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的文治武功
時勢造英雄，就是說英雄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而只是時代的產物。同時，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及時聆聽到時代的呼聲，只有那些具有特殊稟賦和才幹的政治家，才能順應歷史潮流，開拓劃時代的政治偉業。作為手握一定權力的領袖人物，他的每一項決定，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其所領導範圍內人們的生活；而他在品質和性格上的優缺點和特徵往往會影響到整個團體，特別是會對整個團體帶來不利或有害的影響。華盛頓作為政治家的兩次隱退，對中國古代另一位“聖人”老子所倡導的“功遂身退，天之道”的觀念做了極好的詮釋，無疑是一種順應歷史潮流的行為，同時也成就了一項劃時代的政治偉業。華盛頓如果沒有“聖人”的情懷，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到的。
中國古人對“聖人”的判別標準是“三立”，也叫“三不朽”。“立德”，即樹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即為國為民建立功績；“立言”，即提出具有真知灼見的言論。追求“三不朽”是中國古代士人的夢想與理想狀態，能達到者鳳毛麟角。加上評判標準不同，意識形態變遷，自然眾口難調，其結果便是褒貶不一、譭譽參半。從這“三不朽”的內容來看，作為美利堅合眾國的奠基人，華盛頓基本上做到了。
首先，他是美國獨立戰爭中的軍事統帥。誠然，他決非是一位軍事天才，不能與亞歷山大和凱撒一類的傑出軍事家相提並論，但正如法國哲學家伏爾泰所說的那樣：“造就政治家的，決不是超凡出眾的洞察力，而是他們的性格。”愛因斯坦也曾經說過：“智力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性格上的偉大，這點往往超出人們通常的認識。”正是華盛頓所具有的堅忍不拔的性格，才使他能夠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把一支組織鬆散、訓練不足、裝備落後、給養匱乏，主要由地方民軍組成的隊伍整編和鍛鍊成為一支能與英軍正面抗衡的正規軍，經過長達八年的戰鬥，終於擊敗英軍，取得了北美獨立戰爭的勝利。1783年《巴黎和約》簽訂，英國被迫承認美國獨立。華盛頓於同年12月23日遞交辭呈，解甲歸田。此謂“立功”。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則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壞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權利改變或廢除它，並建立新政府；新政府賴以奠基的原則，得以組織權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進民眾的安全和幸福。
再次，他是美國第一任總統。翻開南美和歐洲各國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一個以民主憲政為伊始的新國家，墮落成為軍事專制國家也是易如反掌。美國有一位華盛頓這樣德才兼備的人物作為第一任總統是幸運的。兩屆總統任期屆滿後，美國人民挽留華盛頓繼續競選連任，但他拒絕了：“我走在尚未踏實的土地上，我的所作所為將可能成為以後歷屆總統的先例。”他向美國人民解釋：“你們再繼續選我做總統，美國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了。”1796年9月17日，他發表告別演說，謝絕將自己列為下一任總統候選人，從而開創了美國曆史上主動放棄總統職位、和平轉移權力的範例。這一年的2月9日，大清帝國的乾隆皇帝傳位給他的兒子嘉慶，整整做了61年皇帝。乾隆即使在當“太上皇”時期，仍然居住在養心殿掌控朝政，並且在圓明園召見朝鮮使臣時說：“朕雖然歸政於太子，大事還是我辦。”這句話說得多麼“傳神”啊，足以流傳到千秋萬代！
1799年，美國即將舉行總統競選，聯邦黨人因為黨內分歧和聲望日下，希望華盛頓出來競選，但是他再次拒絕了：“一旦我這樣做將是可恥的，因為儘管這是我國同胞的願望，而且在大家的信任下我可能當選並任職，但另一個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卻會因此去職……如果我參加競選，我就會成為惡毒攻擊和無恥誹謗的靶子，不但會被加上搖擺不定的罪名，而且還會被誣為懷有野心，一遇時機便爆發出來。總之，我將被指責為昏聵無知的老糊塗。”華盛頓是一位堅強的領袖，他保持了國家的統一，卻沒有永遠把持權力的野心，既不想做國王，更不想當獨裁者。此為“立德”。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華盛頓揭竿而起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那一天起，他的一生就是整個國家的縮影。從1775年任大陸軍總司令，到1783年頒佈命令宣告“美利堅合眾國與大不列顛王國休戰”，華盛頓為自由和獨立而戰鬥了整整八年。“美利堅合眾國”這一名稱的提出者、美國思想家托馬斯·潘恩熱情洋溢地說：“太陽從來沒有這樣照耀過一個更足稱道的事業。”華盛頓是這個事業最偉大的戰士。獨立造就了一代偉人，給了華盛頓無人可與之匹敵的威望和聲譽，他是美國民眾心目中獨一無二的偶像。然而，他不僅沒有對絕對權力貪得無厭的野心，就是擔任任何公職也非他當時所願。華盛頓使世界第一次看到，原來人類可以超越“打江山—坐江山”的邏輯，他是為獨立和自由而戰，而不是為權力和交椅而戰。這是美國獨立戰爭對世界史無前例的貢獻。華盛頓無論身前身後，都獲得了極大的聲譽。他昔日的戰友、國會議員亨利·李對他的評價十分傳神：“他是一個公民，他是戰爭中的第一人，也是和平時代的第一人，也是他的同胞們心目中的第一人。”華盛頓始終被學者和公眾排名為最偉大的美國總統之一。
“聖人”的本質是什麼？
曾經被《紐約時報》稱為“東方伽利略”的晚清名臣、學者徐繼畲，在其所著《瀛環志略》一書中，對華盛頓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號位，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餘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米（美）利堅合眾國之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襲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徐繼畲作為一箇中國人，對華盛頓的認識高度，後人至今難以超越。這段評價的核心有三點：不追求權力，不濫用權力，不維護權力。徐繼畲生活在晚清的政治生態環境中，對當時官場中人“追求權力、濫用權力、維護權力”的弊端有著深切的體會和認識，而當他了解了華盛頓的事蹟後，認為是“創古今未有之局”，頓覺一股清風撲面而來，於是由衷地發出了“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的讚歎聲！
電影《昂山素姬》裡有這樣的一個情節。1995年，昂山素姬剛剛獲得一段短暫的自由，丈夫阿里斯和孩子們到緬甸來探望她。在陽臺上，阿里斯對昂山素姬講，你現在是多麼的出名，有多少人崇拜你。昂山素姬說，我不喜歡被人崇拜，我有很多弱點，但我會不斷努力。接著她講了一句很精闢的話：“聖人，就是不斷努力的罪人。”南非前總統曼德拉也說過類似的話，而且說得更加清晰和謙卑：“在牢中，我擔心的是自己不知不覺被外界塑造成了聖人的錯誤形象。我從來不是聖人，即使是基於世俗對聖人的定義，我也只能算得上是一個不斷嘗試的罪人而已。”可見，“聖人”是由苦難煉成的，“聖人”們自己並不認為自己是“聖人”，也不喜歡被別人尊為“聖人”。
華盛頓本人對自己有著清醒的認識，在被推舉為制憲會議主席時表示，自己從未擔任過會議主席，出任這個職務是極大的榮耀，如果他犯了什麼錯誤，就請與會代表原諒。他說：“為了制定這份檔案，我會站在一旁，而讓你們這些博學的先生們完成這項工作。”實際上，華盛頓的偉業和人格已經超越了民族與國界，而成為全世界政治改革運動的先驅和楷模。蘇軾讚譽韓愈的話“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加在華盛頓的身上，是再合適不過了。如果把華盛頓稱作政治領域的“聖人”，人們恐怕也提不出多少反對的理由。從這個角度來看，華盛頓堪稱人類現代政治領域內的“第一人”！
權力與“籠子”
所謂權力，說得簡單一點，就是干涉別人、影響別人行為的力量。按照這個定義，權力就具有強制性、自我性、主體利益性和專有排他性的屬性。關於權力的危害性，西方一些名人做過比較深刻的論述。19世紀英國曆史學家、曾當過下議院議員的政治家阿克頓勳爵，說過一句傳世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也曾感慨：“權力乃是終極春藥。”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曾經斷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變的經驗。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這也正是他提出“三權分立”理論的根據，主張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分屬三個不同的獨立機關，好讓三者互相制約，取得權力的均衡。這對於1787年由華盛頓擔任制憲會議主席而制訂的《美國聯邦憲法》有著明顯而深刻的影響。
華盛頓的“聖明”之處，主要表現在他對於權力的認識，以及基於這種認識的一種有意識的行為，就是在自己的影響力所及的範圍內，想方設法把政治人物的權力關進“籠子”裡，具體的表現就是領導制定《美國聯邦憲法》。這部憲法詳細規定了人民應當享有的權利，嚴格限制了統治者可以行使的權力。所有統治者在有限的任期內必須接受公眾、輿論、司法的嚴密監督，重要決策必須得到議會批准，所有行為都要接受議會調查，所有財政預算必須經過議會嚴格稽核批准才能生效。
讓人民掌握監督權，統治者只能享受有限的隱私，沒有暗箱操作的機會，從而大大減少腐敗發生的可能。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有人就認為，人類最值得珍視的成就是把統治者關進籠子裡。假如不能把權力關進籠子裡，那麼就是不斷地把官員送進籠子裡！前者是必然性，後者是機率性。原因是，只要權力沒有關進籠子裡，基於“聖人”們做出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以及“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的判斷，官員們需要飲食（其背後是金錢）也需要男女（其表面是色，背後也是金錢）的必然性，會誘惑他們進行權錢交易或權色交易，這樣一來，被送進籠子的機率性就大大提高了。這樣就不會形成有效的“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範機制和不易腐的保障機制”。因此，要麼想辦法永恆地把權力關進籠子，要麼就是不斷地把官員送進籠子。事實上，這樣的“籠子”也是現實存在的，而且在人類的政治領域已經和正在得以實行著，效果也是明顯的。
恩格斯說：“人來源於動物界這一事實已決定了人永遠擺脫不了獸性。所以問題永遠只在於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在於人性和獸性程度之間的差異。”這種動物的“獸性”表現在權力擁有者身上，則如亞里士多德所說：“把權力賦予人等於引狼入室，因為慾望具有獸性，縱然最優秀者，一旦大權在握，總傾向於被慾望的激情所腐蝕。因此，法律是排除了激情的理性，因而它比個人更可取。”對於一個權力人物而言，他在沒得到權力之時，是非常希望得到民主權利的；但他一旦掌握了極權，便熱衷於鞏固權力、享用權力，極力剝奪別人的權利。權力的天然特性就是自我擴張，這是權力的性質本身決定的。只要這個權力沒有得到民主法治的有效監督，權力最後的走向都是一樣的。權力擴張，必然會導致腐敗最大化。權力滋生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權力定律是人類的鐵律，沒有什麼特色的國家與民族可以例外，更沒有什麼特殊材料打造的組織和人可以例外。先前的“聖人”，如果掌握了絕對的權力之後，會不會還是“聖人”？沒有找到這樣的例子。華盛頓是政治領域的“聖人”的主要標誌性動作，是他主動將權力“關進籠子裡”，而且在這個“籠子”扎得還不夠嚴密時，自己主動放棄了權力。
政治制度的發展軌跡是由神權到君權，再由君權到民權。華盛頓領導美國人民取得了民族獨立，又開創了民主政治的先河，真正實踐了“主權在民”的民權思想。法國17世紀的古典哲學家羅什夫科說：“偉大的靈魂與普通的靈魂相比，不在於他情慾小，道德多，而在於他有偉大的抱負。”華盛頓的行為，表明他才是一位真正具有偉大抱負和偉大靈魂的偉大政治家。這樣的偉人能找出第二個嗎？民主制度是英國首先提出來的，但英國的民主制度始終不徹底，直到現在仍然是君主立憲制，還有一個世襲的“王室”存在著。許多民主制度的原理，法國人提得最好，但在法國卻行不通，發生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後的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所產生的進步意義，並沒有超越華盛頓所領導的革命所產生的意義。難道法國人那時的知識不如華盛頓？非也，皆因華盛頓一人而已。因此，人類歷史上是有“聖人”的，只是不能把“聖人”無限制地“神化”和“聖化”，否則就是“妖魔化”。
有形的辮子與無形的“辮子”
清末一代怪傑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拖著一條辮子走進課堂，引起學生們一片鬨堂大笑。辜鴻銘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他在其他場合還曾講過：“諸位也許笑我痴心於清室，準確來講，我並非忠於王室，而是忠於中國的政教，忠於中國的文明。我留著辮子，這是一個標記，我是要告訴世人，我是老大中華未了的一個代表。你們辮子是剪掉了，但溶在你們血液裡的華夏文明，是想抹也抹不掉的。”辮子是舊社會的象徵，雖然頭上沒有辮子，但如果思想卻還是像舊社會的迂腐思想一樣絲毫未變，那麼就如同長在心中的辮子一樣，雖然看不見，但仍然頑固不變。辜鴻銘曾告訴國人：“中國之存亡，在德不在辮，辮子除與不除，原無多大出入。……洋人絕不會因為我們割去髮辮，穿上西裝，就會對我們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當我們中國人西化成洋鬼子時，歐美人只能對我們更加蔑視。事實上，只有當歐美人瞭解到真正的中國人——一種有著與他們截然不同卻毫不遜色於他們文明的人民時，他們才會對我們有所尊重。”
作為封建社會皇位終身制的一種補充形式，中國古代以“太上皇”和“太上皇帝”為標誌的禪位制度，如果是兩條有形的“辮子”的話，那麼，“戀棧”與“嗜權”就是兩條無形的“辮子”。按照辜鴻銘的說法，後者比前者更可怕。經過一百多年的革故鼎新，中國已經沒有了皇帝，父子、夫妻之間的關係早就有了很大的改變，所謂子事父的“孝”和妻事夫的“順”大多已蕩然無存，臣事君的“忠”表面上也似乎如辜鴻銘時代的辮子早就被剪掉了，而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忠”或作為一種文化傳統的“子民”心態，確如辜鴻銘所說的那條“心中的辮子”，想去掉卻真是很不容易！雖然名義上不是皇帝，但大權獨攬，成為不是皇帝的“皇帝”，比真實的皇帝更可怕。這實在是“吾國吾民”的一種悲哀。
中國傳統典籍《孝經》中有一段話，說明服裝、言語、德行等方面都要合乎封建的“禮”與“法”，也就是要合乎規定，這是那個時代的政治信條。一方面，從“以法治國”的角度來看，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組織、任何一個單位，都應有其基本的規章制度和組織領導體系，這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有積極意義的；從維護社會安定來說，制定和運用“禮”和“法”，保障國家正常秩序，教育人民群眾守“禮”遵“法”，同樣也是重要的。另一方面，所謂的“經常之法、規矩之要”，必須要順應人民的呼聲，符合時代的潮流，絕不能成為墨守成規、拒絕改革的理由，更不能將中國歷史上有著普遍傳統的專制主義合法化。專制體制下當然也有被稱為法律的東西，但它們與其說是法律，還不如說是行政命令。前文提到的著名的《漢莫拉比法典》，列出大約300條判例，將所有人類分為男女兩種性別，以及上等人、平民和奴隸這三個階級，性別和階級不同，價值也就天差地別。例如，一個平民女性值30舍客勒（1舍客勒約為8.33克）的銀子，一個女奴隸只值20舍客勒，而平民男性的一隻眼睛就值60舍客勒。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實在是不公平之極，但漢莫拉比認為這是他“所做出的公正裁決，指示著這片土地朝向真理的道路、人生的正途”，因為他是“高貴的國王”。同樣也是前文提到的美國《憲法》中明確：“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我們絕對相信，美國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不可能、也確實沒有做到“人人平等”，例如，同樣也是前文提到的美國黑人弗羅伊德被一個美國白人警察折磨致死，美國各地的抗議浪潮中就打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標語。值得注意的是，沒有哪個政客說這條標語不正確，更沒有人敢於把某一類人歸入“低端人口”。因此，專制國家的法律就是統治者的命令，反過來說，在專制體制下，統治者的各項命令即所謂的“聖旨”就是法律，這種法律對專制統治者自身是不起作用的，這就是所謂的“刑不上大夫”的引申義。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創舉，最終會形成什麼模式，現在很難下定論。正如美國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所說的“你是無法用舊模式中的詞彙來理解一個新模式的”。梅德韋傑夫在參選2012年俄羅斯總統的綱領中指出：“過去，俄國需要自由，如今，俄國仍然需要自由……我們時代的挑戰是對價值體系的徹底改革，打造新的認知。我們不能在舊思維上建立新國家……一個國家，最好的投資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對於人類尊嚴的敬意。”他於2010年5月初接受《訊息報》的採訪時說：“坦率地說，蘇聯政權……只能被稱為極權政權，在這個政權統治下，基本的權利和自由受到壓制。”正因如此，他非常強調要搞“人的現代化”，過去那種不顧人民死活的現代化、“給國家爭面子的現代化”、“領導人對軍事威力的崇拜的現代化”以及為了“炫耀帝國光榮的現代化”，所有要讓民眾成為所謂的“國家成功”的受害者的發展模式，都被實踐證明是背離了人類文明的。
著名的特蕾莎修女說過：“窮人餓了，不只是希望一塊麵包，他更希望有人愛他；窮人赤身裸體，不僅希望有人給他一塊布，更希望有人能給他應有的尊嚴。”偉大的修女，神聖的格言！只有讓每個社會公民都很有尊嚴地活著，這樣的社會才是文明、和諧的。中國顯然正在開創出一條人類社會發展的新道路，其中最重要的特色，就是要徹底摒棄“君權神授”的專制糟粕，牢記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因此要把權力關進籠子裡，使權力在制度的框架中運作，在陽光的平臺上亮相，使任何權力擁有者都必須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並接受人民監督，確保任何權力擁有者都要做到位高不敢擅權、權重不能謀私，使人民過上更有尊嚴的生活。
中國人腦袋後面的那條有形的辮子已經被剪掉了，骨子裡殘存的那條無形的“辮子”更應該被徹底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