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中南海從外面看去還是原來的樣子。

但如果我們能回溯到歷史現場，並將目光深入中南海懷仁堂，就會感到這裡氣氛的滯重。懷仁堂中坐著華國鋒與葉劍英，有一個人持手槍處在屏風之後。

當晚，名義上是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而參會人員的隨行警衛一律不得入內，被擋在門外。隨後，走進懷仁堂的張春橋、王洪文相繼被制伏，江青在住處被捕，姚文元隨後也在懷仁堂被抓。半個多小時的時間裡，“四人幫”成為歷史。

那個屏風之後的持槍者，就是汪東興，時任中辦主任兼中央警衛局局長。2015年8月21日凌晨，已百歲的他離開人世。

在解決“四人幫”問題上起到重要作用、同時也是最早醞釀的人的當數葉劍英。而在實施抓捕之前，葉劍英曾與汪東興進行四次密談。可見，汪在這一歷史轉折關頭的重要性。

汪東興堪稱這一歷史轉折的具體執行者。

而在當晚抓捕之後，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追認此次行動，並對政局進行部署。這一由晚十點開到凌晨四點的會議，會議的準備工作是汪東興來負責，而未到場的政治局成員也是在會後由汪東興作了通報。

汪東興，在當時，是身處前臺的關鍵人物，一方面身處權力中樞，一方面又掌握著中央警衛局這一決定性力量。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間，對汪東興等人來說，更是一個欲語還休的年代。汪東興在這期間地位漸趨重要。

汪東興來到毛澤東身邊擔任警衛工作，是在1947年的春天。此前，他曾參加方誌敏等人建立的紅十軍，也參加過長征。

雖然職務不高，但汪東興一直能夠接近權力核心。

他為黨和國家領導人開道，為毛澤東考察住處，佈置警衛。隨著官位的進階，汪東興的職務也在調整，但他一直承擔中南海及毛澤東的安全保衛工作。毛澤東出訪蘇聯、重上井岡山、遊長江等等重要的離京場合，警衛工作也是由汪東興來負責。

毛澤東對汪東興是信任的，並且越來越信任。他曾這樣評價汪東興：“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別人我用起來不放心，東興在我的身邊，我習慣了……”

1968年，汪東興擔任中辦主任這一關鍵職位。1969年的九大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擔任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1973年8月在十大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2月，任中央軍委委員、常委。

這十年間的汪東興，走在晉升的快車道。沒有顯赫戰功的他位列中央軍委常委，並身兼數種要職，是毛澤東極為信任的人。

接近權力中樞的人，本身也成了權力中樞的一部分。

粉碎“四人幫”之後的1977年，汪東興被選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在領導層中排位第五。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他都躋身於核心領導層。但誰又想到，僅僅一年之後，他本人的境遇發生了重大變化。

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汪東興說過很多“強硬”的話。

1978年12月，為期5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此之前，舉行了一個為期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二者聯絡緊密。

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有人開了第一炮，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後來批評聲多了起來，不少老同志也參與其中，有些用語尖銳。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本著“只進不出”的原則，陳雲補選為政治局常委，但汪東興並沒有“出局”，只是將其兼任的中辦主任等重要職務免去。一年多之後，十一屆五中全會批准他辭去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職務。

自此，汪東興逐漸淡出政治舞臺。

在1985年，他被選為中顧委委員。在汪東興成為中顧委委員時，委員總數有182人之多。

一直沒變的，是汪東興對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的態度。

年邁的他仍然對社會風氣不滿，他覺得“時代是退步了”，人都“鑽錢眼裡了”。

面對困惑與問題，汪東興會從毛選中找答案。厚厚的毛選，汪東興讀過多遍。

汪東興每年必定外出參加的活動，是在毛澤東誕辰日和忌辰日。他會去毛主席紀念堂寄託哀思。喜歡去地方上“考察”的汪東興，得知地方花了多少招待費後，便再也不去了。

汪東興看不慣的還有很多，後來他也不去公園散步，因為他的警衛需要買票進入，汪東興覺得，“公園是國家的，人人都應該平等。”這來自汪東興女兒對媒體的轉述。

在晚年，汪東興將自己的日記結集出版，在這本書中，汪東興於文字中再一次隨毛澤東轉戰陝北、出訪蘇聯，並在文革時重上井岡山。在前言中，他說“我在毛澤東主席身邊工作了近三十年，親耳聆聽毛澤東主席的言談話語，親眼目睹毛澤東主席的衣食住行。毛澤東主席是我最崇敬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是我最熟悉的偉大導師”。

汪東興這僅有的一本書，他要獻給自己二十九年所保衛的老領導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