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以秦朝統一中國為題材的優秀影視作品並不是少數，包括近日熱播的電視劇《大秦賦》。
在上述影視作品中，編導人員通常把秦始皇統治下的秦國描述為一個雄壯有力、井然有序的王國，透過國力、文化、制度上的碾壓以摧枯拉朽之勢消滅東方的腐朽王國。
筆者在年輕時看到這些影視作品時就曾產生過這樣的疑問：
這樣一個雄健嚴密的國家機器，為何在戰爭結束的12年以後就迅速崩潰呢？
對於這一問題，筆者年輕的時候曾認為是秦二世及趙高等人的個人行為所致，之後又認為是秦始皇在統一中國以後的某些孤立的行為所致。
之後，筆者在閱讀了楊寬先生的《戰國史》及《戰國史料編年輯證》，發現以前的想法存在誤區。
從歷史角度來講，秦國本身是一個擁有7個世紀壽命的老邁王國，在戰國後期就已經出現了相當嚴重的糜爛現象，到戰國末期秦國的地方上出現有持續不斷的叛亂潮。不過，絕大多數影視作品不著重表現這一點。
下圖為公元前246年-前221年秦國地方叛亂的大致範圍。
原圖出自布哈林的戰國示意圖
圖中所示，為晉陽叛亂、屯留叛亂、長信侯咸陽叛亂、新鄭叛亂、蒼梧叛亂、昌平君鄢郢叛亂的大致範圍。平均4年就有一次叛亂，其中，長信侯叛亂甚至有20位中央重臣附逆（注）。
補充一點，昌平君叛亂中“鄢郢”的具體位置有爭議，胡三省先生認為是鄢陵、郢陳，楊寬先生認為是郢都、陳邑，在圖中分別用白色圈出。
另外補充一點，如果楊寬先生的說法成立，昌平君的叛亂範圍應南至郢都、北至淮陽，中間的宛城一帶大機率附逆，具體範圍要大於上圖所示。
（注：有關長信侯叛亂，某紀錄片稱其因沒有虎符而未能調動秦國軍隊，這應當是編導人員能受到了某電影的誤導。《史記》原文明確有記錄，秦國地方軍隊及王宮禁衛軍團重臣參與了這次叛亂。）
秦王朝建立以後，秦廷先是平定了蒼梧叛亂，後是以流動朝廷的形式巡視天下，暫時遏制住了地方叛亂的潮流。
不過，到了始皇帝末年，地方叛亂的勢頭再度死灰復燃。
“熒惑守心”，“始皇死而地分”，“今年祖龍死”，在一切光怪陸離的謠言背後，是皇帝的震怒和御史的不作為。
始皇帝逝世的9個月後，帝國的一支軍隊在大澤鄉叛亂，叛首據稱是“秦公子扶蘇”，二號頭目據稱是“楚將項燕”。不久之後，叛首“扶蘇”被叛軍擁立為楚王。接下來，叛變的大軍向著三門峽一帶挺近，其中一支偏師直驅咸陽。
在打通戰國和秦代的斷代史侷限以後，我們就會發現：
秦末“農民起義”並非孤立的叛亂事件，而是秦國自戰國末期叛亂潮的終極產物。
那麼，歷史中戰國末期的秦國叛亂潮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千古一帝又是如何駕馭這一老邁糜爛的王國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統一戰爭？
在下文中，筆者會對戰國末期至秦末的叛亂始末進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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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以下內容主要參考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呂思勉《秦漢史》，不參考文學作品及影視作品。
其中的部分內容與文學或影視作品區別較大，請認真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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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潮前夜：公元前266年-246年在之前的文章中，筆者曾在梳理秦滅六國戰爭始末時介紹過這段時期的歷史。
一些看過筆者秦滅六國始末的朋友最好也不要跳過這一段。在這一節中，敘述重點會以叛亂潮為中心，在認真閱讀後有利於對後面內容的理解。
宏觀上的秦滅六國戰爭是從自公元前266年開始的。
是年，秦相魏冉下臺，秦廷將戰略轉變為“遠交近攻”，由此出現了統一戰爭的趨勢。
下圖為魏冉執政26年留下的政治遺產。
如圖所示：
左紅框為河東地區，原屬魏地，於伊闕之戰後被魏廷“割讓”給了秦國——需要說明，魏國在此戰之後實際並未從河東完全退出，秦魏之間僅就安邑的爭奪就持續了至少有30年（闕與之戰期間，魏將公子咎曾率領精銳部隊入駐安邑）——不過，此役無疑動搖了魏國在河東的統治，自此函谷關側翼的威脅被基本掃除；
下藍框為南郡地區，原屬楚地，於鄢郢之戰後被秦軍奪取——同樣需要說明，楚軍在此戰當中並未被徹底擊敗，楚廷在東遷後立即集結東方軍隊收復了富庶的泗上地區，而後向西攻取了“江南”十五邑（今巴東地區），自此秦巴郡與南郡被切斷——但是，此役仍將楚廷趕出了江漢平原，自此武關以南的威脅被徹底清除；
右白框為秦國在衛國周邊的飛地群，原屬齊地、宋地、魏地、韓地，主要在五國伐齊和七攻大梁期間奪取——也需要說明，在魏冉執政末期，東方最大的飛地陶邑已經有向“萬乘”規模發展的趨勢，秦廷幾乎在魏國背後建立了一個新的“宋國”——表面上看，上述飛地對秦國國力的提升並不大，但它完成了對魏國這一縱橫發動機的包圍，為秦軍之後的東出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外交支點。
截止到這一時間節點，秦國在列國間的優勢已然十分明顯。首先，秦國的邊疆防禦已基本完善，列國很難透過正常的軍事手段威脅秦國的核心地帶。其次，秦國的體量已十分龐大，幾乎吞併了整個西中國。最後，秦國還奪取了外交上的主動權，韓、魏等國所高度依賴的外交空間被秦國嚴重擠壓。縱使我們不能說秦國具備了滅六國的條件，但此時的秦國也已基本立於不敗之地。
在講完公元前266年的背景以後，我們需要注意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
這一年，魏冉被驅逐回了封國，歸陶時帶走的財物裝滿了上千輛馬車。
下圖為魏冉歸陶的大致路線。
如圖所示：
魏冉相對可能性較大的路線為出函谷、經陝邑、入二週、過滎陽、橫穿魏境，最終抵達定陶。
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魏冉會選擇其他路線，但無論哪一種都不可避免地要穿過至少兩個諸侯國的國土。
現在我們要想這麼3個問題：
上述財物是否為魏冉的合法所得？
如果不是，為什麼秦廷不對其進行清算？
當時運輸的車隊已經達到了一支中型軍隊的規模，為什麼列國會容忍魏冉從境內穿過？
答案只有兩個字：
縱橫。
自戰國中期以來，國無定交，列國之間的同盟變化十分頻繁，在這種複雜的外交環境下出現了士無定主的特殊現象。
有關“士無定主”的表現並非單指有士人在列國間頻繁更換門庭。
在當時，常有一些重臣利用自身在他國的外交資源挾以自重。比如，張儀挾魏自重，樗裡疾挾韓自重，樓緩挾趙自重，呂禮挾齊自重等。
到了戰國後期，甚至出現了一個重臣同時效力於多個諸侯國的情況。比如，樂毅是魏臣、趙相、燕卿，田單是齊相、趙相。
現在把視線拉回到魏冉身上。
在魏冉倒臺的時候，秦廷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以後由誰來守陶邑、宛城、新城等戰略要地？
注意當時的大環境，士無定主，郡縣的長官未必老實，朝廷必須把中央重臣分封到一些戰略要地互相牽制才能相對穩當。
而且，上述城邑均處於十分敏感的地區，不可避免地要頻繁和周邊的諸侯國打交道。
魏冉及楚系外戚集團把控連橫長達26年，積累的外交資源不可低估。在這種局面下，秦廷令魏冉等人鎮守封國實在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由於處理相關事務總是需要錢的，秦廷不對魏冉等人進行經濟上的清算也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至於韓廷、魏廷免不了也要和秦國封君打交道，不對魏冉的車隊進行阻攔更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當然，以上論斷並不是絕對的，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但無外乎不想管、不敢管或者管不了的三者之一。
秦廷此舉向天下士人傳遞出一個什麼樣的訊號，不言而喻。
公元前266年至前258年，秦廷在秦相范雎的規劃下施行“遠交近攻”。
下圖為“遠交近攻”時期的大致形勢。
如圖所示：
紅圈為秦、魏、楚三國聯盟，其中魏國未實際出兵，楚國向東攻擊魯國；
黃圈為趙、齊、燕三國聯盟，其中齊、燕未實際出兵；
紫箭頭為秦將白起對韓陘城的攻擊，聲稱斬首50,000級，范雎提出“勿獨功其地而功其人”正是在這段時期；
紅箭頭為秦將五大夫賁、王齕、王陵等人對上黨及邯鄲的攻勢，聲稱斬首400,000級（一說450,000級），最後在邯鄲城下暴師一年半，最終被魏、楚聯軍擊破；
黃箭頭為趙將廉頗與秦軍的抵抗。
在圖中我們可以明確看到：
秦廷的“遠交近攻”其實是單方面地近攻韓、趙，所謂的“遠交”不過是和魏、楚保持一種默許的曖昧關係。
在這段時期，秦國先是單方面出兵去消耗韓國的有生力量，而後又單方面出兵和趙軍打了整整7個月，似乎從未擔心自身消耗過大可能引起的政治風險。
等到了邯鄲之戰的17個月期間，這種怪誕變得更為突出。
下圖為邯鄲之戰期間的形勢。
如圖所示：
紅圈為趙都邯鄲；
紅箭頭為秦軍的大致攻勢；
白圈為魏國重臣鄴邑；
白箭頭為魏國以助秦攻趙為名攻取的伊是。
從圖中可以看到，魏國所攻取的伊是正位於秦軍在上黨一帶補給線的中心地區，已經表現出要從背後捅刀子的意思。同時，秦廷方面也有所警覺，命令張唐攻擊魏國，只是因為後方有守將擅自逃脫而作罷。
在這種局面下，縱使秦廷的統治者再昏庸也總該意識到鄴邑方面的對前線圍城部隊的威脅。然而，秦廷在此時沒有任何動作。
公元前258年，魏國在蕩陰（位於鄴邑以南）一帶的軍隊突然出動，擊敗了邯鄲城下疲憊不堪的秦軍。之後，楚國與魏軍會師，向秦國的河東地區挺近。
下圖為邯鄲之戰後的形勢。
如圖所示：
白箭頭為魏、楚聯軍攻秦的大致路線，在邯鄲解圍以後，聯軍在汾城擊敗了王齕的軍隊，而後向安邑以東的虞山移動，引起了安邑方面的恐慌；
黃箭頭為戰後列國的兼併，韓覆上黨，魏吞陶、衛，楚國滅魯，燕取昌壯；
圖中上方趙境內的藍圈為鄗邑，為魏國重臣魏無忌在趙國的食邑。
有關魏無忌在趙國的食邑需要特別說明：
在戰爭結束後，趙廷曾計劃割讓給魏國5座城邑作魏無忌的封地，似乎有打發魏無忌回國的意思，而魏無忌則以得罪魏王為由想要留在趙廷——至於這樣一位權勢熏天的重臣執意賴在一個只剩半口氣的諸侯國，你說他到底想幹什麼——最終，趙廷被迫接受了魏無忌，並容忍其在邯鄲對平原君的門客大肆兼併。
在這段期間，秦相范雎運作了秦王對重臣白起的賜死。
公元前256年至前255年，秦廷向魏、趙、韓、周又一次發起了反攻。
圖為這一階段的形勢。
如圖所示：
上黃箭頭為對趙的進攻，當時秦軍宣稱斬首90,000級，而後被趙將樂乘擊敗；
中上黃箭頭為對魏的進攻，攻取了安邑東部的虞山，大抵恢復了河東全境；
中下黃箭頭為對周的進攻，滅掉了周天子所在的西周國；
下黃箭頭為對韓的攻擊，當時秦軍宣稱斬首40,000級；
紅圈為魏、楚聯盟，儘管此時兩國之間的關係因瓜分泗上而存在隱患，但面對秦國滅周，魏、楚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此時火併；
白圈為遭到秦國又一次攻打的韓、趙兩國，由於自身實力遭到了進一步削弱，不可避免會對魏國產生進一步依附。
特別注意此時魏國的體量：
圖中3個黃圈分別為衛、鄭、宋在春秋全盛期的大致範圍，魏國約佔領其各自的2/3，在吞併陶、衛之前領土就在“六百里”以上。表面上看，魏國的領土並不廣闊，但全部均為中原的富庶之地，實際國力是相當可觀的。
可以說，秦國幾乎是抬著魏國成為三晉之主，又求著楚國千萬別和魏國發生火併。
也就是在這段時期，秦國河東守王稽因通魏被誅，“與諸侯通”，這裡的“諸侯”當然指魏國，秦相范雎被牽連，“王稽、張祿死”。
在這裡，我們不禁要問：
王稽和范雎到底是誰牽連了誰？
直白點說：
范雎在執政時期所運用的“遠交近攻”策略，其背後真正的政治訴求是什麼？
再直白點說：
范雎是否和蘇秦、郭開、鄭國、後勝一樣其實是他國的間諜？
客觀來說，范雎很有可能不是間諜。但也要從客觀角度來說，范雎確實幹出了間諜才想幹出的事，甚至幹得更好。
儘管沒有人能夠確定秦相的真實立場，但其行為已經傳遞出了一個足夠明確的訊號——秦相叛節的可能性存在的。
當所有人意識到秦相叛節的可能性之際，由中央滲透到地方的趨勢就已不可避免。
注意，范雎的疑似叛節並非孤立出現的情況。
早在秦惠文王初期，大良造商君就在封地叛亂，之後武信君在秦魏間首鼠兩端，嚴君在國內外陰奉陽違。到了秦昭襄王一朝時，季君叛亂，甘茂叛逃，穰侯擅權，應侯難測。等到了始皇帝前期，國內的一班封君公然接受他國賄賂的封地，秦相文信侯甚至在國都以“一字千金”炫耀權勢——從《呂氏春秋》的行文來看，該作明顯沒有達到如此之高的文學水準——儼然就是“指鹿為馬”的預告片。
當朝堂已經糜爛到如此程度之時，地方上的叛亂趨勢業已失去了最後的節制力。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逝世，東方列國趁此時機大肆火併。
圖為秦昭襄王逝世後列國的火併形勢。
如圖所示：
黃箭頭為燕攻鄗、代，另外還同時攻取了聊城；
紅箭頭為趙攻薊都，魏攻平陸，楚攻齊南陽。
約在這段時期，趙、魏、楚三國應當意識到吞併燕、齊這種體量的大國的可行性，而燕、齊方面則意識到自身的生存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於秦國在西方的牽制。
公元前248年至前247年，秦國開始干涉列國在東方的兼併，它先勾結燕國，引發魏、趙攻燕，同時從另一個方向大肆出擊，發起了新一輪的大戰。
圖為秦莊襄王末期的戰爭形勢。
如圖所示：
紫箭頭為魏、趙攻燕的大致情況，當時趙廷遣趙相廉頗“助魏攻燕”，此舉似乎在表現魏、趙之間的主從關係；
黃箭頭為秦國的攻勢，當時秦軍北取晉陽，中取上黨，南取東周、滎陽，而後渡過黃河向大梁挺近；
白箭頭為以魏國為首的聯軍反擊，當時魏無忌歸魏，率五國聯軍一直將秦軍追至函谷關，而後突然對韓國的管城（今鄭州市）發動進攻——按照魏無忌的說法，他攻擊管城的理由是防止以後秦軍水攻大梁，但你只要看一下韓都新鄭在哪就應該知道他到底想幹什麼；
紅箭頭為之後楚國對魏國的進攻，至於火併的原因不詳，要麼與雙方在泗上的摩擦有關，要麼與發現魏國有吞韓意向有關，最終楚軍被擊退。
在這裡，我們需要注意到一個重要資訊——列國對收復失地並無興趣，他們的更大興趣在於彼此的兼併——列國對上黨、河東、二週、南郡這些失地均提不起任何興趣。
那麼，這又是為什麼呢？
想來原因有三：
其一，上述地區本身因為臨近秦國而不好防守；
其二，魏、韓、趙、屈、景、昭一類的大望族正是盤踞在上述地區，想要有效統治該地的成本偏高；
其三，從目前的表現來看，秦廷對上述地區的統治也明顯疲軟，所以列國在一定程度上持無所謂的態度。
有關第三點作一些補充：
在秦惠文王一朝時，秦廷就表現出了對大面積新佔領地消化上的無力。秦滅蜀之後，秦廷雖以羈縻和賜爵的方式進行了妥協，但蜀侯與蜀相在當地依舊頻繁叛變。到了秦昭襄王時期，秦國對河東的吞併耗時了整整30年，即使如此也未能得到晉人的認可，當地士人在秦末迅速歸附於魏王豹。此外，秦國對南郡的統治也不理想，甚至在佔領南郡的半個世紀之後，南郡守騰在上任時依舊發現秦法並未被當地貫徹。
特別注意：
魏、楚兩國均為集權政治發展較早的諸侯國，且都有統治大面積領土的經驗——魏國在相當一段時期領土分散在今陝西省、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境內，橫向跨度近600公里，並被韓、趙等國分隔；楚國自戰國中期以來領土西起今重慶市，東至今江蘇省，各地之間有山川分隔——但兩國在戰國時期始終都能保證相對較高的集權程度（注）。
（注：再度重申，本文不參考“楚國分封制”的歷史發明。）
現在，我們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魏王或楚王，你在魏廷或楚廷親身感受到一個糜爛的朝廷是什麼德行，也知道秦廷同樣糜爛——在你世代相傳的政治經驗下，你是否看好秦廷對遠方領土的統治？
至少從公元前247年的戰爭表現來看，魏、楚之君有足夠的理由不看好這一點。
在上文中秦莊襄王時期戰爭的示意圖中可以看到：
秦軍在河外被擊敗以後，一路敗逃至函谷關。那麼，在這段路程中秦軍是否有重整的機會呢？首先，秦軍在退至滎陽時本可利用東部的魏長城及河內的支援進行防守；其次，秦軍在退至成皋時本可利用虎牢一帶的地利進行防守；再其次，秦軍在退至雒邑時本可利用孟津的渡口防守；最後，秦軍在退出雒邑後，本可利用陝、焦兩座雙子城與背後的曲沃（南）防守。但最終的結果是秦軍一潰千里。所以，我們不禁要問——滎陽、河內、成皋、雒邑、陝邑的地方官究竟在做什麼？
如果說公元前247的戰爭有足夠的理由讓魏、楚君主不看好秦國對東方領土的統治，那士人是否也會跟著不看好呢？
這一點並不好說。
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從荀卿的見聞來看，當時秦國的官僚系統有以下特點：
其一，地方官吏的服從度較高；
其二，中央重臣並未出現結黨攻訐的情況；
其三，朝廷的辦事效率高得驚人，相關事務均可在當日完結。
最終，荀卿感慨說，“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可以說十分看好秦國。
有關以上內容存在有一個問題：
在范雎執政時期，秦廷的派系鬥爭十分激烈，且大搞裙帶關係，荀卿所說的“不比周，不朋黨”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就這一問題，我們需要注意荀卿的身世：
荀卿本為趙人，有相當一段時期在齊國任稷下祭酒，之後被楚相黃歇請至楚國任蘭陵令。
從人生軌跡來看，荀卿遊歷秦國的時間節點應在范雎執政中期，此時秦廷內一派獨大，所以自然會看到“不比周，不朋黨”的表象。
說在這裡，就引出了一個新的問題：
一派獨大之下服從和效率，是否是一件好事情？
在地方，表面上“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可一旦形勢不對，河東郡基層官吏馬上就對郡守王稽展開陷害；
在中央，表面上“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但只要局勢有變，蒙驁立即對秦相進行攻訐；
在朝堂，表面上“其朝閒，聽決百事不留”，然而結果卻是整個國家機器開足馬力去把全部戰爭資源投入到一場又一場莫名其妙的戰爭。
所謂“絕對權力帶來絕對腐敗”。縱使一派獨大能夠帶來一時的效率，但由於它既缺乏競爭，也缺乏矯正，更缺乏節制，其背後的政治隱患著實驚人。事實上，早在春秋時期就出現過類似的情況——齊、晉為了爭霸而強化執政大臣的權力，楚、宋則設定一系列復職以牽制執政重臣，表面上看“執政眾而乖”影響到了朝堂的效率，但結果卻是“（楚人說）諸侯唯宋事其君”——就最終的結果來看，宋國到底還是因為牽制失衡導致了“戴氏篡宋”，楚國則在短暫動盪後以屈、景、昭三氏相互制衡而始終保持著王權的穩固。
估計有些朋友看到這裡又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按道理戰國時期計程車人都應該十分清楚這個道理，可為什麼荀卿這樣貫通古今的學者竟然會如此推崇呢？
這就要從當時的社會風氣說起了。
在戰國時期，“士無定主”的投機之風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尚賢禮士”的風尚。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禮崩樂壞的終極版本正是封建等級觀念的徹底崩潰。虢公長父之亂以後，共伯和幹王位開啟了賢臣代君的先河，經過之後四個世紀的演化，最終在戰國前期形成了尊賢禪讓的思潮。在這種特殊的社會環境下，王室、公室對君位的壟斷力開始出現鬆動，諸子百家（注）公開表示君主應該把君位轉讓給賢德之人。到了戰國後期，這種觀念進一步加強，最終化作大澤鄉劃破長空的時代最強音。
（注：此處“諸子百家”並不絕對，比如，醫家的“君臣觀”明顯較重，這是因為醫家需要“君”、“臣”等詞彙描述客觀上的生理、病理、藥理規律，上述自然科學規律並不會因社會變遷而改變。）
解釋完當時的社會環境以後，我們就會發現：
荀卿在遊歷秦國以後給出的評價應該至少代表了當時一部分士人的觀念——這部分士人所在乎的是士人在職位上是否能夠順順當當地展開工作，士人組成的官僚結構是否能夠暢通無阻地進行運轉，至於公室和國家能否延續下去其實是一件無所謂的事情。
截止到目前為止，我們似乎找到了戰國末期一系列亂象背後的端倪。
公元前247年，秦莊襄王逝世，太子政即位，是為始皇帝。
隨之而來的是叛亂的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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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亂狂潮：公元前246年-公元前2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