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逆風的小草

聖人云：“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

朱熹批註曰：“典守者不得辭其過！”

我們都知道刑訊逼供必然產生冤假錯案，但生逢亂世，法律的約束作用大大降低，世間只有黑暗的叢林法則，落後就要捱打，弱小的一方是毫無尊嚴可言，命如草芥。回望歷史，拂去煙塵，一幕幕慘痛的往事重現，讓人不忍直視。

如今，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區大召東南方向有一個自治區文物重點保護單位——一座不起眼的財神廟。財神廟看上去普普通通，不瞭解歷史的人以為它也就是供奉著財神的一座廟宇，只是供人們拜神求財。

可老城人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這座廟宇正殿的後面卻還有一個紅色紀念館，紀念館對於呼和浩特市具有重大的紅色革命意義——當年這裡是“綏蒙抗日救國會舊址”，見證了日軍制造的駭人聽聞的“厚和慘案”全過程。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大舉入侵中國。10月，日軍黑石旅團1400人佔領歸綏市，並將其改名為“厚和豪特特別市”（編者注：簡稱厚和市），從此土默川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長達七八年之久。錫林郭勒盟的德王率2萬部下投降日軍成為偽軍，成立“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出任主席，為虎作倀。偽軍將原綏遠省的大部分地區合併成“巴彥塔拉盟”，1938年，為了推行奴化教育，在偽政權成立不久後便在厚和市著手籌建了“巴彥塔拉盟立師範學校”。

當地的大部分民眾並不認同日軍的“友善之舉”，私下裡仍稱呼自己為“歸綏”人。八路軍大青山游擊隊深入到歸綏市周邊進行抗日活動，開闢了大片的抗日根據地，對日偽統治造成極大威脅。

歸綏市及土默川人民過著亡國奴的生活生不如死：到處懸掛著日本國旗，民眾必須辦理良民證，憑證出入城區要被搜身，火柴、藥品、鐵釘等物資不得攜帶以防“通共”。路上遇見日軍必須迅速立正，鞠躬問好，點頭哈腰賠笑，稍有遲疑就是一頓毒打。

日偽軍還相互勾結到處抓人，不論黑夜白天隨意入室搶劫調戲婦女。所有的學校必須開設日語課程，當時學校校長雖為中國人但實際卻由日本顧問管理。據曾經在巴彥塔拉盟立師範學校讀過書的李雨田老人回憶說：

“在校學生學費一律全免，衣、食、住、行都由學校統一提供管理，在校上課時間為週一至週日，除主科漢文、數學、日語外還學習音、體、道德（政治）等課程，在校期間校規執行日本軍罰制度，雖都為中國學生但每遇學長、老師都要行日式禮。一次在上體操課時，因為一名女同學眼睛是斜視，在整齊佇列向右看時其眼睛所看方向與他人不同，便被日本教員狠狠抽了一記嘴巴。還有一次在劍道課上一名同學由於沒有專注練習刺殺，日本劍道老師發現後隨手拿起竹劍就向其頭部抽去，由於用力過大當即被打同學頭部太陽穴附近起了一個很大的血泡。”

全城在校師生莫不對日本教員對學生的殘酷手段痛恨不已，所有民眾都盼望著早日結束亡國奴的日子。1938年冬，在中共綏遠省委的指派下，中共黨員寧德青、劉洪雄、魏銘、賈恭等人秘密在歸綏市成立了綏遠工委，寧德青擔任書記。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打入敵人內部，為大青山游擊隊蒐集情報，並積極組織市民開展地下抗日鬥爭。

1939年，“綏蒙各界抗日救國會”成立，中共綏遠工委將“救國會”會址選在了當時的財神廟（編者注：後來，抗救會得到蒙疆道教會會長王信真和道士王從順、王永茂的同情與支援，工委將蒙疆道教會會址舊城財神廟闢為活動據點。）同時，工委將“新興永”雜貨店和焙子鋪作為聯絡點以便於開展革命工作。

財神廟名義上是吸引道教的信眾，實則是開展抗日活動。為了便於開展更多的地下工作，綏蒙抗日救國會除了在財神廟開展工作以外，還把當時的偽巴彥塔拉盟師範學校（今梁山街玉泉區民族幼兒園的位置），作為培育革命火種的重要基地。

透過一年多的秘密宣傳、積極發展。先後有200多名綏遠各界人士加入抗日救國會。工委的主要領導人也先後打入敵人內部：劉洪雄透過關係擔任了偽救國軍的旅長，並打入日本憲兵隊任少校參謀。寧德青也進入厚和市政府，擔任教育股督學等。

打入敵人內部的同志和抗日救國會的會員們裡外配合，抗日活動搞得有聲有色，攪得日偽軍日夜不寧，膽戰心驚。

1940年2月，工委選派6名抗日救國會的進步學生會員（編者注：6名會員同時也是偽巴彥塔拉盟立師範學校的學生，他們是周服禮、何樹聲等）前往延安學習。他們走後，駐校日本顧問安藤、渡邊得知6名學生去向不明，迅速將這一情況上報歸綏日本特務機關。

日本特務機關、日本憲兵隊等組成“聯合搜查本部”，日本憲兵隊長河野和特務頭目三木、大橋蒐羅了一批窮兇極惡的特務漢奸，進行全城瘋狂搜捕。偽巴彥塔拉盟師範學校的學生燕漫雲和孔廣和等人叛變投敵，在叛徒的出賣下，“新興永”雜貨店聯絡點、道士士郭久成在大召東倉開辦的戒菸所聯絡聚點等場所遭到破壞，並從叛徒嘴裡獲得了“綏蒙各界抗日救國會”的一些情況。

日軍根據獲得的情報，按照名單精確抓捕30多人，其中包括中共綏遠工委的宣傳部長魏銘。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酷刑之下必有懦夫。魏銘在日軍的嚴刑拷打之下叛變投敵，將“綏蒙各界抗日救國會”會員全部供出，日軍出動大批軍警和特務抓捕，近200人（編者注：也有說是190多人）被逮捕入獄。

為了“立功”，魏銘向日軍獻出計策：可以在財神廟附近設伏，因為很多秘密資料藏在財神廟佛龕裡面，中共重要人員必定冒險前往銷燬。1940年7月20日，日本憲兵隊的隊長河野帶領軍警特務設伏逮捕了前往財神廟轉移檔案的劉洪雄，酷刑折磨後沒得到一點情報。日軍惱怒之下將其亂棒活活打死，年僅33歲。

被逮捕的190多人經歷了一年多的酷刑審訊，電刑、吊打、灌辣椒水、壓槓子、烙鐵燙、插竹籤、狼狗咬等酷刑輪番上陣，100多人被折磨致死，28名抗日救國會成員被判處長期監禁押送至張家口察南監獄關押，少數被營救出獄的同志出獄後大多因病死亡。“綏蒙各界抗日救國會”就此消亡。

這次大搜捕，偽巴彥塔拉盟立師範學校師生成為重點針對物件，從1940年7月13日凌晨開始第一次大搜捕，全校師生逐個進行搜查審訊，幾乎全到憲兵隊牢房接受過審查，一週之內抓捕30多名師生，被選派的6名學生親朋（包括關係的要好的師生）都受到迫害和酷刑折磨。第二次大搜捕是在1941年冬，20多名師生被捕，未被捕的師生全部軟禁，行動失去自由，半個月後4名學生死於獄中，其他的被放回。這兩次搜捕主要針對第一期的師生。

直至1944年寒假，該校共畢業四屆學生共計八個班，總共人數不過300餘人，李雨田畢業時，第二期招收學生為60人而到。

時隔1年多，1943年6月，驚魂未定，草木皆兵的日軍將已經釋放的2名教師逮捕入獄，使用更加嚴酷、更多花樣的酷刑逼供。這兩名教師熬不住酷刑折磨，胡亂編造口供，攀咬別人，將所熟悉的歸綏市各中小學教師都說成是抗日救國會的會員。

日寇覺得他們如此“親民”創辦學校，結果全是“抗日分子”，乾脆一不做二不休，1943年7月12日深夜，敵人開始全城大搜捕，歸綏市三分之一的教師共170多人被捕入獄，其餘老師大部分逃亡外地避難，偽巴彥塔拉盟師範學校的中國教員被全部抓捕。

日軍用2年多的時間，刑訊折磨被捕的師生，先後90多人慘死獄中。日偽創辦巴彥塔拉盟立師範等學校本是以奴化中國人為目的，但卻以製造“厚和慘案”結局，弄得天怨人怒，也讓那些對日軍抱有幻想的中國人得以清醒，團結一致堅定抗日。

1945年，日寇投降撤出“厚和浩特市”，自此“厚和慘案”徹底消失在歷史的漫漫長河中，但是慘案對我們的警示卻永久存在。

如今，在財神廟北面的二層閣樓上，有一座“綏蒙抗日救國會舊址紀念館”，這裡陳列著很多呼和浩特抗日時期的珍貴歷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