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齊國大夫晏嬰把在他手下為官三年、謹慎小心的高寮炒了魷魚。開創了“老闆炒魷魚”的先例。晏嬰的家臣不解，晏嬰卻說：“我是個不中用的人，正如彎曲的木頭，需要墨繩來取直，斧頭來砍，刨子來刨，才能作成有用的器具，高寮在我身邊三年來看見我的過錯從來不說，這對我有何用?所以把他辭掉。”又如解放初期陳毅任上海市長期間，每遇到重大事情時就想昕聽秘書的意見，結果秘書每次都是那句話：“首長決策英明，太好啦。”久之，陳毅意識到聽不到不同意見的危險性，便將那位秘書調離了工作崗位。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而改過一方面要靠自醒、自勵，也就是所謂“君子每日三省吾身”。而一重要方面就是要善於聽取別人的不同意見，甚至是批評。從晏嬰到共和國元帥陳毅，把聽取逆耳之言作為自我監督的一個重要舉措，並且主動尋找工作上的“反對者”就很值得推崇了。

　　“目見百步之處，而不能自見其眥”，由於自己觀察和認識能力的侷限，人們有時對外界事物看得很清，而對自身存在的問題卻茫然不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但別人卻對自身的過錯看得非常清楚，“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如果同志、朋友之間相互把對方的過錯指出來，開誠佈公地批評和規勸，“當局者”就會對自己的過錯有個清醒的認識，從而就能及時改正錯誤，減少失誤，對工作和生活就會大有裨益。“忠言逆耳利於行”，反之一味地贊同、認可甚至逢迎諂媚，這樣的“老好先生”就會將當局者“捧殺”。對朋友對同志都是一種危害，如此“朋友”豈不是成了“溫柔殺手”?

　　“道吾惡者是吾師，道吾好者是吾賊”，古往今來，大凡以民為重，以社稷為己任的良吏能臣，無不樂聞直言諫語、從善如流。視諍友為知己，用以修正自身。

　　“武官戰死，文官諫亡”，當然，敢於直言人過，犯顏進諫是需要一種勇氣的，甚至要有不怕死的精神。現在進諫言雖說沒有生命危險，但是因此“冒犯”領導和朋友的卻大有人在，甚至還有遭貶、降級、被炒的情況。所以人們在說話上就變得越來越謹小慎微、唯唯諾諾，或者是“徐庶進曹營一言不讚”、或者是“劉姥姥進賈府淨說過年話”。“只種花不種刺”的處世哲學還很有市場。

針砭時弊的聲音對我們來說又是多麼重要和難能可貴。作為一名領導幹部，不但要善於聽取逆耳之言，還要有一顆豁達包容之心來對待持不同意見者，甚至是反對者。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講真理，不講面子”，如果人人都能敢言人過，幫人改過，“助人促已”、“聞過則喜”，那麼我們這個社會就會不斷地湧現出更多正直之人、純粹之人，那些有違法紀、有悖文明的行為就會有效地收斂萎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