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麗王朝（十二）：高麗睿宗2

睿宗在位前期繼續保持與宗主國遼朝的宗藩關係，與遼朝往來密切。繼位後便派金緣赴遼告哀，遼朝派耶律演、左企弓來祭奠肅宗，並歸還了肅宗朝征伐女真時逃入遼朝的高麗散兵12人，賜給《大藏經》。睿宗守喪期滿後，遼天祚帝派蕭良、李仁洽來高麗冊封睿宗為守太尉兼中書令高麗國王（後加封為推誠奉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尉兼中書令上柱國高麗國王），這是乾統八年（1108年）二月的事。乾統九年（1109年）二月，睿宗派李汝霖出使遼朝，奏報討伐女真、修築九城之事，後又派李國瓊去遼朝奏報歸還九城，遼朝對這兩次奏報都予以嘉獎。

隨著女真的迅速崛起，遼麗關係進入尾聲。天慶四年（1114年），女真領袖完顏阿骨打起兵反遼，在寧江州、出河店先後打敗遼軍，勢力大增。是年十一月，遼朝派遣的橫宣使耶律諮（一作耶律諮春）、李碩來高麗，要求高麗“速整戎士，取便揀取要路，迎迓相助，除滅其賊”，獲得高麗答應。次年春，遼朝回詔於高麗，令其先行練兵。八月，遼朝再次督促高麗出兵助攻女真，高麗已經在之前的曷懶甸之戰中與處於上升期的女真對仗，嚐到苦頭，自然是吃一塹長一智，不可能再次橫挑強鄰，但又無法違抗宗主國的命令，因此睿宗命重臣討論此事，睿宗再三詢問，還是沒討論出結果。十一月，遼天祚帝欲親征阿骨打，第三次催促高麗出兵，高麗依舊遷延不決，終究還是按兵不動，最後僅空洞地表示“乃緣地塉以民貧，實愧兵疲而力弱，雖未能於應接，庶小助於蕩除，然不待王人之就觀，預令將卒以分發，東郵勾集，禦寇賊以遮屯，北鄙防閒，俟姦凶之閃入”。很快，遼軍便在護步達岡之戰中慘敗，局面一發不可收拾，高麗派到遼朝的節日使尹彥純、進奉使徐昉、賀正使李德允及探詢三使下落的鄭良均被遼陽的反遼渤海人高永昌扣押，高麗使者們被迫上表稱賀，並把給遼朝的貢品送給高永昌後被遣回，睿宗得知情況後將他們下獄治罪。天慶六年（1116年）三月，睿宗派人給處於金軍圍困中的遼朝保州（今朝鮮義州）守軍送去糧食1000石，但被守將辭退。同年四月，阿骨打派使者阿只來高麗，睿宗獲悉遼朝崩潰之狀，乃接受中書門下省之建議，停用遼朝年號，改用干支紀年（但除公文外多用宋朝年號）。庚子年（1120年）七月，遼朝派樂院副使蕭遵禮來高麗，重申出兵助攻之命，此時高麗與遼朝的宗藩關係已絕，自然無從聽命。

與此同時，阿骨打也在拉攏高麗。他在天慶五年（1115年）建元稱帝，國號大金，丁酉年（1117年）春以“兄大女真金國皇帝致書於弟高麗國王”（一說“大金國皇帝寄書於高麗國皇帝”）開頭的國書送致高麗，申明兩國結為兄弟的修好之意。然而，大概是出於高麗對女真的固有優越感，絕大部分高麗大臣都反對與金朝稱兄道弟，甚至還有人提出斬了金使，唯獨御史中丞金富轍（後改名金富儀）上疏主張順從金朝要求，遭到宰樞大臣的嘲笑排斥，不報其上疏。兩年後，阿骨打再次遣使報聘於高麗，並告知其連破遼軍的訊息。高麗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一面將千里長城加高三尺，以加強對金朝的防備；一面派中書主事曹舜舉報聘於金，因國書中強調完顏氏源自高麗而被阿骨打拒絕受理。

在遼金戰爭的混亂期，高麗趁機取得一大實利，就是奪取保州（又作抱州、把州）及來遠城。這兩座城池是高麗契丹戰爭期間契丹（遼朝）為監視高麗而在鴨綠江東岸修築的，對高麗來說如同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直骨鯁在喉，多次請求撤城而未果。丙申年（1116年）金軍圍攻兩城，睿宗一面派人招諭遼朝守將耶律寧，一面派人去金朝告知該地本為高麗土地，阿骨打予以原則上的同意。丁酉年（1117年）春，睿宗以宰相金緣判西北面兵馬使，負責北部邊防，同年三月，耶律寧等因缺糧而向高麗借糧，高麗要求歸還兩城人物才能借糧，耶律寧等只好率官民棄城逃走，將兩城移交高麗，金緣派崔弘宰接管兩城，並奏報睿宗。睿宗聞訊大喜，感慨道：“歷代有心鴨淥為界，而勢不可得，今則不勞兵革，一旦收取二城，拓地開疆，施設關防，不為不廣。”遂改保州為義州，至此高麗疆域才真正抵達鴨綠江（之前只達到鴨綠江口）。但是，金朝又要求高麗必須上表請求才能許可保州歸屬高麗，直到仁宗朝，保州問題才獲最終解決。

睿宗在位時，高麗與宋朝的交流到達了最高潮。從乾統八年（1108年）到戊戌年（1118年），睿宗向宋朝派了八次使節，宋朝則在睿宗在位時期向高麗派了五次使節。宋徽宗給予高麗莫大的恩寵，於乾統十年（1110年）和丁酉年（1117年）兩次御筆親制詔書頒給高麗，睿宗也親製表文謝恩。而且，此前由於高麗國王並非宋朝冊封，所以給宋朝的表文中均稱“權高麗國王”（或權知高麗國王），而宋徽宗則去掉“權”字，以示尊重，其後更將高麗使節升格為“國信”級別，地位抬高到西夏之上，與對遼邦交同歸樞密院管理（之前為鴻臚寺）。天慶五年（1115年），睿宗派遣金端（《宋史》作金瑞）、甄惟底、趙奭、康就正、權適五人去宋朝太學留學，宋廷設定專門的博士來教導他們。丁酉年（1117年）春，宋徽宗親策高麗進士，賜權適等4人上舍及第，同年夏送其回國（康就正、甄惟底二人先後在宋朝死亡）。宋朝頒賜給高麗大晟樂及各種祭器、藥物、書畫和奇珍異寶，並且派遣七名醫官來高麗治療疾病、傳播醫術（《宋史》記載為兩名），宋徽宗還曾賜御筆匾額“能仁之殿”，太師蔡京賜親筆匾額“靖國安和之寺”，睿宗死後，宋徽宗又親制祭文。總之，睿宗時期是宋麗關係最密切的階段。

在宋朝與高麗的蜜月期之際，高麗也看出了宋朝的外強中乾。天慶元年（1111年）金緣出使宋朝，宋徽宗待高麗使節甚厚，但金緣看到宋朝“豐亨豫大”、奢靡浪費的場面反而感到寒心，將情況如實報告睿宗。天慶六年（1116年）六月，宋徽宗向高麗頒賜新制的大晟樂，高麗於同年七月派李資諒、李永去宋朝謝賜大晟樂，宋徽宗在睿謨殿親自賜宴，命李資諒賡和御製詩，並予以嘉獎，臨行前徽宗密諭高麗協助宋朝聯絡金朝，李資諒謝絕道：“女真人面獸心，夷獠中最貪醜，不可通上國。”宋朝大臣反而認為高麗為了獨佔與女真的貿易而說了謊。依高麗世子王楷名義的請求，宋朝於戊戌年（1118年）派遣七名醫官來高麗，兩年後醫官們回國，高麗透過宋朝醫官給宋徽宗捎話說女真不可交，應顧全兄弟之國的情義，聯遼滅金，而非聯金滅遼，但為時已晚，宋金最終還是達成了海上之盟（宋朝方面的說法是兩名醫官，據說他們回國後被毒害）。

值得一提的是，睿宗時期，宋朝的道教臻於極盛，並影響了高麗，睿宗也成為高麗諸王中與道教走得最近的國王。乾統七年（1107年）閏十月十八日，睿宗開始在玉燭亭供奉道教三清之一的元始天尊，命令每月齋醮。睿宗一朝十七年間，見於《高麗史》的齋醮有30次，其中國王親醮20次，甚至睿宗還曾在講論儒家經典的清讌閣破天荒地命大臣講《老子》。宋徽宗聽說高麗興起道風，於乾統十年（1110年）所派的王襄、張邦昌使團中附帶兩名道士去高麗傳教。受到睿宗寵幸的李仲若也去宋朝學習道教，學成歸國後建議設立道觀，於是睿宗下令營建高麗的國家道觀——福源宮，置道士十餘人，填補了高麗道教的空白，使高麗像宋朝一樣具備了儒釋道三教鼎立的格局。據說睿宗生前還想大規模推廣道教，使之取代佛教而成為高麗國教。但這顯然是誇大之詞，睿宗雖然崇尚道教，卻從未受過道籙，反而七次受菩薩戒，佛事活動也不曾中斷過，並且還將宋朝傳來的舍利迎入宮中供奉，可知睿宗並不可能因為道教的流行而改變佛教信仰。

睿宗在位時期，高麗繼續受宋朝“新法”的影響，改革更加深化。與此同時，也有反對新法的聲音出現，如參知政事高令臣認為“祖宗成憲具在，不可紛更，但守而勿失可也”，肅、睿兩朝的首相崔思諏“不肯輕變祖宗之法，又不肯作為新法，以擾風俗”。但是睿宗仍然進行了一些改革，如官制改革、教育改革及社會改革等。睿宗即位之時，吏治比較腐敗，導致“流亡相繼、十室九空”的狀況出現，為此睿宗實行殿最考課之法，整頓吏治，又在一些州縣設定“監務”一職，強化對地方的管理。天慶二年（1112年），睿宗設定惠民局，負責給貧民施藥，翌年設定禮儀詳定所，負責整理高麗的典章禮制。這些舉措都可能是借鑑或模仿當時宋朝的做法，如宋徽宗設立安濟坊等福利機構、熱衷於“制禮作樂”等。

睿宗朝最引人注目的“新法”在於文教方面。自從崔衝興私學後，私學日益興盛，與之相對的是官學的衰落，這時宋朝實行“三舍法”，給了高麗很大啟發。於是睿宗起用宋朝福州人胡宗旦，展開教育改革。乾統九年（1109年）七月，睿宗在國學設定七齋，其中六齋分別講授六種儒家經典，另有一齋為武學。丙申年（1116年）設清讌閣和寶文閣，睿宗在那裡與儒臣講論經史。己亥年（1119年）設養賢庫，儲存獎勵學術的基金，同時廣設學舍，置儒學60人，武學17人，起用近臣進行管理，選取名儒作為博士，以求培養人才。

壬寅年（1122年）三月二十三日，睿宗在香林亭與宰樞大臣宴會，忽然發現背有微瘇，便趕緊回宮，由於內醫崔思全的誤診而惡化，到四月病重，遺詔傳位於太子王楷。四月初八日薨，死後廟號睿宗，諡號文孝，後累朝加諡為明烈齊順文孝大王，葬於裕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