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讓我們評價北宋歷史上相對來說最完美的皇帝，宋太祖趙匡胤和宋仁宗趙禎一定是兩大最有力的爭奪者。太祖皇帝自不必說，而宋仁宗趙禎在位時期北宋的經濟文化步入巔峰。

我們都知道，北宋皇帝普遍在位時間不長，而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幾乎就已經佔據了北宋歷史的四分之一。

宋仁宗無疑是一位明君，終其一生都在追求改善北宋冗兵冗官的現狀，我們都會說宋神宗銳意改革，宋仁宗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但是，宋仁宗同時也是一個令人惋惜的追夢者，在他不斷希望讓大宋王朝走向富強的路上，他因為幾大敗筆，讓北宋走向盛極而衰的道路。這不得不說，歷史向宋仁宗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

養虎為患，終釀大錯

在宋仁宗時期，大宋王朝最大的軍事失敗無疑是面對西夏的三戰三敗：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宋軍均是先勝後敗，一敗塗地，損失慘重。

而實際上，李元昊之所以能最終做大，形成了能夠與大宋王朝分庭抗禮的能力，與宋仁宗執政初期的養虎為患分不開。

當然，這筆賬首先要算到太宗皇帝身上，如果不是他的幾步錯棋，党項人早在李元昊的爺爺李繼遷時代就已經被幹掉了。

但實際上，錯棋歸錯棋，在太宗皇帝晚年的連續打擊下，雖然党項人最終還是在西北地區有了立足之地，但還是隻能依附在大宋王朝之下。

李元昊的父親，李德明就一直奉行著討好大宋，經營西北的策略。這也就讓宋仁宗的執政初期放鬆了對西北地區黨項人的控制。

這與宋仁宗缺乏戰略眼光有關係，他認為只要党項人依附自己就行了，沒必要過度約束，但他沒有認識到，李德明並不只是依附於自己，党項人還同時依附著遼朝。

換句話說，党項人是極其有野心的，如果党項人只想偏安一隅，完全沒有必要走鋼絲，在兩大強國之間搞平衡；就是因為党項人有圖霸西北的野心，李德明才會在遼和大宋之間不斷搖擺，以此獲得在西北地區不斷開疆拓土而不被兩大王朝打擊的機會。

最後到了李元昊時期，党項人的實力已經非常強大，李元昊稱帝后，即使宋仁宗大發雷霆，大軍征討，一切都已經無濟於事了。

反而還讓宋軍經歷了三次恥辱性的失敗，原本在太祖，太宗，真宗時期，宋軍的戰鬥精神和戰鬥力還是非常強的，在三次徵西夏慘敗後，大宋軍隊恐戰的心理開始逐漸蔓延。

仁慈也是雙刃劍，改革遭遇大阻力

宋仁宗在中國歷史上是出了名的仁義，仁慈。仁宗二字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他去世時候，甚至整個遼國都為之悲痛。

可是，在施政中的很多情況下，果斷非常重要，甚至是需要殺伐果斷。 仁慈往往也是雙刃劍，仁慈過度，稍有不慎就會轉向優柔寡斷。

宋仁宗對宋朝冗兵冗官等各種困境深以為然，他非常渴望能夠透過改革來擺脫這些困境，讓北宋真正實現富強。

於是由范仲淹等人主導的“慶曆新政”就這樣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但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上非常有名的“慶曆新政”實際上只進行了一年半就被迫中止，中止的原因大家都非常熟悉：無非就是反對派的勢力過大，同時變法本身也有著不成熟的地方。

我們可以對標一下神宗和王安石這對君臣，王安石變法同樣面對著巨大的阻力，同時變法本身也存在著不小的問題，最終的結局也是失敗。

但是神宗給王安石的支援要比仁宗給范仲淹，富弼等人的支援要強得多，有人可能會說，仁宗面對的政局要比神宗面對的要複雜得多，他需要考慮的事情也更多，阻力也更大。

但是我們要知道，自古以來改革的阻力從來都不會小，主持改革的大臣無非需要兩點：一是權力，二是支援。當然，像張居正這樣，權力大到可以自己支援自己的，那咱另說。

顯然，仁宗在改革問題上的優柔寡斷，讓主張改革的大臣們並沒有得到強有力的支援，最終只能歷時一年半，黯然離場。

朝令夕改，走馬燈管理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論》中，給宋仁宗趙禎下了一個讓很多人匪夷所思的定義：“無定志”，這也讓很多人產生了疑惑。

宋仁宗終其一生都在為大宋富強鞠躬盡瘁，為什麼王夫之會認為他“無定志”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從宋仁宗親征，完全掌握朝政開始算起，兩府大臣換了四十多個人。

要知道，宋朝的兩府可以算是大宋王朝絕對的權力中心，中書和樞密院一文一武，把握著國家機器的核心。

可在三十年間，大宋王朝的“心臟”居然採取著走馬燈式的管理，換了四十多個人，幾乎可以說每年都會對中書和樞密院的官員進行調動，甚至進行大改動。

我們都知道，上個班，同事都是需要磨合的；哪怕仁宗皇帝害怕官員屁股坐久了，專權獨斷，那也不需要換得這樣的頻繁吧。

再者而言，這樣走馬燈式的管理，就算真正有有識之士，也很難在大宋的權力中心能夠充分施展才華。

有人可能會說，這樣怎麼不好呢？說明仁宗皇帝有預見性啊，提前實施現代化管理措施。採取任期制，多好啊！

可是，現代的任期制是建立在成熟的運轉機制上，可中國古代的運作機制本身就是人治，人都換來換去，哪來的穩定呢？

仁宗之後，即使神宗皇帝銳意改革，也無法再現大宋王朝的巔峰，北宋王朝最終也只能隨著歷史的長河，滾滾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