準超過自己的定量。”

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是這些家庭中的父母享受著黨內高階幹部的待遇，有一定的營養補助，雖說是有限的一點，但孩子尚未對國家和人民做什麼貢獻，自然不該享受這種待遇。從克己奉公原則、從培養鍛鍊孩子出發，就應該讓孩子在大灶食堂進餐。當然，有時候星期天例外，因為多數成了家的幹部，星期天都自家開伙。

在困難時期，毛澤東曾有過一星期不吃米飯、7個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記錄。幾位領袖都跟著毛澤東不吃肉了。周恩來過意不去，關切地勸毛澤東吃一點肉。但是毛澤東的一句“你吃了嗎”的反問，就把周恩來的口給堵上了。

為了使毛澤東增加營養，中南海里負責為首長服務的部門領導費盡了心思。肉、蛋這些東西毛澤東絕對不碰，但是他不拒絕野食。像偶爾弄兩隻麻雀，在中南海里撈點寸把長的小魚蝦，還是能勸他吃一點的。於是工作人員就打幾隻麻雀或掏兩個麻雀窩，或者用筐撈些小蝦。但這隻能間隔一段時間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否則，主席同樣不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