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宋朝後，為後輩立下三條鐵律。太祖的和平治國，就體現在這三條不可違背的律條中，由此決定了整個宋代士大夫的安全，和農民生活的穩定。

王夫之《宋論》中說：

太祖立下三條規矩，命人刻成石碑，放在殿中，並鎖住殿門，讓後來繼位的君主在即位時，進入殿內，跪下讀碑文。

碑文寫的是三條戒語：

一、保全柴氏子孫；

二、不殺士大夫；

三、不加農田之賦。

嗚呼！像這樣的三條戒律，完全可以稱之為盛德。太祖的德如此厚盛，完全是因為他只求於自己而已。

不求於自己己而求於他人，名稱越正當，義理越深長，法令越繁瑣，刑罰就會越多，這樣的君主治國，只能稱之為薄德。

治國的君主，要為民興利，這就必須革除政治上的禍害，興利是善，這樣就能讓民眾心悅誠服，服從統治。政治上的禍害之舉，就是不善，要革除掉。但這都是求於他人，不是求於自己，不少儒生追求這種興利除弊的治國方案，實際上是求人，不是求己，根本上與戰國時的法家申不害、韓非作嚴刑酷法約束民眾沒有什麼不同。

什麼是求於己而不求於人呢？王夫之認為：

善於治理天下的人，要求自己有忠厚之德，這就等於鼓勵民眾也有忠厚之德，就會使那些進讒言和頑固不化的人無法得逞。

治理天下的人，要求自己能寬大節制，這就使得民眾也處於寬鬆的環境之中，會使那些貪婪謀利的人不能貪汙。

所以，宋太祖的治國，是以忠厚之德來養護前代王朝帝王的子孫，以寬大寬鬆來培養士人的正氣，用自我節制來養育百姓的生計產業，這就是不求於他人。

因此，宋太祖能拋棄猜疑猜忌的私心，忍住忿怒而不發作，收斂奢侈吝嗇的慾望，這都是求之於己心、求之於自身。

人對於事物或以為利，或以為害，或認為善，或認為不善，太祖都聽任他們自行取捨，而不與他們相爭，讓治理天下的德蘊藏於自身，並不過度追求盛德，而是讓厚德在無形中逐漸蓄積，所以說宋太祖實在是有盛德的君主。

王夫之又說明了治國求之於己，並不是難以做到的，他說：

求之於己，其道很簡明；求之於人，其道則很繁瑣的。

繁瑣，就使國家的治理變得紊亂，就會大量使用刑罰。可是不少儒者總以此作為治國的方法，這對治國其實是非常有害的！

孔子說：用治國之政引導民眾，用刑罰來整齊民眾。

治國之政和刑罰過多，就會使民眾的羞恥心蕩然無存，所以說那實際上是一種薄德。

根據以上所說，可以看出，宋太祖提出三條後人必須遵守的鐵律，證明宋太祖確實是超過許多帝王的君主，這是保證宋代政治一直和平而穩定的重要原因。

在此基礎上，王夫之認為宋太祖的功績超過前代的帝王，他說：

宋的求己之道，就是對自己提出要求，而不是放縱自己的慾望。

對自己提出要求，就是要求自己在治國治民時要考慮到天下的穩定，考慮到民眾的平安。

而這都是宋太祖在經過了五代的天下之亂而形成的想法，客觀上也與民心與天意相通。

宋代有這三條求己之道，因此超過了漢、唐而接近於商、周，王朝傳續了一百年，經歷了五代皇帝，而天下能保持安寧穩定，這都是宋祖求於己的必然結果。

之後，到宋仁宗慶曆年間，就開始出現一些不同的議論，再到宋神宗的熙寧年間，國家的法制就開始變得細密繁瑣，這是拋棄了太祖的求己，而對人提出要求，即求人之道。

拋棄求己而一味求人，宋太祖的德意就逐漸泯滅了。

這些政治家實際上根本不懂得國家治亂的樞紐，不懂得民眾生死的關鍵，不懂得風俗厚薄的根源，其實這一切本來都是極為簡單的。太祖的求己，就是這種簡單的治國之道。

知道簡單的求己之道，就能成為天下的君王。儒家不少學者，把法家申不害、韓非的學說拿來治國，其實是根本沒資格談論治國之事的。

王夫之又分析了宋太祖為什麼會懂得治國的求己而不求人，他說：

說到宋太祖，也是武人中的英雄。他用來治理天下的韜略手段，並沒有伊尹、傅說那樣的志趣與學識，但他能鄙視士人放縱而邪惡的風氣，這就能使自己不產生傲慢之心。這樣做，這就像空曠的天空可以讓鳶鳥飛翔，像大而深的水能讓大魚游泳。

太祖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可以說是上天開啟了他的聰明，而在不知不覺之中就合乎大道了！

而宋代士大夫的高明，超過漢、代數倍，又是靠什麼辦法做到這一點的呢？

太祖並不是用繁瑣的政令和制度來逼使士大夫們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的，也不是用頭疼醫頭、腳痛醫腳的瑣碎方法來引導士大夫的，更不是用繁瑣的禮法制度來約束士大夫的。因為這都是求人之道，而不是求己之道。求己之道，就是太祖用自己的厚德引導士大夫也都追求自身的厚德，而不是一套繁瑣的禮法制度捆住士大夫的手腳。

不懂得這一點，就不懂得宋太祖治國智慧的高明之處，也不會看出宋太祖的過人的歷史功績。

王夫之對宋太祖治國之道的分析是獨特的，也是遠超一般歷史學家的，這裡有著超人的哲學智慧。王夫之認為，這是一般的儒生看不到的，這就是求己不求人的治國智慧，是有德之人的治國之道。很多人講德治，卻根本說不清楚什麼是德治。王夫之對宋太祖的評價，或許可以幫助人們對於什麼是德治有一個深刻的理解。

參考資料：宋葉夢得《避暑漫抄》記載：

宋太祖於建隆三年（公元962）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的夾室，謂之“誓碑”。平時用銷金黃幔遮蔽，門鑰封閉甚嚴。

太祖命令有關部門，只有在太廟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時方可啟封，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

屆時只有一名不識字的小黃門跟隨，其餘皆遠立庭中，不敢仰視。

天子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然後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

北宋各代皇帝“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洩漏”。

直到靖康之變，金人將祭祀禮器席捲而去，太廟之門洞開，人們方得看到此碑。

誓碑高七、八尺，闊四尺餘，上刻誓詞三行：

一為“柴氏（周世宗）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為“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