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風雲突變”的1929年到1934年紅軍長征前夕，毛澤東6年時間裡6次來閩西。在閩西這一段時期，毛澤東身處逆境，歷經沉浮，但他始終充滿著革命的樂觀主義和高度的責任感，留下了許多動人的故事。
毛澤東運用高超的戰略戰術，開闢了閩西革命的新局面。1929年3月，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入閩，首戰長嶺寨。紅四軍主力第二十八團、三十一團搶先佔領長嶺寨制高點，誘敵進入伏擊圈；軍部和特務營迂迴敵後，斷敵退路，上下夾擊下，殲敵2000餘，乘勝解放了汀州城。 5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再度入閩，5月23日上午，在閩西黨組織配合下，紅四軍向龍巖守敵發起第一次進攻，殲敵一個營，繳獲大批武器彈藥，取得了首戰龍巖城的勝利。紅四軍在佔領龍巖後並沒有留駐城內，而是當天下午主動撤出，改向鄰近的永定進擊，先後佔領了永定的坎市、湖雷。
5月28日，毛澤東在永定得知敗逃的殘敵又摸回龍巖城後，再次分兵於6月3日進佔龍巖。紅四軍二次攻克龍巖，再度撤離龍巖城，轉往上杭、連城遊擊。得知龍巖守敵陳國輝率主力回到龍巖後，毛澤東迅速集結紅四軍，長途奔襲，於6月19日第三次攻佔龍巖。毛澤東指揮紅軍運用靈活機動的游擊戰術，使得陳國輝根本來不及組織有效的抵抗。這一仗紅軍共殲敵2000多人，陳國輝旅幾乎全軍覆滅。三打龍巖城是毛澤東充分運用游擊戰術的典型戰例，為後來紅軍長征四渡赤水戰役提供了成功範例。
三打龍巖城後，紅四軍黨內對如何建設紅軍和根據地等問題產生了不同認識，遂於1929年6月22日在龍巖城內公民小學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毛澤東的前委書記職務落選，到閩西指導地方工作並養病。9月28日，中央通過了由陳毅起草、周恩來審定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通稱為“九月來信”。在“九月來信”指導下，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上杭古田曙光小學召開，這就是彪炳史冊的古田會議。會上，毛澤東重新當選紅四軍前委書記。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成為中國共產黨建黨建軍的綱領性文獻。《古田會議決議》經過中共中央的傳播，在全國紅軍中得到貫徹，從而使整個中國工農紅軍肅清了舊式軍隊的影響，建設成真正的人民軍隊。古田會議結束，迎來了1930年的元旦。這時，毛澤東收到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的元旦賀信，感到林彪對時局的估量比較悲觀，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正可借給林彪的覆信，端正紅四軍中對形勢的錯誤估計，克服悲觀情緒，樹立革命信心。經過一番思考，毛澤東於1930年1月5日在上杭古田賴家坊“協成店”，寫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進一步闡明了武裝鬥爭、建立革命政權和土地革命三位一體的工農武裝割據理論，提出了中國革命要以農村為中心，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提出，是毛澤東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標誌。
在閩西活動期間，是毛澤東最為艱難的時期，瘧疾纏身，數度遇險，閩西人民給了毛澤東無私的幫助，體現了毛澤東與閩西人民的深厚情誼。1929年8月21日，毛澤東因病轉移到永定岐嶺的牛牯撲村，先後在村裡的“華興樓”和青山下的竹寮裡住了20余天，他還給這座別緻的竹寮取名為“饒豐書房”。毛澤東在青山下住了幾天後，瘧疾便發作起來。張鼎丞和永定縣革委會祕書長阮山心急如焚，忙和在當地執行任務的紅四軍第一縱隊第三連連長粟裕等人商量就醫辦法。通過老中醫吳修山診治，幾天後毛澤東的病情便有了好轉。9月17日，毛澤東在牛牯撲居住的訊息被敵人獲悉，駐廣東大埔縣的國民黨保安團在永定金豐民團的配合下，分兩路撲向金豐大山“圍剿”，粟裕隨即率隊與當地赤衛隊一起到前沿阻擊。此時，毛澤東因病體弱，不能爬山，又因山高坡陡不好騎馬，中共岐嶺支部便派陳添裕等幾人準備用擔架抬，但又因荊棘灌木擋路，抬著擔架很難邁步。情況危急，陳添裕由不得毛澤東堅持要自己走，背起高大的“楊先生”就走，從牛牯撲經白臘坑到雨頂坪安全地帶，10裡荊棘叢生的羊腸小道，僅用了一個小時。到了雨頂坪村，毛澤東指著陳添裕等人感激地對賀子珍說：“多虧了牛牯撲的同志！”隨後把護送他的幾個人名字一一記在本子上，並說：“我忘不了牛牯撲的人民！”毛澤東在雨頂坪小住後轉到陳東上石壠、上湖雷塘下住了10余天，又到上杭臨江樓繼續治病，病情逐漸好轉。正逢重陽節，看到院中黃菊盛開，毛澤東思緒萬千，以革命樂觀主義和浪漫豪情即席填寫《採桑子•重陽》詞一首：“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
毛澤東在閩西，每到一地，都深入群眾開展調查研究，寫下了《才溪鄉調查》等光輝著作。1929年3月，紅四軍進駐汀州城後，毛澤東在前委委員和長汀縣委的協助下，在駐地“辛耕別墅”召開了老裁縫、老佃農、錢糧師爺、老教書先生、老衙役和流氓頭等社會上有代表性的六種人員座談會。經過調查，摸清了長汀的政治、經濟狀況和民情風俗，對閩西的情況有了進一步了解，為紅軍制定適合當地情況的鬥爭策略提供了依據。3月20日，毛澤東在汀州“辛耕別墅”，主持召開了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會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軍事、經濟狀況和敵我雙方力量對比，研究了紅軍的行動方針問題，明確提出在贛南閩西一帶範圍內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決策，為開闢中央革命根據地規劃了藍圖。1932年10月上旬，毛澤東帶著一個警衛班，從寧都出發，經石城翻過牛嶺來到長汀，住在長汀福音醫院的附屬醫院養病。毛澤東在汀州經過4個月的社會調查，收集和掌握了有關經濟方面的情況，不僅為後來寫《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我們的經濟政策》等文章，積累了可靠的第一手資料，而且起草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一針見血地批評了汀州政府的官僚主義作風。1933年11月下旬，毛澤東從瑞金出發，從長汀乘船沿汀江南下，在上杭縣官莊上岸，步行30多裡，到才溪鄉搞調查。此前，1930年6月和1932年6月，毛澤東曾兩次到才溪鄉調查指導。在才溪列寧堂（才溪區工會會址）歇息後，毛澤東召開一個又一個的調查會，並把這些調查材料進行加工整理，寫成著名的《才溪鄉調查》一文。毛澤東被才溪鄉人民作出的貢獻和業績深深感動，稱讚才溪是“全蘇區第一個光榮的模範”。毛澤東才溪鄉調查，為中央蘇區和全國各個蘇維埃區域的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樹立了學習的典型。
正是通過閩西的革命實踐，毛澤東積極探索，找到了建黨、建軍及中國革命道路理論，實現了中國革命理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閩西成為毛澤東人生道路中既歷經沉浮而又極其光輝的一頁。毛澤東留給閩西人民的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精神財富，閩西人民永遠懷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