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祖禹評李世民利用父親李淵的政治軍事力量起兵反隋，是有志有才而不知義。

隋朝末年，隋煬帝荒淫無道，天下大亂，李世民的父親李淵當時是隋煬帝的重臣，駐紮在晉陽（今山西太原）。李世民決心利用這個時機，依靠李淵的勢力，起兵反隋，再奪取天下，取隋朝而代之。

但李世民當時還沒有任何政治影響力和軍事力量，必須利用其父李淵手中的政治軍事資源。

李淵當時為隋朝任命的太原留守和晉陽宮監，是隋煬帝部署在西北方面防範突厥和鎮壓叛亂的主將，李淵手中的政治軍事力量，是李世民必須借用的資源。

但李世民不敢貿然把起兵反隋之事告訴李淵，於是和晉陽宮副監裴寂合謀，設下圈套，讓李淵與晉陽宮的宮女私通，以此為把柄，脅迫李淵同意起兵。

起兵之後，李世民向突厥稱臣，請其出兵幫助反隋。

這些做法，範祖禹都加以嚴厲批評，認為雖然史稱李世民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但手段卻極不光彩，認為李世民這樣行事，是“不知義”的。

範祖禹在《唐鑑》中，對唐代君臣的言行，能夠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和評判，既不一味褒揚，也不全是批評，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這正是中國古代史論的精華所在。

《唐鑑》記載李世民起兵的前後經過如下：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當時的李淵擔任隋王朝的太原留守，兼晉陽宮監。當時隋煬帝到南方巡遊，停在江都，天下到處出現反叛，李淵的兒子李世民看出隋必定滅亡，暗中結識豪傑，謀劃舉行起義。

他怕李淵不同意起兵，與晉陽宮副監裴寂商量了一個計劃，讓裴寂挑選晉陽宮的美色宮女，私下侍奉高祖。當李淵沉迷於女色之時，李世民以此為把柄，要挾李淵，要以李淵之名起兵反隋。

此年五月，李世民等人用詐謀殺了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於是宣佈起兵，派劉文靜出使突厥，與突厥講和，請突厥出兵相助。

一個普通百姓要在鄉里自立，都不能不自重，何況打算創立帝業，舉行反隋起義，能不用正當的手段起兵嗎？

李世民讓父親陷於有罪的境地而迫脅他起兵，李淵私下享用裴寂奉送的女人而不推辭，又向突厥稱臣，以此取得突厥的協助，這都是丟人的事情，能向後人宣揚嗎？

創業的君主怎麼做事，他的子孫就會以他為榜樣，而做同樣不光彩的事，這就如同影子和迴音響應實形和喊聲一樣，是不能不謹慎行事的。所以唐代的君主沒有一個合乎道義的家法，使戎狄多次擾亂華夏，就是李淵、李世民及其臣屬用這種行為開其端的。

有人辯解說：李世民如果不這樣做，李淵或許不會聽從，而突厥也會成為後顧之憂，這兩件事都是一種權變，以求起兵反隋得以成功。

我認為這種看法並不對。

古代稱王的人，做一件不義的事，殺一個無辜的人，來得到天下，都是不會做的。《孟子•公孫丑》中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範祖禹認為李世民鼓動李淵起兵的方法及向突厥稱臣借兵都是不義的行為，故引《孟子》此語批評李世民為“不知義”。

李世民怕李淵不起兵反隋，擔心突厥成為後患，最終守住為臣的節操是可以的，豈能認為脅迫父親、向虜稱臣以取得天下是可以做的呢？

這種事都可以幹，也就什麼事都敢幹了。

可惜啊！李世民有挽救世運的志向，有撥亂反正的才能，卻不懂得道義。

對於李淵當時在隋朝的官位，必須加以說明。

李淵在隋王朝身居高官，掌管隋王朝在西北的政治軍事重鎮太原，當時那裡有晉陽官，是隋煬帝的行宮，因太原古稱晉陽，故稱晉陽宮。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太原地區一向是中原王朝防範西北方向的重鎮。

最初，堯把他的子孫封於此地，稱為“唐”，西周周成王把他弟弟姬虞封在此，稱為“唐叔虞”。唐叔虞之子改國號為“晉”。

春秋時，晉國趙簡子派人在晉水之北築城，取名“晉陽”。

南北朝的北魏時，高歡在太原營建晉陽宮，高歡之子高洋又大規模擴建。

隋煬帝楊廣即位前，就封在此地，稱為晉王，太原是他的發祥地，故他稱帝后，對晉陽宮進一步擴建，又建造了第二座晉陽宮。

隋末天下大亂，李淵父子在晉陽起兵，建立唐王朝後，太原稱為“北都”。

唐代，對晉陽宮不斷擴建，形成了西城、東城、連城三城並立的龐大都城。晉陽三城，各有城池，又渾然一體，共有城門24道，進退攻守彼此呼應，互為依託。

唐末五代，晉陽先是後唐的西京，又先後成為後晉、後漢、北漢的國都。

從北齊高洋父子到隋朝楊廣，再到唐朝李淵父子，最後到五代後唐李存勖、後晉石敬塘、後漢劉知遠以及北漢劉崇，一個個所謂真龍天子都由此起家，所以晉陽又有“龍城”之稱。

宋太宗為了防止再有人從晉陽起兵，下令焚燬晉陽城，引汾水、晉水淹灌廢墟。宋人避諱“晉陽”“太原”之名，設定陽曲縣，稱為“陽曲”。

宋太宗為斬斷晉陽的龍脈，把太原街道設計成丁字形，取“釘”字的諧音，以釘死龍脈。

根據這些歷史沿革，可以知道李淵當時的官職與所處的地區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而他建立的王朝之所以稱為“唐”，也是有深遠的歷史淵源的。

李淵，後為唐高祖

晉陽宮殿示意圖

而李世民靠李淵的這種地位與所掌管的兵力與物質等，才能夠迅速起兵擊敗隋王朝。所以範祖禹說他“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是非常得當的，這也說明李世民當時對天下形勢的分析與估量，是極為長遠的。這就是唐能取代隋而成功得到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李世民為了讓李淵同意起兵，也費了一番心思，採用了不光彩的手段達到了目的。範祖禹為此批評李世民“不知義”。“義”是儒家的孟子特別強調的一種道德，對於一般人的道德修養來說，是非常必要的。但對於要奪取天下的政治人物來說，有時就成為一種枷鎖。李世民為了達到奪取天下的目的，衝破了儒家這種道義的枷鎖，從歷史的發展過程看，這個錯誤與奪取天下後使全國走向穩定與強盛相比，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李世民，後為唐太宗

可以說，扭轉歷史程序，是一種大義，而個人的行為，是一種小義。在一定情況下，小義也要服從大義。

宋代的開國皇帝趙匡胤靠陳橋兵變奪取後周的帝位，於是皇袍加身而成為北宋王朝的開國皇帝。這種透過兵變而皇袍加身的做法，在五代已由人們多次上演，趙匡胤之前的人透過兵變來當皇帝，都對歷史的程序沒有起到正面作用，而趙匡胤透過兵變當皇帝，建立了北宋王朝，使中國延續近百年的亂世變成了治世，天下人民由此得到了安定的生活。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他的《宋論》中，沒有說趙匡胤靠這種虛假的兵變稱帝的做法是“不義”，而是能從趙匡胤建立宋王朝後的治國理政之效果來評價他的稱帝之舉，認為趙匡胤建立宋朝，統一天下，民眾得到安寧，使宋朝重視文教，不再如五代那樣一味崇尚武裝暴力，並使這種治理，延續了百年，成為歷史上的盛治之世。因此，王夫之認為趙匡胤建立宋王朝，超過了漢、唐的開國氣象，而接近商、周的開國之盛。”這說明王夫之重視趙匡胤透過兵變而稱帝之後的治國效果，並不計較他稱帝的手段是不光明正大的，這與範祖禹評價李世民起兵反隋而批評他“不知義”，形成鮮明對比。

由此也可使我們認識到，評價歷史人物，要從大處著眼，看他對歷史程序所起的作用，對於枝節上的義不義，則應放在次要地位。這樣才能真正認識偉大的歷史人物在歷史程序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而不是糾纏於一些枝節性的問題。

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在他的名著《歷史研究》中，根據哲學家柏格森的觀點，認為觀察與評價歷史人物對於歷史程序的作用，關鍵是要看這種人物能不能讓社會歷史“真正地向前躍進一大步”。能促成這種向前躍進一大步的人，就是對歷史做出了巨大貢獻的人，這種人就不是普通的人，他所做的事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促使人類社會向上成長，即向前發展，而且也使人類的智慧界限大加開拓，並使社會中的人變成全新的人，而與以前大不相同。（見湯因比《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曹未風等譯本第267-268頁）

由此可知，評價歷史人物，主要是看他是不是促使人類社會向前躍進了一大步，其他的問題都無法與之相比。王夫之評價趙匡胤，就站在這樣的高度，範祖禹評價李世民，還沒有從這樣的高度來看問題。

英國史學家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中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