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上國家主席後，毛澤東也和普通人一樣，有一個躲不開、繞不過的問題：怎樣處理親情、友情、鄉情？我們從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大量家信中可以看到，在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舊觀念下，一位開國領袖、一名共產黨人，是如何堅守原則而又充滿智慧地處理情、義、理三者的關係的：戀親不為親循私，念舊不為舊謀利，濟親不為親撐腰。

一、戀親不為親循私

中國是人情社會，作為國家主席，毛澤東也有需要處理的親情、友情、鄉情。面對絡繹不絕的來信，以及各種合理不合理的請求，毛主席念情，卻不會毫無原則地一概答應；拒絕時也會顧及顏面，講求藝術。

（一）親筆回信，濃濃親情

毛主席與楊開慧的感情非常深，楊開慧犧牲後，他對楊家依然感情深厚。1949年8月10日，他給楊開慧的哥哥楊開智回信說：

“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兒（楊展，楊開智的女兒，1941年為掩護同志轉移，在河北石家莊犧牲，年僅21歲）於八年前在華北抗日戰爭中光榮地為國犧牲，她是數百萬犧牲者之一，你們不必悲痛。我身體甚好，告老夫人勿念。”

這是毛主席在黨中央進駐北平後，寫給親友的第一封回信。

1959年4月13日，毛主席再寫信給岳母向振熙：

“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壽，因令小兒岸英回鄉致敬，並奉人參、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賀之忱，尚祈笑納為幸。”

從公開的文獻記錄上看，送給岳母的人參、鹿茸，是毛主席一生中送出的最貴重的禮物。他同時還給楊開智夫婦寫了信：

“小兒岸英回湘為老太太上壽，併為他母親掃墓，同時看望你們，請你們給他以指教為荷。”

對楊家的拳拳親情，和一位普通女婿並無二致。

透過對《毛澤東年譜》的統計，從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3年多的時間內，毛澤東親筆回覆親友的信件多達181封，其中，回覆毛氏直系親屬、近親、遠親的有32次左右，1950年5月7~8日，兩天內給“求助”的親友回信16封；12日一天回信11封，5月份共覆信58封。

建國初期，百廢待興，毛主席在日理萬機的同時，仍要一一回復親友，是難以割捨的親情流露，也是一名馬列主義者人情、親情世界的體現。

（二）拒絕循私 講究藝術

親友多，“求助”也是五花八門。毛主席自然明白，有人確實有難處，有人卻是借他的權力、地位撈好處，比如換個崗位、進京找份工作，入黨、當官、謀點什麼福利等。在處理這些“求助”方面，毛主席展現出極為高超的藝術。

1949年10月9日，在當選為全國政協主席的當天，他致電中共湖南省委副書記、長沙市官管會副主任王首道：

“楊開智等正要來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其老母如有困難，可給若干幫助。”

同時又致電楊開智：

“希望你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麼工作就做什麼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使政府為難。”

毛主席如此講原則，連楊開智、楊開慧的哥哥都能拒絕，那還有什麼親戚不能拒絕的呢？

在處理毛氏親友的“求助”中，毛主席先後給遠房叔祖父毛春軒、房兄毛嶽喬、堂兄毛澤連、表兄文南松、堂侄毛遠悌和毛遠翔、原配羅氏（毛主席的父親毛貽昌在他14歲時為其定的親，二人相處兩年，但並未在一起。

羅氏21歲去世，葬於毛家祖墳。1941年，韶山毛氏修族譜時，將毛澤東與楊開慧三子毛岸龍列在羅氏名下，以慰其亡靈）、姻親黃譜臣（羅氏的妹夫）、羅石泉（羅氏堂兄）回信，告訴他們：

“不要來北京，這裡人浮於事，不好安置。”

“諸位均宜在家工作，不要來北京，以免浪費時間。”

當然，只拒絕不是辦法，毛主席也會為他們找出解決問題的思路：

“文凱（毛主席的母親文氏家族表兄）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決工作問題，不宜遠遊；弟亦未便直接為他作介，尚乞諒之。”

1950年5月12日，給堂侄毛遠悌回信說：

“你做印廠工作極好，應將此項工作做好，不要來北京。學習事將來有機會時再說。”

作為國家主席，毛主席有著極高的地位，極大的權力，卻不受親情、人情觀念影響，堅持原則，不染指公權，而且還能設身處地地為每一位“求助”的親友出謀劃策，其高尚的情操和智慧可見一斑。

（三）親人烈屬，一體撫卹

在革命戰爭年代，毛主席共失去了6位親人，遠親中同樣也有烈士。在撫卹這些烈屬親戚方面，毛主席並沒有讓他們搞特殊化，而是與其他烈屬一樣，“一體撫卹”。

向鈞是楊開慧的表弟，犧牲前任中共衡山縣委書記、湖南省委組織部長。由於叛徒告密，在參加黨的一次秘密會議時被捕，1928年被敵人殺害，年僅22歲。1950年4月19日，毛主席給向鈞的父親嚮明卿回信說：

“惟撫卹一事，須統一行之，不能只顧少數。如省委未能即辦，先生宜予以體諒。 ”

“烈屬的照顧是全國範圍內的事，全國有幾百萬烈屬，都要照顧，自未便單獨地特殊地照顧少數地方。但最困難的人民，當地人民政府在減租時、土改時，及青黃不接的歲月，應當儘可能給以照顧。”

對待好友的烈屬，毛主席同樣一視同仁。

也是在1950年5月8日，他給烈士王基永遺孀的信中說：

“撫卹及幫助令郎等工作或學習事，須與全國同類情形者同樣辦理，未便某處獨異，請向當地黨政陳明情形，聽候處理。”

周芝麟是毛主席當年在湖南一師的同學，二人交情甚篤。周芝麟的弟弟周玉麟於1928年犧牲，毛主席在同日寫信給周芝麟：

“就近陳明湖南當局備案，便與全國英烈一體議 恤。”

在堅持一視同仁，一體撫卹的情況下，毛主席還是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內，儘自己的力量去照顧確實需要幫助的烈屬。

毛主席的三弟毛澤覃於1935年犧牲，新中國成立後，毛澤覃的遺孀周文楠想把母親從廣西接到東北，但因經濟困難，不能成行，便寫信向主席求助。

毛澤覃是烈士，周文楠和她的母親自然是烈屬，向政府申請旅費並不過分。於是，毛主席給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王首道寫了信，請他：

“考慮是否可以給以旅費的幫助。如可能，在通例上說得過去的話，則幫助之，如不可能，則要她仍住現地不動。”

周文楠是毛主席的弟媳，也是烈屬，既有親情又對革命作出過貢獻，於情於理都可以給予一些特殊照顧。相對於毛主席的權力來說，這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了，可毛主席只幫她申請了政策允許範圍內的資助，沒有為她搞任何特殊，律己之嚴，著實讓人敬佩。

圖|周文楠（右一）、毛澤覃與母親文氏

二、念舊不為舊謀私利

對待故交好友的“求助”，毛主席既親也仁，卻堅持原則，念舊不私 舊，不用手中的權力為他們謀取任何私利。

（一）尊師敬老，竭誠以助

對昔日師長與賢達的“求助”，毛主席秉承尊師敬老的傳統美德，竭力相助，也堅持自己的原則，即沒有做過損害革命和壞事的才可以幫。

1950年10月11日，毛主席給他湖南一師的歷史老師羅元鯤回信道：

“先生及張次嵛先生一生從事教育工作，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保持政治清潔，年老貧苦，甚為繫念。已商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予以協助，袁吉六夫人亦在此列。”

毛主席與李漱清（左二）、羅元鯤（右一）等

他同時致信王首道，請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給予適當津貼米，以資養老。湖南省政府接信後，給張、羅兩家各送去大米1200斤、現金50萬元（新中國幣制改革後，一萬元相當於一元）。

（二）仁厚親友，區分情況

對待舊友，毛主席在仁厚相待的前提下，又區分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處理方法。

對有功於革命的老同盟會會員，毛主席總是儘可能地給予保護和照顧。

如同盟會會員周震鱗，當過國民政府委員、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1949年隨程潛在湖南起義。1952年，寧鄉縣竹山鄉農民要求把周震鱗的女兒從北京帶回去批鬥。4月8日，毛主席覆函：

“此事不應當依照農民的意見處理，（你們信中說的）這些壞事是可能的，但周是老同盟會會員，一向不附蔣，現是政協委員，應予以保護。”

他也鼓勵有文化、做出成就的朋友加強自身學習，努力向黨靠攏。

易禮容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第五屆中央委員，湖南省委代書記。1928年因故脫離共產黨，1929年流亡日本，1931年“九·一八”前夕回到上海，繼續參加工人運動，協助共產黨做一些工作。

易禮容

1952年6月10日，毛主席在給易禮榮的回信中說：

“人們說你近年在政治上進步不大，這種批評是值得注意的，我從去年的一次談話中亦有此感覺，主要是勞動人民的立場還沒有站穩。此次參加土改，可能對你有幫助。政協全委會每週或每兩週有一次學習座談會，許多老先生都在學習，建議你去參加，請你自己酌定。”

言語之間充滿了對老朋友的關切之情，不僅指出不足，還幫著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正是毛主席凡事總為人考慮周全的細緻之處。

對不瞭解的舊友，毛主席從不輕易許諾，往往會要求查實後再說。

彭友勝曾和毛主席在湖南新軍中共過事，當時他是副目（相當於副班長），毛主席是列兵。針對彭友勝的“求助”，毛主席在1951年3月31日的回信中說：

“如果你在鄉下還勉強過得去，以待在鄉下為好，或者暫時在鄉下待一段時期也好，因為出外怕難於找到適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確實十分困難，則可持此信到長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齡先生，向他請示有無可以助你之處。”

同時，他又寫信給程星齡：

“他來見時，請你加以考察，如果歷史清白，則酌予幫助，或照辛亥革命人員例年給若干米，或一次給他一筆錢叫他回去；如有工作能力又有辦法，則為介紹一個工作而不用上二次辦法。”

在處理這些事情上，毛主席即有仁厚的情懷，又講原則，有分寸，不會因為是舊相識而為他們循私。

（三）銘記功績，湧泉相報

對待有功於革命，有功於人民的老友舊識，毛主席總是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內，盡力給予幫助。

李漱清是一位愛國知識分子，思想開明，博學多才。 他和主席一樣，都是湖南湘潭人，兩人的家相距只有幾里路。毛主席年少時經常找李漱清暢談，李漱清給他灌輸維新愛國思想，幫他改作文，推薦新書。毛主席早期的救國、民主思想，正是來自李漱清的啟蒙。

李漱清與少年毛澤東

對這樣一位亦師亦友，又為革命作出巨大犧牲的舊友，毛主席也沒有給予特殊照顧。1951年，李漱清的兒子李介侯寫信給毛主席，請他幫助解決妹妹上學事宜。4月2日，主席給李介侯回信如下：

“請持此信去統戰部找徐冰同志，或其他同志，和他商量是否有辦法為你妹妹找一個免費或半工半讀的學校，如產科、護士或其他學校。我想，只要有可能，是應當替她解決學習和工作問題的。”

李漱清在北京逗留了48天，臨別時，毛主席送給他剛出版的親筆簽名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另送他一件毛呢大衣、一套制服、人民幣100萬元。

李漱清滿門忠烈，毛主席對他們家的感情，充分體現了他私情為輕，公義為重的情懷。

三、濟親不為親撐腰

“行人無限秋風思，隔水青山似故鄉。”往往一個人離開家鄉越久，對故鄉的思念就越強烈，感情就越深，尤其像毛主席這樣有著真摯情感的人。

毛主席即便是身居高位，也從未減少對韶山的感情，那裡有他兒時的記憶，有他革命的的腳步，有他無法割捨的親情。“春風南岸留暉遠，秋雨韶山灑淚多”，從主席這副寫給母親的輓聯中，就能看出他對故鄉的感情之深。但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姓們普遍生活困難，韶山的鄉親也是如此。毛主席在盡力幫助他們的同時，仍按規定辦事，從不逾矩一步。

（一）自掏腰包，解困濟親

對故鄉親人的求助，除非真有需要，毛主席一般不會同意他們來北京。對於確實有困難的親人，他在要求他們努力靠自己解決困難之外，還經常拿出自己的工資和稿費，給予儘可能的幫助。

1949年11月28日，主席給堂弟毛澤榮回信：

“託毛、李帶上皮衣料一件，為弟禦寒之用。”

堂叔毛貽全去世後，1950年5月12日，主席給堂弟毛澤益回信道：

“來信收到。貽全亡故，深致悼意。貸款事我記不起了，大概是有的，茲寄上人民幣二百五十萬元，以應急需。”

毛主席在湖南師範黨校讀書時，曾得到堂兄毛嶽喬在經濟上的幫助，毛嶽喬去世後，主席託人給他的家人匯款300萬元，以報答當年資助之恩。

1926年冬至1930年秋，保姆陳玉英一直住在毛主席和楊開慧家中，幫他們帶孩子，照料家務，彼此相處日久，感情深厚。1930年10月，楊開慧被捕，陳玉英也被抓進監牢，後被中共營救出獄。

陳玉英母女

1957年6月，因為女兒升高中之事，陳玉英到北京請求見一見毛主席。一看到陳玉英，主席就感慨地說：“你和開慧同甘共苦，今天看到你，就像看到開慧一樣，以後你就是我的家人了。”

可即便視同家人，主席仍然沒有用權力為陳玉英的女兒孫燕“開綠燈”。他在給孫燕的回信中說：

“升學的事，我不宜於向學校寫信，能否考取，聽憑學校。如不能升學，可以在家溫課。寄上三百元給你母親，以後還可寄一些。”

除了親戚，他對同學、同事也經常出手相助。

朱其陛是毛主席在辛亥革命時期湖南新軍同事，1952年8月30日，主席給朱其陛回信說：

“來信收到，甚為高興。寄上人民幣二百萬元，聊作小貿資本。”

同年12月21日，寫信給湖南一師同學易南屏：

“體弱多病，不宜外出，更不要來京。寄上人民幣三百萬元，借佐醫藥費用。”

（二）約束親友，嚴防特殊化

作為毛主席的親戚，有人會覺得有底氣，腰桿比別人硬。但毛主席對他的親友約束極嚴，讓他們絕對不可以搞特殊。

1950年5月7日，毛主席寫信給毛澤覃的前妻趙先桂的堂兄趙浦珠：

“鄉間減租土改事，弟因不悉具體情形，未便直接干預，請與當地人民政府諸同志妥為接洽，期得持平解決。”

同月27日，主席又寫信給湖南省湘鄉縣縣長劉亞南：

“至於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難要求救濟一節，只能從減租和土改是照一般農民那樣去解決，不能給以特殊救濟，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滿。”

1954年，主席的表侄文炳璋來信反映唐家坨文氏兄弟不大尊重鄉政府的情況，並表明自己的批評態度。4月29日，毛主席致信石城鄉黨支部、鄉政府：

“文家任何人，都要同鄉裡眾人一樣，服從黨與政府的領導，勤耕守法，不應特殊……如果有落後行為，應受批評，不應為他們是我的親戚，就不批評他們的缺點錯誤。”

“我相信，只要我和你們都採取正確的態度，只要他們不固執己見，他們的缺點錯誤是可以改正，並會進步的。”

這封信既照顧了舅家的臉面，也批評了文家，同時又給了犯錯誤的人以改正缺點錯誤的機會，體現了毛主席處理問題上的原則與智慧。

寫在後面

“家書一封風範在，情理相映暖心房”，毛主席為處理親友的一個“求助”，經常要寫上兩封信，有時可能還要打電話、拍電報。我們很難想像，這樣一位日理萬機的國家主席，心思會如此細密。他費心思處理的一些事，在如今的一些領導眼裡，可能只是一句話就解決的小事，但毛主席從不粗暴地拒絕或輕易答應，而是常常親筆回信，事後還要問東西和錢收到沒有。

可以說，毛主席幾乎有能力答應親友們的任何請求，但他寧願用自己的錢幫助他們，也決不動用公權為他們謀私利。他身居高位，卻嚴格約束親友，哪怕是對親兒子毛岸英，也沒有送去當官，而是被他像一名普通戰士那樣送上了抗美援朝的戰場，最終犧牲在鴨綠江畔。

由此可見，毛主席重情更重理，“情理”二字在這位偉人那裡達到了高度的和諧統一，堪為今人楷模，對今天的反腐鬥爭和廉政建設具有極大的教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