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十八省”漢族國家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可謂盡人皆知。不過，這八個字該如何解釋，似乎沒有“標準答案”。1906年，孫中山、黃興、章太炎等人，在日本製訂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曾做出瞭如下解釋：

孫中山與他的戰友們

驅除韃虜：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為邊患。後乘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據我政府，迫我漢人為其奴隸….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恢復中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為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為者，天下共擊之！

值得注意的是，“驅除”不等於“推翻”。所謂“驅除韃虜”，說白了就是要把“韃虜”“驅趕出去”——把滿族趕回滿洲（東北）。那麼問題來了，“滿洲”難道不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嗎？

至於“恢復”，自然是回到原來的情形。“恢復中華”，可以理解為“在漢族聚居的十八行省範圍恢復建立漢族國家”。注意，這個範圍沒有滿洲（東北）、內外蒙古、新疆和西藏，“中華”只是清朝疆域的一半左右。

清朝的版圖

孫中山認為，“十八省”就是漢族的傳統疆域。“中國國土統一已數千年矣，中間雖有離析分崩之變，然為時不久複合為一。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之地幾如金甌之固，從無分裂之虞。”

鄒容在《革命軍》中也稱：“昔之禹貢九州，今之十八省，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生於斯，長於斯，聚國族於斯之地乎？”

武昌起義後，軍政府以象徵“十八省鐵血團結”的“十八星旗”為國旗，對全國發出的文告，均以“十八省”為號召。

武昌起義士兵所揮舞的旗幟，便是十八星旗

總而言之，相當一部分革命黨人，並不把滿蒙等少數民族區域當作“中國固有的領土”。在他們看來，革命成功後建立新國家時，這些地方可有可無。

譬如1908年《民報》文章《仇一姓不仇一族論》中，批判滿清政府時稱：“甲午之役，括吾民之膏血以贖其長白山之故巢，亦既無賴極矣。”在作者看來，花這麼多錢贖回遼東半島，完全沒有必要。

同一年，章太炎在《排滿平議》中談道：

若滿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舊封， 以復金源之跡，凡我漢族，當與滿洲何怨？以神州之奧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東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漢人治漢，滿人治滿，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嚴。

章太炎認為，把少數民族地區“開除”出去，儘管國土面積小了，但更有利於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

章太炎

1903 年《江蘇》《新政府之建設》一文中有：

“試一翻近世史，二三百年來此等驚天動地之大風潮，龍虎擲之大活劇，連篇累牘紛陳眼簾，何一非民族主義所激盪所演出者耶！”“蓋自“兩民族必不能並立於一政府統治下”之精理既發明，歐洲之政局乃大變動，而所謂民族建國主義者磅礴膨脹不可消磨。”

《浙江潮》雜誌封面

同一年《浙江潮》《民族主義論》一文，更是言辭激烈地批判了“合眾多民族為一大帝國”的思想：

“非民族的國家，不得謂之國。……集多數人民，以公同之力之志意，向公同之目的，發公同之行為者，則曰國。而置一國於此，其內容則兼結無數之異族焉，其思想不同，其語言不同，其風俗習慣不同。”“及政府之能力衰，而民族的反撥性起。吾證之於遠，則羅馬是也。彼雖能兼無數民族於一國下，然一時而已，不轉瞬而亡也。吾證之於近，則蒙古是也。彼能並歐亞二大族而統一之，然泡影焉。”

文章作者認為，“多元一體”的清朝“不得謂之國”，解體是在所難免的。革命建立的新國家，沒有必要完整繼承清朝的版圖。

陳天華著《猛回頭》

明確提出在“十八省”“建民族的國家”的，是1903年《江蘇》《政體進化論》一文：

如吾前所舉民主政體成立之四因，吾國實有其三焉：（一） 十八省得天然之地勢，遠勝美之十三州，以地理論可獨立而民主也；… …（三）同胞四億萬，同文同風同利害，群策群力何事不成，以民族論尤可獨立而為民主也。……二十世紀中， 必現出一完全無缺之民族的共和國耳！……以我民族建我新國（家），全權在我… …嗚呼！建民族之國家，立共和之憲章，凡我同胞，其矢斯志。

在很多革命黨人看來，滿、蒙、回、藏等族的聚居區，在“新國家”中可有可無，偏激一點的甚至認為“沒有更好”。

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代表的立憲派，一貫反對革命派的“種族革命學說”。他們認為，滿漢“早已融合”。同為立憲派的楊度在《中國新報敘》一文指出：

民族革命必然引起國家分裂，（國家）至少可能分裂為漢、蒙、回、藏四國，分裂則必然“遭到列強瓜分”以至於亡國。

楊度（1875—1931），清末反對禮教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晚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很多中立的旁觀者看來，立憲派的理論似乎更讓人信服。因此，革命黨人不得不撰寫文章，正面回答。

《民報》發表的章太炎《中華民國解》、汪東《革命今勢論》等文章，可以看做是對立憲派的迴應。不過，他們一相情願地認為，蒙、回、藏各族發展程度不足以自立，畏懼列強則必然依附漢族，迴避了由激烈民族主義對各族的衝擊而產生的離心傾向。

總而言之，革命派的回答說服力不強，且內心深處仍是認為，少數民族區域的去留是次要問題。

黑龍會：虎視眈眈的日本勢力

黑龍會成立於1901年2月，其宗旨是：“回顧東亞的大局和帝國的天職，為實行興隆東亞的經綸，挫折西力東漸之勢，目前的急務是先與俄國開戰，在東亞將其擊退，把滿洲、蒙古、西伯利亞連成一片，建設經營大陸的基礎。”

這是一個陰險狡詐的侵華組織。他們的行動指南是，先擊退侵佔東北的俄國勢力，進而吞併東北三省、蒙古和俄國的西伯利亞。因為這一地區有著名的黑龍江，故而定名為“黑龍會”。

《精武英雄》裡的黑龍會

然而，黑龍會以及其領袖內田良平，卻與中國同盟會以及孫中山，建立了相當密切的合作關係。

1898年，內村就透過宮崎寅藏與孫中山相識；1900年，內村在新加坡幫助孫中山，組織了廣東惠州起義。

中國同盟會成立籌備會，就是於7月30日在東京內田良平家中召開的。會上，內田良平正式加入了中國同盟會。不久，黑龍會會員，後來成為日本法西斯主義“創造者”的北一輝，也加入了中國同盟會。

內田良平

內田良平在《日本之亞細亞》一書中提到， 1906 年以來，孫中山曾對日本朝野人士遊說，以中國革命後在長城以南建國，滿蒙讓給日本，作為日本援助中國革命的報酬。

1912年2月初，南北議和成功前夕，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山縣有朋等人，與孫中山、黃興有過商談。日本人提出，以提供給革命黨一千萬到二千萬日元的援助為條件，換取中國以某種形式把東三省讓與日本。

實際上，鑑於當時國際和國內巨大的反對力量，這一意向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不過，根據日本學者久保田文次、藤井升三和中國學者俞辛的考證，孫中山和黃興二人，似乎並沒有拒絕日本的建議。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孫中山和同盟會，與以黑龍會為代表的日本侵華勢力，形成如此密切的關係呢？孫中山和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不免有其思想和認識上的侷限，而這種認知上的不足，給了日本侵華勢力可乘之機：

革命黨人中流行著的狹隘“民族建國主義”以及“十八行省建立漢族國家”的思想的泛濫，使得以滿蒙為代表的少數民族聚集區，置於可有可無的境地。革命黨人多來自南方，不瞭解我國北方漢族在清朝大規模擴散、最終形成廣闊的民族雜居區域的國情，對國家和民族分裂可能給各族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缺乏有效的認識。可能也有“為整體犧牲區域性”的想法，這與列寧和德國簽訂《佈列斯特條約》類似。

從“十八星旗”到“五色旗”

革命大規模爆發後，上述偏激思想產生的危害，迅速集中表現了出來，造成了非常大的危機。

1907年，孫中山在南洋忙於組織兩廣起義，東京同盟會本部呈現渙散狀態。一部分來自長江流域的革命黨人，為了推動長江流域的革命發展，在東京成立了“共進會”，其革命旗幟定為“十八星旗”：

用大紅色為底布，由中間輻射出來九個黑色銳角，每個銳角內外兩端，各有一黃色圓星，內外各九個共十八個，以表示十八省人民團結和鐵血的革命精神。

十八星旗

坦誠地說，“十八星旗”就是狹隘“民族建國主義”思想的一個具體表現。1908年冬，共進會孫武、焦達峰、彭漢遺等先後回國，工作重點轉向新軍後，進展神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十八星旗”成為了革命勝利的象徵。

但是，“十八星旗”僅僅代表十八個行省，黑龍江、吉林、奉天、新疆四個行省以及內外蒙古和西藏等廣大範圍的區域被排除在外。

軍政府成立不久，即發出《佈告全國電》，刊佈於全國各報，影響很大。

電文頻繁出現“十八省”、“漢族”、“漢人”等字眼，痛斥滿人“我十八行省之父老兄弟諸姑姊妹，莫不遭逢淫殺”；對於革命的理解，是 “是所深望於十八省父老兄弟， 戮力共進，相與同仇，還我邦基，雪我國恥… …期於直抵黃龍，敘勳痛飲，則我漢族萬萬世之光榮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同一時期發出的《佈告海內人士電》則稱：

.....為十八省親愛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報二百六十年之仇......……我漢人四萬萬之生命，死活在此一舉，成則與十八省親愛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再享萬萬世世之福，否則墮於地獄中永無超生之日矣… …......今日之舉， 是合十八行省諸英雄倡此義舉......

共進會的“排滿立場”本來就非常偏激，再加上兩湖地區民風剛猛彪悍。因此，當時武漢的革命軍中，民族主義情緒極其激烈。居住在武漢地區的滿族人，被殺者甚多，即便是婦孺亦無法倖免。

《辛亥革命稀見史料彙編》中，收錄著以黎元洪名義釋出的《中華民國軍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影印件。這篇檄文雖然流傳不廣，但足以反映當時民族情緒偏激的程度。

《天討》雜誌

檄文的後半部分，以發表於1907 年《民報》增刊《天討》上章太炎撰寫的“討滿洲檄”為底本，略加改動而成的。

結尾一段的改動令人震驚，把原文只是針對“滿人”，擴大到以“滿、蒙、回、藏”四族為敵：

又爾蒙回藏人，受我華之卵育者二百餘年……爾若忘我漢德，爾惡不悛，爾蒙人之歸化於漢土者， 乃蹀足謦欬，與外蒙響應，軍政府則大選將士，深入爾阻，犁爾庭，掃爾閭，絕爾種族，築爾屍以為京觀。

與章太炎的原文相比：

“又爾滿洲胡人”改為“又爾蒙回藏人；原文“爾胡人之歸化於漢土者”改為“爾蒙人之歸化於漢土者”；原文“與外胡響應”改為“與外蒙響應”。

這篇檄文，可以嗅出“與滿蒙回藏四大族決裂”的氣味，尤其是對於蒙古族，似乎“十分不爽”。

革命軍與清朝新軍交戰

四川也是共進會影響較大的省份。1911年11月27日，蒲殿俊在成都宣佈四川獨立，大漢四川軍政府的旗幟也是“十八星旗”，不過形式和湖北似乎略有不同。除了顏色不同，還多了一個代表漢族的“漢”字。

英國駐成都總領事是這樣描述的：那面旗幟（我想目前中國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是白色的，上面有紅字（漢），周圍有十八顆星繞成的一個黑圈，形狀象是太陽，但顏色是黑的。… …旗幟上星的數目是十八顆，而不是二十一顆或二十三顆，這個情況表明把東三省、蒙古和新疆（喀什噶爾）排斥在聯邦之外。

十八星漢字旗

實際上，不少起義地區的旗幟，或多或少都在傳達著“要在十八省恢復建立漢族國家”的資訊。

不同地區旗幟彙總

然而隨著革命形勢的擴充套件，越來越多的立憲派和舊官僚加入進來併成為革命領導層。再加上原有的溫和派力量，革命開始變得溫和起來。12月初，蘇浙聯軍攻佔南京以後，革命的重心轉移到南京。要知道，江浙一帶是立憲派實力雄厚的地區。

保守勢力的大量存在，沒能實現“徹底”的革命。不過，偏激的民族主義傾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矯正，大大降低了破壞性，為保持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定下來較好的基調。

12月4日，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滬軍都督陳其美以及各省留滬代表共同召開各省代表會。此時，立憲派人物和與溫和派革命黨人數，已佔據明顯優勢。大會議決“取五族共和的意義，決定以五色為國旗。紅、黃、藍、白、黑，象徵漢、滿、蒙、回、藏”。

五色旗

“五色旗”的出現，標誌著在革命陣營中，已經有人開始把“民族團結”和“國家領土完整”問題，放到了極為重要的位置。

到此為止，被兩廣革命軍採用的“青天白日旗”，被兩湖革命軍所採用的“十八星旗”以及“五色旗”，成為了辛亥革命中影響最大的三種旗幟。

1911年12月12日，各省代表齊聚南京。1912年1月11日，各省代表會議（代行參議院） 在南京正式決定，以“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國旗。

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背景即五色旗

但是，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對“毫無革命歷史”的“五色旗”並不滿意，他個人在感情上傾向於“青天白日旗”，他在1月12覆函代行參議院：

貴會諮來議決用五色旗為國旗等因。本總統對於此問題，以為未可遽付頒行。蓋現時民國各省已用之旗，大別有三：武漢首義則用內外十八省之徽志，蘇浙則用五色之徽志；今用其一，必廢其二。… …至於取義，則武漢多有極正大之主張，而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今日適得武昌來電，則主張用首義之旗，亦有理由，非經將來大會討論，總難決定也。

不過，南方革命陣營裡，立憲派、舊官僚和溫和革命派已佔據壓倒優勢，“五色旗”即“國旗”的決定，已經板上釘釘。

“五族共和”宣傳資料

實際上，即便是激進革命派如孫中山等人，也開始把“民族團結”和“避免國家分裂”問題放到重要位置。孫中山在1912年元旦的“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書”中，就特別強調：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

到此為止，“五族共和”的建國思想，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邊疆危機及處理

不過，即便將“五色旗”定位國旗，將“五族共和”定為建國之本，並不能保證“民族團結”和“國家領土完整”的理想立刻實現。滿、蒙、回、藏等各族對於革命大多心懷疑懼，甚至北方各省很多漢人對共和革命也很不理解。

與此同時，以日本和俄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勢力，準備“坐山觀虎鬥”，以便“分割中國”。1911年10月23日，日本駐俄大使本野一郎，就與俄國總理大臣商議“瓜分滿蒙”事宜：

根據一九零七年及一九一零年兩次秘密協約，日、俄兩國關於分割滿洲和蒙古的問題已經預有設想。只要時機一到， 兩國即可根據一九零七年協約中規定的分界線分割滿洲，並可進一步商談如何分割蒙古的問題。

日俄戰爭後，雙方“又穿上了一條褲子”

可以說，中國國內動盪時間越長，它們實現陰謀的機會越大。

值得關注的是，“驅除韃虜”的口號，給滿族的“老鐵”蒙古族的心理衝擊也非常大。蒙古王公對武廷芳的質問，最足以反映這種疑懼心理：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1911年11月30日，俄國的策動下，外蒙古以哲布尊丹巴的名義宣佈獨立並稱帝。1912年1月3日，烏里雅蘇臺的札薩克圖汗宣佈獨立。中國官員被驅逐，漢族商民備受虐待。

八世哲布尊丹巴

與此同時，內蒙古也漸漸呈現不穩定跡象。

1912年1月中旬，呼倫貝爾盟在俄國策動下宣佈獨立，哲里木盟郡王烏泰也積極準備叛亂；1912年1月底，在日本浪人川島浪速等的策動下，喀喇沁王貢桑諾爾布等蒙古王公接受日本貸款，謀劃發動叛亂。

喀喇沁王貢桑諾爾布

雖然孫中山在1月28日特別緻電，勸慰正在策劃叛亂的喀喇沁王貢桑諾爾布等蒙古王公，甚至說出了諸如“漢、蒙本屬同種”這樣的話。但是，“驅除韃虜”、“八月十五殺韃子”言猶在耳，一紙宣言和幾封電報怎能化解多年形成的隔閡？

國家民族的分裂，肯定會引發大規模的民族衝突以及種族仇殺，這對各族人民都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雜居區中的甲族，必然想要驅逐乙族以使本地劃歸甲國；乙族也想驅逐甲族以使本地劃歸乙國。

辛亥革命時期，在內蒙古的變亂地區，大量漢人遭到驅逐和燒殺；當動亂波及西藏時，拉薩“人心惶惶，謠言四起，番言殺漢，漢言殺番，各懷疑懼”，不久衝突爆發，藏軍“不分玉石，見漢即殺”，西藏各地漢人處境極慘。

不僅僅是滿、蒙等少數民族，即使是很多北方漢人，對革命也極不理解，不知所措。其中的代表，便是握有奉天軍權、能夠左右東北三省去向的張作霖。

年輕的張作霖

1912年1月26日，南北和談已接近完成，張作霖主動訪問日本駐奉天總領事落合謙太郎：

目前東三省兵馬實權全在本人掌握之中，斷不容許革命黨之類南方人任意蹂躪，如北伐軍之類，何足掛齒；即袁總理，如有確實跡象證實其已附和共和， 人絕不聽從其指揮… …日本國如能以德相召，則東三省民眾，必將人心趨向，有所依舊。本人認為與其將東三省委於南方人之手，勿寧讓予外人更為了當。”

1月31日，張作霖再次傳言落合：

袁世凱終已逐漸附和共和，皇帝退位當不可免，東三省亦將失去足以擁戴之主宰。身為北人而附和南人之共和，甘受其制，本人寧死亦不屑為。果如此，尚不如依附日本為佳。

2月3日，張作霖第三次傳言落合：

昨日已以統領名義致電袁世凱，闡明如下立場：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聽從指揮。……吾人已失去應為之效忠之皇帝，則依附同種之日本，乃屬理所當然。……本人將擁戴肅親王歸依日本國

張作霖對日本人並沒有太多的好感，但對比起來，革命黨更令他感到不安。

清帝退位後，東三省繼續懸掛龍旗，直到張作霖在袁世凱的重金籠絡之下，才逐漸改變了態度。作為舊官僚的袁世凱，不管其動機如何，確實為說服北方各省贊成共和，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南北議和成功，革命軍北伐得以取消。在袁世凱出任民國總統後，各少數民族上層人物多少感到獲得了一定的安全保障，覺得舊日的地位利益仍可保持不變。

袁世凱對蒙古問題一直極為重視：

他任命貢桑諾爾布為民國的蒙藏事務局總裁，晉封親王；對其他蒙古族上層人物，同樣也大量加封，使內蒙王公數量“比清朝時的數額增加了幾倍”。

隨著時間的推移，內蒙王公們放棄了分裂的圖謀，不少逃到外蒙的蒙古族王公，也陸續返回了內蒙古。

微妙的是，當時惟一激烈反對南北議和，是以頭山滿、犬養毅、內田良平、北一輝等與中國革命派關係密切、來華參與革命的日本人。

南北議和的妥協，固然沒有實現“徹底革命”。但正因為妥協，才大體維持了民族團結和領土完整，避免了國家分裂和民族仇殺的巨大災難。

不過，實踐證明，無論是帶有改良色彩的立憲派，還是資產階級革命派，都沒能成功領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