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三國頭號政治家，諸葛亮治蜀成就斐然，但有一項事業卻譭譽參半，甚至可以說是批評大於讚揚，此即五次出兵北伐曹魏。其實，以諸葛亮的深謀遠慮，他當然很清楚在“益州疲弊”的情況下北伐會加重國力的耗損，引發民眾的怨恨，並且成功的可能性極低，但他卻依然一意孤行。如此看來，這其中必然有諸葛亮不得已的苦衷。筆者不揣冒昧，認為原因大概有以下4點：

三國初期形勢圖

維護政權的合法性。蜀漢僻處西南一隅，雖然版圖、人口、財富、兵力遠不及曹魏，但之所以仍舊得到大量漢朝遺臣、名士的支援，無外乎劉備出身宗室，代表著漢朝“正統”的延續。然而，這種“正統”地位畢竟是很不穩固的，如果蜀漢不能完成北伐中原、光復漢室的目標，那麼它的合法性便會大打折扣，徹底淪為割據一方的偽政權，其災難性後果可想而知。

由此說來，“北伐滅曹”不僅僅是蜀漢政權的政治口號、既定方針，而且也是它的立國之本、執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是其在益州統治合法性的基礎。正因如此，諸葛亮在北伐中原問題上根本沒有迴旋的餘地，不管國家實力能否支撐起這項艱鉅的事業，他都要義無返顧的去貫徹執行。國家強大時，自然要大規模北伐；國力衰微時，同樣需要進行小規模的騷擾。

諸葛亮五次北伐形勢圖

為理想而獻身。作為蜀漢政權的戰略規劃師和政策執行者，早在正式出山之前，諸葛亮便透過《隆中對》為劉備提出遠景戰略藍圖，從而為後者指明前進的方向。按照這套戰略藍圖，劉備應該佔據荊、益二州，首先與曹操、孫吳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然後跟孫權結為穩固的盟友關係，而一旦天下形勢發生劇變，則由宛洛、秦川分路北伐，最終完成消滅曹氏集團、匡扶漢室的大事業。

《隆中對》中提出的終極目標，既是劉備責無旁貸的使命，也是諸葛亮畢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和抱負，而他之所以視曹氏為仇讎，很大程度上緣於青少年時期的人生陰影。原來，曹操當年攻打陶謙時，曾在徐州境內大肆屠城，當時仍居住在故鄉琅琊的少年諸葛亮目睹曹軍的暴行，難免會心生憤慨，必欲除去曹操而後快。既然諸葛亮選擇與曹氏為敵，那麼受政治理想的驅動，就不能不促使他堅定不移的從事北伐事業。

白帝城託孤

報答劉備的知遇之恩。眾所周知，劉備與諸葛亮之間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君臣關係，而是兼具朋友、親密戰友的關係。為表示對諸葛亮的尊崇，劉備不僅拜諸葛亮為丞相，封武鄉侯，而且在臨終前還委以託孤重任，甚至還授予他可取代劉禪做皇帝的特權（“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見《三國志·卷三十五》），如此聖恩眷顧，豈是其他帝王可比？

劉備既然如此厚待諸葛亮，那麼，作為中國古代傳統士大夫的典型代表，深受知遇之恩的諸葛亮不能不滿懷忠君愛國思想，責不旁貸的接過先主未竟的北伐事業，畢其一生以貫徹執行。不過，為了完成這項無比艱鉅、幾乎毫無勝算的使命，肯定會有大量蜀漢士兵、平民白白死傷，鉅額財富被空耗，但這並不能讓諸葛亮改變心意，這點理應得到後世的詬病。

四川地形圖

忘戰必危。縱覽史書，在四川稱王稱帝的政權共有11個，但這些割據政權無一例外能走出這塊盆地，反而最終都成為被消滅的物件。究其原因，蜀地沃野千里、物產豐饒，有“天府之國”的美稱，加之四周全被高山峻嶺所包圍，進出四川的道路極為艱險難走，因此生活在當地的民眾自保心極強、進取意志薄弱，久而久之很容易造成軍備廢弛，失去戰鬥能力。

作為深謀遠慮的大政治家，諸葛亮當然明白“忘戰必危”的道理，深知若蜀漢安於現狀、固守一隅，最終只能是死路一條。因此，諸葛亮必須率軍走出四川，跟北方強大的曹魏政權角力，雖然明知勝算不大但依然要勉為其難。因為，只有主動發動戰爭，蜀漢政權才能做到凝聚人心，使士兵始終保持旺盛的戰鬥力，從而實現鞏固政權的目的，舍此再無它途。

諸葛亮五次北伐，均以失敗告終

雖然諸葛亮為北伐事業傾注了滿腔心血，但他終究還是以失敗告終，除了用人不當、後勤不足、戰術失誤等次要原因外，曹魏政權的異常穩固和天下人心早已不再思漢無疑是關鍵原因。然而，在一向以成敗論英雄的中國，諸葛亮最終卻能昇華為士大夫的精神導師乃至是神，究其原因，還是因為他那份偉大的家國天下情懷，那種為理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執著。

參考書目：《三國志》、《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