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發表主席題詞的《中國青年》雜誌。

原題：“向雷鋒同志學習”題詞的背後

每年3月5日，是“向雷鋒同志學習”紀念日。“學習雷鋒”的標語隨處可見，成為一種時代風景。然而，少為人知的是，毛澤東的題詞並非是在當年的3月5日，而是在2月22日；更鮮為人知的是，最早刊登毛澤東主席為雷鋒題詞的媒體不是《中國青年》而是《新民晚報》，且目前發現多份有關毛澤東主席為雷鋒題詞的手跡。《尋找雷鋒》一書記載了這段歷史。

宣傳戰催生題詞之念

1963年，面對全國宣傳雷鋒的火熱局面，當時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聽了有關彙報後，以極大的熱情充分肯定了宣傳雷鋒事蹟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戰略意義，並要求共青團系統加大對雷鋒的宣傳強度，組織全國青少年以實際行動向雷鋒學習。

對胡耀邦的指示與號召，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雜誌當然應帶頭響應、責無旁貸，但作為半月刊的《中國青年》雜誌，如果還是發表雷鋒日記摘抄、組織紀念和學習雷鋒的文章，顯然在宣傳速度上和報紙相比自然是稍遜一籌的，因此，他們立即發動全社人員獻計獻策，並召開編委會，精心研究，開動腦筋，另闢蹊徑，千方百計找出新的角度，迎頭趕上甚至超前於全國宣傳雷鋒的其他兄弟報刊。

經過反覆思考和討論，《中國青年》編委會最後決定:編輯出版一本“學習雷鋒”專輯。由於國家還沒有完全度過困難時期，報紙非常緊張，此前的《中國青年》不得不由每期32頁改為24頁。而24頁的篇幅要做一本“學習雷鋒”專輯還是顯得太“輕”，為了使這本專輯夠分量，編委會決定將5、6兩期合刊，出48頁。

那時，王江雲在《中國青年》思想教育組當副組長，被抽調到這個編輯組。在討論編輯計劃時，大家主要討論如何在其他報刊已經宣傳的基礎上做到後來居上，都提出了許多好的意見。有人提出請董必武、林伯渠、謝覺哉、郭沫若等黨內名望甚高的“四老”為學雷鋒活動題詞。這些設想應該說都很好，得到了同仁的首肯。就在討論的過程中，王江雲忽然想到了毛主席為劉胡蘭題詞的事，“生的偉大，死的光榮”，正是毛主席的這一題詞，使劉胡蘭的事蹟廣為人知並激勵了億萬青年，現在出了雷鋒這樣一個新時代的英雄，如果毛主席能題詞，那將會是多麼巨大的號召力啊！

於是，王江雲說出了請毛主席題詞的想法。大家一聽都很興奮地表示贊同:“對，請毛主席題詞。”

“中南海，呈毛主席”

但冷靜之後，又都認為請毛主席題詞，非同小可，不是一般的動議，是不是有點太敢想敢幹了？能有把握嗎？會上又有人說:不試怎麼能知道行不行呢？王江雲的一位同事說，毛主席一向關心青年，關心《中國青年》雜誌，對雷鋒這樣一個值得青年學習的榜樣，說不定會答應題詞的。就這樣，大家抱著希望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向毛主席發出了請他題詞的信函。

主要內容是:“現在全國已掀起一個向雷鋒同志學習的熱潮，我們《中國青年》擬出一期‘學習雷鋒’的專輯，向全國人民推薦這個先進典型，教育青年一代在社會主義時期更好地鍛鍊成長，懇請您老人家為雷鋒題詞。”給主席的信不長，大約三四百字。

曾有人回憶說信件由時任思想教育研究組組長的黎勤起草，但也有人證實是由《中國青年》女編輯朱伯穎起草的。

起草好信稿後，經過該社領導反覆斟酌，修改好後，請毛筆字寫得好的編輯丁有和用毛筆在一張小的豎的宣紙上抄寫了一遍。丁有和在後來一篇文章裡回憶此事時寫道:“接受這個任務，我感到光榮，很用心地給抄了出來，是用中國老式的豎行信紙寫的，總共也不過兩頁。寫完以後，大家認為很滿意，就寄出去了。”這封信的信封也是丁有和寫的，他工工整整地抄寫下醒目的兩行大字:中南海，呈毛主席。

當時，中直機關有人聽說此事後，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他們說，毛主席給劉胡蘭題過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為白求恩和張思德分別寫過紀念文章，可那是發生在戰爭年代，和平時期還未見他老人家給其他普通人題過詞？

向最高領袖逼“文債”

給毛澤東的信是1963年2月16日送到中南海的。朱伯穎43年後回憶說:“因為當時是我起草這封信，就由我來與毛主席辦公室聯絡。我是1959年才到雜誌社，是新兵。我以前沒有跟毛主席辦公室聯絡過，當時社裡聯絡過的同志不少。信送出後幾天我就給主席辦公室打電話，接電話的是林克，我問信收到沒有，主席看了沒有，他題不題詞。林克說信收到了，主席也看了，但沒有表態。我們當時想主席沒有表態也就是沒有拒絕，還有希望，那就等一等。”

毛澤東在閱讀《中國青年》的來信前，已經從《人民日報》上讀到了雷鋒的事蹟和日記摘抄，也閱讀了團中央的關於開展向雷鋒學習的彙報材料，他在思考:“大躍進”之後，緊接著三年自然災害，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受到損害，黨群關係也疏遠了，國際上，中蘇正在論戰。國內外這一系列事實與現狀，令毛澤東再三思考千年大計——中國的前途和未來。1962年，他曾有過一次談話，說美國要想在中國第一、第二代身上進行和平演變是不可能的了，他們只能把和平演變寄希望於中國的第三、四代身上。一個有實際意義的想法在毛澤東的腦海裡油然而生，要教育青少年有堅定的信念和遠大的共產主義理想，雷鋒不正是一個鮮活的教材和絕好的榜樣嗎？於是，毛澤東決定為雷鋒題詞。

朱伯穎回憶說:“過幾天我又給林克打電話，當時我很緊張，主席萬一工作很緊張，他不題了，也沒轍。結果一問，林克說毛主席說他決定給你們題詞。我高興得不得了。”

聽了這個回答，《中國青年》編輯部的同志都很興奮，接著請主席辦公室的同志轉告主席，“‘學習雷鋒’專輯準備3月1日出版，付印時間2月26日，請主席最好能在2月25日前題好。”

這不是向最高領袖逼“文債”嗎？不過，毛澤東還真地滿足了他們的願望。

《新民晚報》首發題詞

2月22日下午3點多鐘，《中國青年》女編輯朱伯穎接到林克的電話，非常興奮。

日後，她回憶道:“我馬上報告社領導，社領導又馬上報告團中央書記處，後馬上派了通訊員劉全聚立即騎上摩托車去中南海西門去取。當時我們的同志很著急跑到樓下去等，我在六樓的樓梯口等，過了一會兒劉全聚就回來了。他舉了一個信封往上跑，後面跟了一批人，我在樓梯口等著。信封拿來一看，還寫了我的名字。信一拿回來，這個信封我根本拿不著，被別人搶去了。社領導把信拆開了，一看，毛主席寫了‘向雷鋒同志學習’幾個大字，這幾個字寫得特別好，主席的字本來就好，這幾個字特別好，特別帥。後來書記處領導，胡克實等都出來了，傳來傳去看。反正我什麼也見不著。後來社裡決定把題詞做一鏡框掛起來，信封寫了我的名字就歸我了。後來中央檔案館馬上就把題詞要去了。就剩這個信封了。”

《中國青年》雜誌社轟動了，團中央轟動了。“毛主席為雷鋒題詞了！”這訊息像長了翅膀，很快傳到了新聞界，各大報刊紛紛要求刊登毛澤東題詞手跡。

其實，《中國青年》編輯部在請毛澤東題詞的同時，也向周恩來和其他一些中央領導發出了請求題詞或寫文章的信。給周恩來的信是和給毛主席的信同時發出的。周恩來對《中國青年》一貫是幾乎有求必應，接到信後很快就揮筆寫下了“雷鋒同志是勞動人民的好兒子，毛主席的好戰士”的題詞，並派人送到了《中國青年》編輯部。《中國青年》雜誌社原總編輯邢方群回憶說:“周總理的題詞是早於毛主席的題詞先送到了編輯部。”

1963年3月2日《中國青年》第5、6期合刊出版，發表了毛澤東“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周恩來的題詞也一同發表在“學習雷鋒”專輯上。

不過，目前發現1963年3月1日的《新民晚報》在第四版刊載了毛澤東主席“向雷鋒同志學習”和周恩來總理“雷鋒同志是勞動人民的好兒子，毛主席的好戰士”的題詞。據收藏家董興喜介紹，這是最早刊登毛澤東主席為雷鋒題詞的報紙。至於為什麼早於《中國青年》雜誌發表就不得而知。

題詞原件今何在？

而今，團中央青運史檔案館珍藏有這麼一個特殊的信封。這就是1962年2月22日裝載了毛澤東主席“向雷鋒同志學習”題詞的信封。信封A4紙大小，上面寫著:密件，中南海，林克同志收。落款是中直招待所。林克把這個劃掉了，利用這個舊信封內裝主席“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信封背面左上角貼有郵單號，上寫:“憑此號查信，3097號。”這是中南海收發室的號。背面寫“中國青年雜誌社朱柏穎同志親收，中南海林寄”。其中，“朱伯穎”的名字錯寫為“朱柏穎”。朱伯穎日後回憶:“因為我們沒有見過面，只是通了幾次電話，所以林克寫錯了我的名字。”

據朱伯穎介紹，這信封珍藏經過了很多劫難，她曾個人儲存了43年，這中間搬了好幾次家。“‘文革’時上五七幹校當農民，那時很天真，以為真的要當農民，我們在北京的家都沒有了。我老伴當時到江西五七幹校，我再到江西。把北京的房子都退了。我們去了四年多，這個信封跟著我帶來帶去的，我經過了很多劫難，但這個信封儲存下來了。1973年5月，我從五七幹校回來後，去了北京出版社，1992年離休。”

朱伯穎說:“林克同志寫了我的名字，是為了有個責任制。毛主席為雷鋒同志題詞前，報紙上已經在部隊中開始宣傳雷鋒同志了，青年社專門成立一個小組，到部隊查雷鋒的日記原件。毛主席題詞以後，其他領導也題詞了。這個事不是我做的。有了毛主席題詞以後才請其他領導題詞。黨中央其他常委都題了。本來不好說，毛主席題詞後好說了。其他領導的題詞也是為雜誌社題的。”

“我與共青團很有感情。我於1950年到團中央。我從上海建團，我當時在上海附中高中二年級時參加了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旗手社，解放後旗手社轉成新青社籌備建團。”朱伯穎說:“我是新中國第一批共青團員、團幹部，我當時擔任團支部委員。1950年上海抽調一批當年高中畢業生團幹部到中央團校學習，我就到了中央團校學習，後來到黃坡縣土改工作隊。回來後我到中央團校圖書館工作過。不到一個月，我又到安徽宿縣參加土改工作隊，我是帶隊的。回來後，團中央成立統戰部，我就到統戰部工作，當時只有一個部長於北辰和我一個兵。1959年3月調到雜誌社，一直到1966年到幹校，我當時與聯絡部在一起。1973年5月我從幹校回來就到北京出版社。所以我與共青團是很有感情的。信封捐給青運史檔案館是一個好的歸宿，儘管我一直捨不得。”

後來，筆者在採訪著名軍旅攝影家、雷鋒生前戰友張峻時，老人講:他同當年解放軍報社記者牛篙林見過毛澤東主席有關“向雷鋒同志學習”的原件，有三件有關這七個字的題詞，且是寫在有紅豎行線的信紙上。老人說，公開發表的是處理了紅豎行線後翻拍的，且他參與翻拍過。採訪中，老人堅持說，毛澤東有關“向雷鋒同志的學習”的題詞不是專為《中國青年》雜誌題寫的，此前，瀋陽軍區就向毛澤東請求過為雷鋒題詞，且“題詞時間不是2月22日，而是3月3日”。在張峻家裡，筆者還發現毛澤東為雷鋒的第四幅題詞手跡圖片，上書:“學習白求恩，學習雷鋒，為人民服務。”不過，這幅字題寫的時間是1965年8月30日。（來源：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