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之際，隨著周王室的日趨沒落，諸侯的紛爭更加劇烈，一度雄踞中原的晉國退出了霸主的地位，國家大權逐漸被範、中行、智、趙、韓、魏六卿掌握。六卿樹黨爭權，相互肉魚，欲置對方於死地。經過五年的殊死較量，範氏、中行（音杭）氏、智伯相繼被消滅，於是韓康子、魏桓子、趙襄子三分晉地，奠定了“三家分晉”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家分晉這個歷史轉折點上，智伯的家臣豫讓毀身苦行，殞身報仇，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豫讓早年曾當過範氏、中行氏的家臣，由於自視甚高，屈居下僚，因此心情鬱悶，常有懷才不遇、壯志難酬之感。俗話說：“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佐。”為今後打算，豫讓於是投奔晉國炙手可熱的權臣智伯。智伯賞識豫讓的才智，更信任其忠誠，便待以國士之禮，視之為忠謀之士。得到智伯的信任與重用，享受前所未有的恩寵，豫讓感恩戴德，決心披肝瀝膽，任其驅馳。 智伯權欲極強，對王位懷有覬覦之心。由於權傾一時，驕橫跋扈，智伯不僅無視晉侯的存在，而且肆意侵凌蠶食“五卿”封地。為剷除篡奪晉政路上的障礙，智伯首先將矛頭對準範氏、中行氏。周定王十一年（公元前458年），智伯聯合趙、韓、魏吞併了範氏、中行氏。三年後，智伯又假借晉侯之名，威逼趙、韓、魏各獻百里之地。韓、魏畏其威勢，各自向其“致萬家之邑”。然而趙襄子（無恤）對智伯的威脅拒不聽命。智伯於是脅迫韓、魏出兵伐趙。
次年，趙襄子兵敗，退守晉陽（今太原市晉源鎮）。由於晉陽城牆完備，府庫足用，智伯久攻不下，於是決汾水灌城。晉陽被圍了一年多，城中大部分地區如同水鄉澤國，百姓難有棲身之地，加之財食將盡，士卒病羸，危亡迫在眉睫……面對危局，趙襄子接受了家臣張孟談的建議，利用韓、魏與智伯之間的矛盾，以求紓解圍城的困局。在趙襄子的授意下，張孟談夜縋出城，遊說韓康子與魏桓子，以“唇亡齒寒”為喻，明白告訴對方：“趙亡，韓、魏亦不保。”為求自保，韓、魏與趙暗地結盟，密謀滅掉智伯，並約定時日，決堤反灌智伯軍。在韓、魏、趙的聯手下，智伯終於在這場政治角逐中敗下陣來，不僅丟掉了性命，而且連祖宗苦心經營的基業及自己費盡心機所侵奪的大量土地化為烏有…… 智伯被殺後，趙襄子將其頭顱作為飲器，以發洩對智伯的仇怨。對晉國朝野來說，智伯的被殺，無不令人歡欣鼓舞。然而此時，惟獨豫讓如喪考妣，痛心疾首地嘆道：“士為知己者死。吾受智氏厚恩，今國亡族滅，辱及遺骸，吾偷生於世，何以為人？”對豫讓而言，智伯的知遇之恩，唯有以死相報才能無愧於心。為了報仇，他改名換姓，身藏利刃，假裝成罰作苦役的刑人，潛入趙襄子內廁…… 一日，趙襄子入廁，看見塗廁之刑人，突有不祥之感，於是喝令拿下。左右從刑人衣中搜出匕首，趙襄子知是刺客，便厲聲追問起來。豫讓對此毫無懼色，坦然承認自己是智氏家臣，是為其報仇來的。趙襄子敬其忠義，制止左右手刃豫讓之餘，對其愚忠十分讚賞，稱其是“義人”，是“天下之賢人”，隨後將其釋放。
初次行刺，無果而終，豫讓並不為此而氣餒，反而復仇的信心愈加堅定。為了使刺殺行動得以成功，他以漆塗身，使面板腫癩，隨後又吞炭壞嗓，意在改變聲音。待外表、嗓音改變後，豫讓扮成乞丐，伺機刺殺趙襄子。某日，豫讓行乞於市，與其妻不期而遇。其妻看見眼前之人，不禁納悶道：“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連妻子都能騙過，豫讓感到成功的機會大增，於是靜候時機。豫讓的朋友對其一心報仇，執迷不悟頗有微詞，於是勸他道：“以你的才能，如果為趙襄子效力，一定會得到他的重用，這樣就能施展自己的才能。然而令人費解的是，你一意孤行，非要報仇！不知你想過沒有，你復仇的願望根本不可能成功。”豫讓對朋友的勸告嗤之以鼻，申明自己“懷二心以事主”，將有愧於“天下後世人”；而為主報仇，目的在於“明君臣之義”。
一日，趙襄子出行經過一座橋時，突然坐馬受驚，嘶叫起來。趙襄子預感有人行刺，下令搜尋。衛士在橋下抓住豫讓。當趙襄子得知眼前怪模怪樣的啞巴乞丐竟然是豫讓時，既憐憫又憤怒，於是不僅揶揄其所謂“不事二主”的謊言，而且進而指責其“在智伯滅掉其範氏、中行氏時，不僅不為舊主報仇，反而為智伯出謀劃策，這種趨炎附勢，為虎作倀的卑劣行徑令人不齒；更好笑的是，如今智伯已死，豫讓執意為其報仇，的確令人不可思議”。豫讓對趙襄子的挖苦數落毫不在意，振振有詞地反駁道：“君臣之間所重視的就是一個‘義’字，君待臣如手足，則臣待君為腹心；君待臣如犬馬，則臣待君如路人。我過去為範氏、中行氏效力，他們以對一般人的禮遇來對待我，我因此以一般人的方式去回報他們。之後，我事奉智伯，他解衣推食，以國士的禮遇來對待我，因此我也以國士的方式去回報他。”趙襄子對豫讓一心報仇、不肯回頭而感到憤怒，於是下令將其團團圍住。豫讓知其不免於死，於是懇求趙襄子道：“我聽說聖明的君王不埋沒別人的好處，而忠臣自有為名而死之道理。過去蒙君王寬大赦免了我的罪過，因此天下人沒有不稱讚君王賢德的。如今我犯了不可饒恕的罪過，的確應當伏法就戮，然而我死之前還有一個願望，就是懇請君王將所穿之外衣脫下，讓我用劍擊斬它幾下，以表我報仇雪恨的心意。那麼，即使我死了也不遺憾！”趙襄子被豫讓這種匪夷所思的行為所感動，於是滿足其意願。豫讓拔劍而起，三次跳起來揮劍擊斬趙襄子的外衣，然後自殺。
一個家臣“為主殉節”的事蹟在中國古代史上並不少見，然而在封建統治者眼中，豫讓的事蹟是一個可以大加利用的絕妙題材，豫讓是一個為維護封建統治輸誠盡忠的典型人物。基於以上考量，歷代封建統治者及御用文人無不對豫讓的事蹟大肆吹捧，粉飾炒作，以期達到愚民馭民的目的。這樣一來，天下“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人人爭相效仿豫讓的“死忠”……
針對以上荒唐宣傳，歷代文人儘管不以為然，然而卻很少有人敢於訴諸文字，指斥其荒謬可笑。明代洪武年間，浙江寧海人方孝孺，對豫讓的“忠烈”大加痛斥。談起方孝孺，想必讀者並不陌生。這位於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因拒絕為朱棣（明成祖）篡位登極起草詔書而被“誅十族”的骨鯁之臣，在《豫讓論》中，方孝孺秉持封建社會的正統觀念，指斥豫讓不是什麼“忠臣”，而是一個“不能扶危於智伯未亂之先，而徒欲伏劍於智伯既敗之後”的“偽國士”刺客。此論一出，猶如一枚震撼彈，在輿論界引起強烈反響。
豫讓口口聲聲稱自己是忠臣，果真如此嗎？為了揭露豫讓的虛假謊話，方孝孺以事實為依據，反駁豫讓的嚴重失職及對主不忠。方孝孺指出：“當智伯侵地無厭之日，縱慾荒暴之時，豫讓應竭力忠告：‘諸侯大夫，各安其分，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至，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方孝孺認為：如果豫讓為此諍諫而死，即令智伯頑冥不靈，也會感其至誠，幡然悔悟，與韓、魏和睦相處，解除圍趙的軍隊，從而保全智氏宗族，守其祭祀。那麼豫讓盡到了家臣的責任，可謂功德無量，雖死猶生。難道不勝於斬衣而死嗎？
方孝孺嚴厲批評豫讓“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於殞命於既敗之後”，是一種“釣名沽譽，眩世炫俗”的卑劣行為。其依據是：當智伯野心勃勃、驕橫跋扈、貪殘不仁、魚肉百姓時，豫讓何以視而不見，不聞不問？見智伯不斷犯錯，朝著死亡路上奔去時，豫讓何以袖手旁觀，坐待其敗？而智伯死後，豫讓一心為主報仇，這是痛感到自己的靠山垮了，富貴榮華亦隨之破滅，於是“不勝血氣之悻悻，自甘於刺客之流”。
讀者不難看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豫讓是一個朝秦暮楚的勢利之徒，獨夫民賊的知己幫兇，無視天下蒼生苦難的佞臣，一個“不足道哉”的“偽國士”刺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