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福是中晚唐時期京城長安的一位農民。王承福生活的時代，推斷起來，應是玄宗後期及肅宗、代宗、德宗時期。此時，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危機四伏，大廈將傾。所謂的大唐，氣數已盡兆頭畢現，正一步步走向末世。在此背景下，王承福這個“典型”，實在談不上是在朝廷正確領導下而成長起來的，大唐當局也不可能將他送入什麼道德學校去深造。然而，王承福卻完成了自己的道德和人格昇華。

其一，有功不居，甘做農夫。

唐玄宗當政的後期，耽於酒色，重用奸臣，陷國家於重大危機之中，而自己卻渾然不知。忽一日，被他視為心腹的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率領20萬鐵騎一路狼煙向長安殺來欲取其位而代之，此時，方才將李隆基從溫柔鄉里驚醒。朝廷迅速徵調民夫從軍，王承福即在這時“光榮入伍”了。“萬箭千刀一夜殺，平明流血浸空城”（岑參語），這樣的戰鬥，這樣的九死一生，王承福不知經歷過多少次。然而，他老人家血海屍山滾爬13年，竟活著回來了，而且還立下了足以做官的功勳。解甲歸田後，王承福並不以“老革命”和李唐功臣自居，去向國家伸手，而是悄悄地回到了鄉間當了一位農民。在“土田已喪”，即已經沒有了自己“責任田”的情況下，他毫無怨言，轉而靠給人“打工”抹泥粉牆為生，而且一干就是30年。這後十幾年的“賤且勞者”的重體力活，可想而知，對於已經上了年紀的王承福來說，將會是多麼艱辛、艱難和可憐。

那麼，有官可做的王承福同志，為什麼不去做官而來下這種臭苦力呢？孰不知官帽到手，應有盡有，說不準還能“五子登科”。然而，讓人想不到的是，這個“最可愛的人”對不當官的回答卻極其簡單：因為我的能力有限，故只能 “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此言此行，若放在今天，保準能令很多人瞠目結舌，罵他為傻帽，笑他是白痴的，恐怕不會在少數。孰不知早有人說過：做官是一件最容易的事，假如一個人連官都不會做，那他還會做什麼呢？更孰不知，官場上多少充其量是“大路貨”者，卻常以天才、英明和唯我獨尊、非我莫屬而自居？而王承福恰恰是個“另類”。不過，反過來想一想，讓人堵心的事多，比如買官賣官、貪贓枉法、媚強凌弱、坑蒙拐騙……我想很大程度上，與“聰明人”太多有關係。

其二，有一流的職業道德和良好的敬業精神。

王承福有一句“名言”，常用來告誡自己：“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天舍鏝以嬉。”就是說，吃了飯卻工作懶惰，定會遭受天災的懲罰，所以我不敢丟下抹子而去玩樂。他老人家視使用者為自己的衣食父母，“使用者第一，質量第一”，泥起牆來兢兢業業，一絲不苟，要求自己乾的每一件活都要“無愧者取焉”。而且在工錢上絕不漫天要價，而是“視時無食之貴賤”來決定自己的工錢。租賃的住房和飯錢上漲了，工錢就多些；反之就少些。這真是一位誠實守信、愛崗敬業、按勞取酬的好榜樣啊。

其三，心裡時刻想著窮人。

王承福還是一個對“個人問題”非常負責的人，他考慮到自己“能薄而功小”，掙不來什麼錢，養不起老婆孩子，故而一輩子沒有娶妻。然而，他卻放心不下那些窮人，“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我想，王承福的這點善款，比今天的億萬富翁拿出百萬都可貴，因為那是他食、宿之後的全部所有啊。

建築工人，在舊社會被稱作泥瓦匠，略帶輕蔑；另有一個書面稱號，叫圬者，說白了，就是幹髒活的，同樣不好聽。在封建時代，社會普遍的價值觀念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泥瓦匠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社會地位低下，被人瞧不起。他們的生平事蹟幾乎從不載入史冊，也很少有人替他們樹碑立傳。然而，也有例外，唐代著名的大文豪韓愈（公元768～824年），就替一名叫王承福的泥瓦匠正兒八經寫過一篇傳記，題目是《圬者王承福傳》，使得一千多年之後，人們透過這篇八百多字的簡要傳記，能瞭解到一名唐代建築工人的精闢言論和高尚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