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我們講了民國的幾種路徑，不過這些路徑都是理論上的，我們只有從具體的人或事才能理解這幾條路徑是如何相互影響的。
挫敗晚清新政有一項，是改變司法制度，這和鴉片戰爭之後的治外法權有關。
治外法權就是外國人在中國犯罪，要按照外國人的法律進行審判，是所謂的“不平等條約”之一。
治外法權存在的理由，就是因為外國人不能忍受大清那種野蠻的訴訟和審判。
什麼喊威武的衙役，逼供、打板子、虎頭鍘什麼的，他們不能接受大清這種帶體罰酷刑，同時又無法保障被告人權利的司法體系。
這些在他們眼中都是非常野蠻的，只有他們“現代文明”的法律才能公平公正的審判，因此必須要有治外法權，不接受你野蠻的司法體系。
你要想取消治外法權這個“不平等條約”，那你自身內部就要實現司法體制現代化，把司法權和行政權分開，設立一個單一司法體系。
晚清取消科舉制，開始創辦新式學堂，法政學堂就是新式學堂中的一種，就是這個目的。
北洋法政學堂
像是陳炯明和閻錫山，他們就是秀才出身，按照正常流程該考舉人了，然後科舉制就被廢除了，於是就進入了廣東法政學堂。
而新式學堂沒辦幾期，辛亥革命就爆發了，所以一直到民國，司法官員都是非常稀缺的。
北洋政府不得不沿用清朝的辦法，縣官兼任法官，就是因為法官太少了，人才缺乏。
這些法學堂儘管是中央要求創辦的，但是財政支出卻是地方自給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中央籌不出錢了。
洪秀全、楊秀清之後，清政府財政體系就已經破產了，如果不是地方士紳籌錢，那麼清末很多新政都是無法展開的。
既然錢是地方士紳出的，那麼肯定是誰出錢誰就有發言權。
士紳負責出錢，軍隊負責統治，於是形成了軍紳政權。
地方士紳負責籌款，辦新式學堂、辦民兵保衛團、辦錢莊等地方事業，這就加強了地方士紳的權力。
這種情況下無論怎麼北伐也不可能真正實現統一的。
後來國民黨實現的統一，就是因為能夠改革關稅，和列強達成協議，提高關稅的收入，透過上海、天津的海關籌集到大部分收入，這樣就不太依賴地方財政。
像陳炯明這樣的人，上了法政學堂，成為了廣東軍政領袖，在他加入中國革命同盟後，在廣東組織了一支循軍，當時這些部隊統稱為民軍，武昌起義他就率領廣東各地的民軍一起進入廣州城成立軍政府。
辛亥革命之後，士紳們就不太願意供養這些民軍了，沒有必要也負擔不起。
但是該怎麼裁減，由誰負責，就是很得罪人的事。
胡漢民就不太適合這份工作，這種事一般需要殺伐決斷，不怕得罪人的人去做。
陳炯明手下的循軍有一定的戰鬥力，他能擔任這個工作，所以廣東都督名義上是胡漢民，其實還是陳炯明在管事。
陳炯明在減裁這件事辦得非常公正無私，把自己的循軍也給解散了，這也使得後來他非常吃虧，因為後面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的時候他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了。
國民黨受到這次挫敗的影響後，就特別強調一黨專政和黨國的必要性。
等於說我之前解散軍隊太天真了，不僅害了自己也害了國家。
所以我下次無論如何也不會解散黨軍的，軍隊國家化理論上很好，但如果沒有黨國核心，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華民國，放棄黨軍就是放棄中華民國。
分化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的態度並不是要趕盡殺絕，而是採用分化瓦解的手段。
他不想把國民黨全部幹掉，而是罷免了胡漢民、李烈鈞和柏文蔚這三位都督，然後把北洋政府勢力安插過去。
袁世凱對國民黨打擊是有限的，他不想完全撕破臉，然後給你一個臺階下。
國民黨內部很多溫和派覺得有臺階下，再說中央政府任命官員也是理所當然的，我和李烈鈞又不沾親帶故，我們國民黨還是國會中的多數黨，為了自己的前途，不要真的撕破臉。
李烈鈞率先在湖口起兵討袁
於是贊成孫文二次革命的人就變成了少數派，袁世凱也成功分化了國民黨。
辦法就是提拔沒什麼資歷的新人，比如陳炯明取代胡漢民，那麼陳炯明肯定對他感恩戴德，並且對國民黨的忠誠度會動搖，而國民黨也會對陳炯明不再信任。
這樣一來，一方面給自己增加了勢力，另一方面又逐步分化了國民黨。
這樣袁世凱這個總統，站在中間，國民黨一邊，北洋站一邊，北洋勢力太強，像段祺瑞這樣的老將威脅領導，我就提拔國民黨的人壓你。
如果國民黨勢力太囂張，我就提拔北洋的人來壓你，兩派打來打去，最後你只能求助我這個高高在上的領袖。
可以說中國自古以來的領導都精通這種權術，我絕不是要搞什麼獨裁，黨派我是要的，東林黨也好、浙黨、閹黨也好。
當然叫黨還是叫派無所謂，你們這些黨派在下面鬥，我這個領袖不代表你們任何一個黨派，不像是美國那種共和黨或者民主黨派我做總統，而是領袖整個國家。
你們幾個黨派在下面鬥個你死我活，我以最高仲裁者調節你們之間的衝突，當然我不會讓你們其中一方真的垮了，這樣我坐江山才能安穩。不能像崇禎那樣把閹黨全消滅了，結果上了煤山。
袁世凱當時就是這麼想的，而孫文看懂了袁世凱的這種想法，我和段祺瑞、梁啟超鬥得越狠，袁世凱在上面就越穩，那我的努力不白費了？
所以後面有了國民黨的二次革命，我寧可自己毀掉也要和你拼個你死我活，把你拉下來。
孫中山在上海發表宣言
從這你就能看出馬基雅佛利了，這是一個很高明的權術，討袁之役後，你袁世凱是北洋領袖，不是全國領袖，你成為了鬥爭的一方，我雖然犧牲了自己，但你其實也輸了。
這個時候，袁世凱做了一個愚蠢的決定，就是我們熟悉的洪憲稱帝。
稱帝不是因為利益引起的，而是認知結構錯誤。
袁世凱在善後大借款之後，他知道勝利非常短暫，國民黨二次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在國會中還是有很大的勢力。
此時他夾在國會和軍隊之間，進步黨也不是真正擁護袁世凱，國會也不是自己人控制的，還用各種手段刁難袁世凱。
同時軍隊也越來越不受控制，打敗南軍其實僅僅意味著北軍實力加強了。
而袁世凱知道這些軍隊尾大不掉，想分散這些將領的權力又做不到，這些軍隊得到胃口變得越來越大，國會也不是那麼服從他。
那麼袁世凱夾在中間，鎮壓二次革命肯定維持不了多長時間，最後即使不被人推翻，自己也得垮掉。
因此他必須利用剛剛勝利的餘威，大家還忌憚他的時候，弄出一個新的體制，把國會和軍隊壓住。
那麼在袁世凱看來，軍隊為什麼肆無忌憚，就是因為沒有皇帝了，大家都是平等的。
你這個總統不過是個前朝的將軍，那前朝將軍又不止你一個，憑什麼你當領袖啊。
那都這樣想，秩序就沒法維持了，所以必須有一個皇帝，像楊度這種文人為什麼支援袁世凱復闢？
1915年12月11日，袁世凱宣佈恢復帝制，建立中華帝國
按照歷朝歷代的慣例，勝利之後皇帝要和文人結成聯盟清洗武將，如果不這樣做，那麼文治國家就不會恢復。
先不說龐大的軍隊需要徵多少稅，輕徭薄賦無法實現，不利於人民生產。
為什麼必須稱帝？
稱帝就是為了把領袖和功臣區分開，文臣和領袖結合，把功臣武將要麼冰酒釋兵權和平清洗，要麼就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武力消滅。
皇帝殺功臣總被後人詬病，為什麼必須消滅殺功臣？
只有消滅了這些人，解散軍事力量，文治國家才能復興，士大夫和皇帝共治才能恢復，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袁世凱認為就差這一步，這一步走不好，接下去就是五代十國，走好了就是明清盛世。
但是袁世凱手下的班底是什麼人？
北洋政權大多數都是清朝舊吏，他們效忠民國不是背叛，因為民國沒有皇帝，我並沒有背叛大清，沒有當貳臣。
民國共和國在儒家士大夫看來，這不就是上古時期的堯舜禹三代上古之治嗎？
包括看到美國總統是人民選舉出來的，就感嘆到，這就是三代之遺意啊。
像徐繼畬在《瀛環志略》寫到：
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餘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米利堅合眾國之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襲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這不就是我們儒家羨慕的公天下三代之治嗎？
堯舜禹三代之後，不就變成私天下了嗎？
公天下才符合我們的理想，所以民國的法統有其合法性，就是這種公天下。
所以儒家士大夫贊成共和一點問題都沒有。
但是袁世凱稱帝就不一樣了。
我作為士大夫，本來已經受了大清皇帝的厚恩了，不能報恩這是恥辱。
我可以投效民國，投效民國不是背叛大清，也沒有背叛儒家理想，而是去實現另一個更崇高的理想。
如果袁世凱稱帝，就等於背叛，和吳三桂沒區別了。
吳三桂這個帶路黨背叛大明皇帝投奔滿清皇帝，吃著前朝皇帝的俸祿，前朝皇帝垮臺，你不自殺也該退休。
所謂“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你這樣做就和寡婦再嫁一樣。
孫中山在上海徐園
那麼袁世凱你只是總統沒關係，大家都是公僕，雖然你是前朝大臣，但為了理想沒關係。
如果你是稱帝，可就不止寡婦再嫁這麼簡單了。
而是像王莽欺負孤兒寡母，不是依靠打天下的手段，而是透過狡詐手段把天下騙到自己手裡。
你既欺騙了大清，也欺騙了民國，那就是絕對的道德敗壞了。
袁世凱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找到“大義的名分”去為自我辯解，而反對他的人無論什麼理由都可以理直氣壯的反對。
那麼像段祺瑞和黎元洪這些人拒絕袁世凱的任命，就給自己留出了空間。
你看這些人當初效忠民國，是為了堯舜禹的崇高理想，不是對不起大清，而現在袁世凱稱帝了，他們就不合作了，如果我把他們爭取過來，他們還是可能效忠共和的。
而袁世凱把兩方全部得罪了，這麼看來，袁世凱是非常愚蠢的。
但即便他不這麼做，也會面臨一模一樣的處境。
二次革命之後，過不了多久，善後大借款就會花光，當時北洋也好、滿蒙也好，認袁世凱唯一的理由就是他能從外國人那借到錢。
因此錢花光之後，他這個總統肯定做不下去的，最後肯定是個眾叛親離的結果。
對袁世凱來講，真正有利的是賦予地方更多的權力，讓他們自己搞經濟，減少中央負擔，這樣他可能會成為一個有名無實的“領袖”，說不定還能倖存下來。
但他選擇了一條他認為能夠走通的“大一統”路，結果證實走不通，實際上就算他選擇其它路，最後的結果也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