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對宋的興起，有自己的獨到分析。

趙匡胤本是五代後周（郭威創立）的殿前都點檢（禁軍總指揮），當後周世宗柴榮英年早逝，他的兒子僅有七歲，就匆忙即位，人心不穩。趙匡胤在此背景下，以陳橋兵變的形式使皇袍加身，取代了後周的小皇帝，建立了大宋王朝。

陳橋兵變時，一些人用天命說來造輿論，因此王夫之開篇就論述統一天下與天命的關係，認為統一天下不是靠天命。

趙匡胤稱帝后，為後世繼位者立下三條誡令：

保全後周的柴氏子孫、不殺士大夫、不加農田之賦，

王夫之認為作為帝王，這三條誡令表明趙匡胤具有值得稱讚的“盛德”，趙匡胤又對降伏之主採取優遇政策，王夫之稱之為“忠厚”。

在士人與君主的關係上，王夫之針對五代以來士風敗壞的情況，強調士人自身應該自貴自重（士人無恥自賤，自唐末開始，參見《唐鑑》），使太祖不能輕賤他們，而有護惜之情。而君主則要重士、得士，其大臣、師儒、長吏也要重士，為君主選用士人，這都關係到王朝政治的穩固。

宋朝開國皇帝：太祖趙匡胤

太祖初期喜歡微服出行，王夫之認為：歷史上君主的微服出行有三種情況：

一是察群情以思預製，一是利用微行而狂蕩嬉遊，一是為了苛察而微行。但帝王的微服出行，只是憑藉個人的聰明才智與天下鬥捷，不能視為治理天下的正道。

太祖面對趙普的善於言辯，雖然有時無言以對，但非常清楚天下事不能盡靠書生，所以他要利用趙普與武將相互制約。

但太祖的猜疑心太重，後來的宋朝君主對大臣（尤其是武將）都有猜疑之心，這起源於太祖，併成為整個宋朝的一大弊端。

關於禮法的改變，王夫之認為變與不變，都要根據時勢的不同及情理的可否來加以考慮，並非凡是變革都是好事。

對於吏治，王夫之提出省官可清吏治，增俸可責官廉，吏之擾民在於賦稅、獄訟、工役三者，帝王對於官吏應任之以道，興之以賢，馭之以禮，防止官吏借賦稅等事擾民。

又認為國家的各項事務，都要事先有充分的儲備，要儲其盈以待事，但不能過度儲積而加重民眾的負擔。

王夫之認為太祖開創的宋朝政治，超過了漢代文景之治和唐代貞觀之治，因為文景與貞觀之治最多維持兩代，而太祖開創的宋代制度，從太祖到熙寧，都可稱為治世，時間長於文景與貞觀之治。

究其原因，一是子孫能繼承其事業，二是有多士贊襄，三是有家法為之檠括，四是有政教加以薰陶，所以自漢光武帝以後的有令德之君主，宋太祖可稱“迥出”於他們之上。

這是王夫之對宋太祖趙匡胤的基本評價。

他對宋代興起中的天人關係，做過如下的分析。

宋朝興起，統一了天下，民眾得以安寧，國政得以治理，文化禮教得以興盛，由此可知天命是什麼。

天的事，很難說清楚，人對於天，不能想像成一個簡單的事情，因為天沒有常態，所以難以把捉。

天和命合在一起說，對於人，都是不能改變的。天的變化推移，是根據萬物的具體情況和變化，由人加以斟酌，逐漸可以看出天命或天運是怎樣的。

人再基於此，而決定怎樣處理各種事務。人要盡人事，代替不了天，但人做事做得好，天也會對人起到護佑和幫助的作用。

這實際是說宋太祖趙匡胤得天下，是得到天的護佑與幫助的。因此，趙匡胤建立宋朝，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其功績一是徹底扭轉了自唐末到五代時期的天下混亂局面，把用武力作為解決問題的最高手段的暴力政治，改變為依靠文化進行治國理政的態勢，從而開啟了中國歷史上最有文化的一段歷史。

宋太祖是一個武人，卻能有這樣的胸懷與氣度，並完全加以實現，這就決定了他是歷史上了不起的帝王之一。

王夫之又認為宋太祖的治國，是合乎天心的。

宋太祖並不是超人，他能讓自己的治國合乎天心，應該說是歷史實踐讓他懂得了這一道理。

王夫之說：

帝王接受天命而建立一個新的王朝，這在歷史上是有不同情況的。其中最好的是靠德，商、週二代就是這種情況。

差一點的，是靠功勞，漢、唐兩代就是這種情況。

《詩經》說：“鑑察觀照四方，追求萬民的安定。”成為帝王的人，他的德足以安定萬邦，功足以平定大亂，就都是能使萬民獲得安定的。

上天找到一個能夠安定萬民的君主，而授給他天命，授給他天命而使萬民得以安定，上天的事就算完成了。

可是象宋王朝，並不是上天鑑察觀照下方，找到一個可以授予天命的人而授予他天命的。

為什麼呢？趙氏是從行伍中起家的，趙匡胤及其父親，兩代人都是軍中的偏將，他們的命運與生涯，都是與亂世一同上下沉浮的，他們在當時並不是著名的人物，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恩德惠及下民，所以老百姓對他們是沒有什麼仰慕之意的。

趙匡胤為柴氏做事，在西征河東、北抗契丹的作戰中，沒有立下一弓一箭的戰功。他曾取得滁關之捷，這是在周世宗顯德三年（956），趙匡胤率軍襲擊南唐的滁州（今安徽滁州），攻克其城，擒捉其將皇甫暉等。但這次戰役，與後周王朝的安危無關，柴榮因此讓他當上節度使，已經超過了他的功勞。

趙匡胤在德的方面也沒有什麼積累，取得的戰功也僅是如此，根本不能與漢、唐開國之君平定天下的宏大功業相比，甚至比不上曹操掃平黃巾、誅討董卓、從危險中救出獻帝、平定袁紹和袁術，比不上南朝宋的劉裕俘獲姚泓、斬首慕容超、誅殺桓玄、打敗盧循以平定江南，相比之下，趙匡胤的功勞不及他們的百分之一。

趙匡胤是利用發狂的亂兵扶助而興起，獵獲了帝位，最終還保住了皇權並且延續下來不斷壯大，而天下之民也都享受了他帶來的安定。

由此可知，上天是要護佑下民，在無人可以付託的情況下，而讓趙匡胤接受天命成為帝王，這是上天的自信，不是人能預知的，而上天把天命託付給趙匡胤，最後看來，也是正確的。

這樣說來，宋太祖並非靠自己的武功而得天下，他是利用了歷史難以出現的轉折點，順應了民心與天意，這似乎是上天選擇的人，而在分析歷史的時候，就是最難解釋的現象，但從歷史發展變化的趨勢看，趙匡胤是一個非常有頭腦的人物，在那個時代是獨一無二的。

王夫之又分析了趙匡胤沒有功與德也建立宋朝，是有他的原因的。

商、周開國之君的德，漢、唐開國之君的功，都是當時無人可比的，所以他們成為天下的君主，得到天命，說明天在這種情況下做出選擇，是很容易的。

宋的開國皇帝趙匡胤與商、周、漢、唐的開國之君相比，既無功，又無德，卻能登上帝位，建立新的王朝，是上天的正確選擇，這從他稱帝建立王朝之後的治國，可以得到證明。

因為他的稱帝，建立新王朝，實際上是結束了亂世，結束了長期以來的戰亂，而讓百姓過上了太平的日子，這都不像商、周、漢、唐開國之君是在稱帝之前就有了功與德，而是在稱帝建立新王朝之後，才表現出來的。所以上天選擇他，就與選擇商、周、漢、唐開國之君不同。

讓商、周、漢、唐開國之君得到天命，建立新王朝，是在事前就能讓人們心服口服的，而上天選擇趙匡胤，只能在他稱帝建國之後，才能證明其選擇是正確的。之所以能如此，王夫之認為，這是上天不斷啟迪趙匡胤的內心，而使他知道了按照天心應該怎麼做才是對的。

根據王夫之的這個分析，說明宋太祖趙匡胤是一個與眾不同的開國君主，這是非常少見的。

從天心的角度講，還有一定的神秘性，但從實際上看，是現實社會的動亂實情，使趙匡胤懂得了要使天下和平，讓人民不再遭受戰亂之苦，這個心說是天啟也可，說是趙匡胤本人的覺悟也可。甚至可以說，天讓社會出現亂世，讓人由此而懂得必須結束亂世，安定天下百姓。從這個意義上說，天心與人心，其實是完全相通的。

由此看來，趙匡胤之所以能開創一個新的王朝，是他的過人之處，也證明他把握了天意與人心，所以古代《周易》裡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用趙匡胤的例子說，《周易》這句話還有一層意思，即天意與人心本質上是統一的，人做事做得對，就是順天應人，就是合乎客觀環境的需要，這裡沒有任何神秘性。我們觀察歷史，對此要有領悟。

《宋論》論太祖頁面

學者對宋朝的稱讚：

陳寅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錢鍾書：在中國文化史上有幾個時代是一向相提並論的：文學就說唐宋，繪畫就說宋元，學術思想就說漢宋。

宋史學家鄧廣銘：兩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宋代文化的發展，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達於頂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為其後的元明之所不能及。……宋代文化發展所達到的高度，在從十世紀後半期到十三世紀中葉這一歷史時期內，居於全世界的領先地位。

英國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中國的科技發展到宋朝，已呈巔峰狀態，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或者歐洲的水平。

美國學者羅茲·墨菲《亞洲史》中說：在許多方面，宋朝在中國都是個最令人激動的時代，它統轄著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創新和文化繁盛期。從很多方面來看，宋朝算得上一個政治清明、繁榮和創新的黃金時代。

宋代民眾生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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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生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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