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於1959年底至1960年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
“李斯的《諫逐客書》，有很大的說服力。那時候各國內部的關係，看起來是領主和農奴的關係，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戰車、武士。”
1964年8月30日，毛主席在談話中說：
“李斯是擁護秦始皇的，思想上屬於荀子一派，主張法后王。后王就是齊桓、晉文，秦始皇也算。”
毛主席曾表達過這樣的意思：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學生，荀子是儒家的“左派”。顯然，毛主席認為儒家中的右派是孔子、孟子。這種劃分的依據在於，是“取法先王”還是“取法后王”，也就是說，是遵守祖宗成法還是創新變法。因為荀子學說中汲取了法家的成分，李斯在實踐上又體現了法家的精神，是“主張法后王”的，是“擁護秦始皇”統一大業的，幹了一番前人沒有幹過的大事業，因而毛主席讚賞李斯和他的老師荀子。
李斯（約前284-前208），字通古。戰國末期楚國上蔡（今河南省駐馬店市上蔡縣蘆岡鄉李斯樓村）人。李斯出於個人喜好，在追隨荀子之時便明確表示要學習“帝王之術”。他關注的只是荀學中的一部分，並非全盤接受荀子學說。李斯對老師荀子思想學說有吸取也有揚棄，而對同門師兄韓非的理論則完全信服。韓非強調政治效用的立論角度，無疑切合尋求“帝王之術”的李斯心理，成為李斯在荀子之外的又一思想源泉。李斯將韓非觀點譽為“聖人之論”、“聖人之術”，認為這是一種治天下的“帝道”。可以說李斯對法家學說的最初認識便來自於韓非，韓非的觀點及法、術、勢等一套行事方法被李斯全盤接受，韓非法家學說建構了李斯政治思想的主體框架。
李斯學業完成之後，經過對各國情況的分析和比較，認為要擺脫“卑賤之位，困苦之地”，必須“得時無怠”，立即到西方的秦國去。前247年，李斯來到秦國，正趕上秦莊襄王病死，而繼位的秦王嬴政尚年幼，秦相國文信侯呂不韋當權。李斯遂投到呂不韋門下當“舍人”，很快受到器重，被邀參與編寫《呂氏春秋》，並被任命為秦王嬴政的侍衛官——“郎”。此後，李斯利用接近嬴政之便，多次陳述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向嬴政上書，描繪了“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的宏偉藍圖，詳盡分析了天下必然統一的歷史大趨勢，並且指出：秦國已具備統一天下的條件，六國實際上已降到秦的郡縣地位了。憑著秦國的強大和秦王的才幹，可以像炊婦掃淨灶臺一樣，吞沒諸侯，統一天下。他強調：這是經過秦國幾代君主長期努力使之發展起來的大好形勢，不能緩失良機呵！這正與贏政兼併六國“成帝業”的雄心壯志相合。嬴政非常高興，相恨太晚，立即拜他為長史。後來，由於他的建議產生了卓著成效，秦王又任用他為客卿。
前238年，秦王嬴政加冕親政，發生了嫪毐叛亂，翌年呂不韋免相遷往河南。因呂不韋的門客多為“客卿”，所以秦國的一些宗室大臣要求秦王“一切逐客”。兼以又發生了一件事：與秦接壤的東鄰韓國派來了一名說客，是位水利專家，名叫鄭國，他竭力向秦王建議在關中修一條長達三百里的灌溉渠（這條渠後來修成後，稱為“鄭國渠”，也叫“鄭渠”）。這似乎是為秦國著想的，但其目的是想讓秦國把人力、物力投入到這一大型水利工程上，拖住秦國，使其無力出兵東伐，因此從根本上說是替韓國著想的。不久，這件事的內幕被捅了出來，秦國的宗室大臣們於是藉此大做文章，紛紛向秦王反映說，其他諸侯國的人入秦做事，人人都心懷各為其主的不可告人的目的，都是壞傢伙，應“一切逐客”，把他們一個不留地驅逐出境。一時，“排外”言行甚囂塵上，秦王於是也下了“逐客令”。李斯是楚國人，當然也在被逐之列，在此情形下，他給秦王上了一份著名的《諫逐客書》。
李斯上書中回顧了春秋戰國以來秦國曆史上四個輝煌的時期：秦穆公用了百里奚等人，稱霸西戎；秦孝公用了商鞅，變法殷富；秦惠文王用了張儀，擴大版圖；秦昭王用了范雎，奠定帝業。這些智謀之士都不是秦人，而是客卿，他們於秦是有大功的。李斯又以帝王所喜好的珍寶美女來自四方所獻，不過只在於“快意當前”而已，秦王的目標應該是“跨海內，制諸侯”，沒有“術”怎麼能成功？沒有人才又怎麼能成功？如果“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那就是損害自己、資助敵國的不智之舉，“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的《諫逐客書》出發點是為秦國考慮的，就事論理，頗具氣勢，正如毛主席所評“有很大的說服力”。秦王贏政被這篇上書所打動，馬上廢除了“逐客令”，並派人追至驪邑召回了李斯。
秦王撤消了“逐客令”後，李斯屢建功勳，被提升為廷尉（全國最高司法長官）。他所擬定的統一六國的“遠交近攻”的戰略方針，和先發動強大的政治攻勢、再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建議，都得到秦王的賞識和採納。李斯成為秦王進行社會變革、堅決推行法家路線和完成統一中國大業的強力助手。在李斯的輔佐下，秦王嬴政僅僅用了十年的時間，就先後滅掉六國，於公元前221年建立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帝國——大秦王朝。
秦朝建立以後，李斯升任丞相。他繼續輔佐秦始皇，在鞏固秦朝政權，維護國家統一，促進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等方面，屢建奇功。秦朝的郡縣制、三公九卿制等一整套封建中央集權制度，就是李斯設計和推行的，這從根本上剷除了諸侯王國分裂割據的禍根，對鞏固國家統一，促進社會發展發揮積極作用。李斯還及時地向秦始皇提出了統一文字的建議，並親自主持這一工作。他以秦國文字為基礎，廢除異體字，簡化字形，整理部首，形成了筆畫比較簡單、形體較為規範，而且便於書寫的小篆（也稱秦篆和斯篆），作為標準文字。他還親自用小篆書寫了一部《倉頡篇》，作為範本，推行全國。此外，李斯還在統一法律、貨幣、度量衡和車軌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李斯主持制定的《秦律》，其中主要法律形式有律、令、法律問答、式、廷行事等多種。其內容包括行政機構設定、官吏任免、軍事、外交、司法、社會治安、監獄管理、徭役戍邊等，並且每項法律都有具體實施的辦法和規定。這部法律的實施，不僅在當時史無前例，而且對以後歷朝歷代制定法典都有巨大影響。
毛主席認為李斯的政治思想特徵在於“主張法后王”。李斯在初說秦王時，按照歷史的演進，把秦的發展史分為穆公時期、孝公時期和當今時代三種情形、三個階段，以此來說明先王不足法，應根據不同情勢採取不同的策略和行動，而不能恪守陳法，刻舟求劍。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李斯為了反駁洙泗儒學的代表人物淳于越提出的“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的觀點，給始皇帝上書說“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明確指出古代的習慣和法則，並不一定就是指導當下政治實踐，有時甚至是有害的。而當淳于越高舉“師古”的旗號，用“周、殷之千餘歲”來論證諸侯分封制的合理性時，李斯當即指責這是“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並隨後參與制定了“使天下無以古非今”的政策，並最終產生了“收去《詩》、《書》百家之語”、“明法度定律令”、“同文書”等“皆以始皇起”的制度改革和創新。然而，李斯的“薄古厚今”和“法后王”的政治哲學，蔑視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整合，在文化傳承和整合上破壞了獲得舊勢力和士人廣泛認同的基礎，為秦朝的迅速覆亡埋下了禍根。
對“厚今薄古的專家”秦始皇頗為讚賞的毛主席，對於“擁護秦始皇”的李斯及其“薄古厚今”、“法后王”的政治主張，當然是有好感的，因而他在談話中常常提到並稱贊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