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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

山高路遠坑深，

大軍縱橫馳奔，

誰敢橫刀立馬，

唯我彭大將軍。

　　 ——毛澤東

1935年10月，彭德懷臨危受命，在我軍戰土十分疲勞的情況下，仍然透過巧妙指揮，以多勝少擊敗了敵人的騎兵團，切掉了“敵人的尾巴”取得了吳起鎮戰役的勝利，使人民革命根據地轉危為安，化險為夷，儲存了革命的中央機關和革命的有生力量，是長征途中，紅軍取得的一次偉大且有深遠影響的輝煌勝利。

得知彭德懷取得戰疫的勝利後，毛澤東同志為此十分激動，即興就此吟岀一首六言詩覆電彭德懷以及紅軍將士。

“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短短的兩句12個字，將戰鬥條件的惡劣與我革命軍人堅定的鬥爭意志進行了鮮明的對比，突出表現了紅軍戰士的革命樂觀主義。一句“誰能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以凝練激昂的比較刻畫了一位胸懷大略、指揮若定的彭大將軍形象。全詩表現了毛澤東對彭德懷的不畏艱難革命精神的讚揚和高明軍事指揮才能的肯定與信賴。

一、橫刀立馬：敵人圍追堵截，將軍化險為夷。

在取得四次反圍剿鬥爭的勝利之後，黨的一些領導人開始被勝利衝昏頭腦，“左傾思想”開始在黨內蔓延，對我紅軍的軍事鬥爭產生了很不好的影響。在紅軍的領導人中，彭德懷較早的意識到了“左傾思想”的危害，對於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又名華夫，原名奧托·布勞恩）的錯誤指揮表示強烈不滿，當面斥其是“崽賣爺田不心痛”。

但是作為一名軍團指揮員，他無法改變黨內決定，也只能儘自己最大努力，在前線指揮紅軍戰士與敵人拼殺。然而，彭德懷的努力並不能扭轉由戰略失誤導致的頹敗局勢。最終，面對敵人的瘋狂攻勢，紅軍不得不暫時放棄革命根據地，實行戰略轉移，進行長征。

長征開始後，彭德懷在江西境內率領紅三軍團衝破敵人的嚴密封鎖殺入湖南與當地的湘軍進行了多場惡戰，從敵人手中勝利搶佔了湘江渡口，成功掩護了中央重隊和後衛部隊，使得他們可以安全渡過湘江。

1935年1月，在黨和人民軍隊生死攸關的緊要節點上，於遵義召開了一次重大會議，在會議上彭德懷堅決批判“左傾思想主義路線”，積極而堅定的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成為了肅清黨內錯誤思想的中堅力量，促進了黨的正常發展。

遵義會議順利結束後，中央軍委一致決定把一、三軍團和幹部團交由彭德懷指揮。在彭德懷的組織和訓練下，紅一、紅三軍團的戰鬥力逐漸提高，很快就變成了一支“啃硬骨頭”、“敢打惡仗”，“能打勝仗”的威武之師。他就是率領這支軍隊神速回師攻佔婁山關。

婁山關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彭德懷為了能夠有效指揮作戰，多次親臨前沿察看地形，然後對敵實行兩面夾擊，以兩個團迂迴敵後，兩個團正面進攻。經過激戰，紅軍順利奪佔婁山關。隨後乘勝直逼遵義城。敵人急調兩個師的兵力增援遵義守軍。彭德懷在城西老鴉山一帶以逸待勞，伏擊敵人，又經激戰擊殲滅大量反撲之敵，再佔遵義城。這是紅軍開始長征後的第一個大勝仗。

二、血戰太行：日寇猖狂氣焰囂張，將軍威武百團一仗

1935年日本侵略者別有居心的策劃華北事變，使其侵略中國之野心昭然若揭，長征後期，黨和紅軍的主要領導人已經深刻的意識到一場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正在降臨。

為了救亡圖存，應對民族危機，1936年2月彭大將軍受命任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毛澤東共同指揮紅軍東渡黃河，挺進山西，宣傳抗日。抗日戰爭爆發後，又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前方分會（1941年改稱華北軍委分會）副書記、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副總指揮（9月11日改稱第十八集團軍副總司令），協助朱德指揮八路軍前往華北，開赴抗日前線。

1937年11月，彭德懷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發表《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幾個先決問題》的演說，詳細分析了敵我力量的對比，並具有前瞻性的指出，當下雖然敵強我弱，但是隨著戰爭的持續，未來一定是我強敵弱。除了指出戰場力量變化的必然趨勢，彭德懷還提出了抗日戰爭的作戰方針、向人們說明了游擊戰爭在抗日戰爭中的重要性，以及進行全民動員進行抗戰的必要性。

1937年底，彭德懷將軍率領我軍向東渡過黃河，深入挺進太行山區，在領導我軍戰士抗擊日寇的同時，更因勢利導廣泛的發動當地群眾開展敵後游擊戰爭。在我軍將士和當地人民群眾浴血奮戰個八九個月之後，在國民黨駐華北地區七十萬正規軍全面崩潰的情況下，在十萬日寇瘋狂進攻的危急形勢下，彭德懷將軍硬是領導我軍民長驅迎敵，在五臺山、太行山、恆山、華北平原展開了全面遊擊抗戰。僅僅用了一年時間便建起了晉察冀、晉冀豫、晉西北三塊抗日根據地，發動民眾數十萬人，使我軍補充十數萬有生兵力。

抗日戰爭爆發後，面對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迫於全國人民的輿論壓力，國民黨當權派不得不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行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方針，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國民黨當權派放棄了對我黨、我軍的打壓，彭德懷作為八路軍的副總指揮，一方面他要指揮軍隊抗擊外來侵略，另一方面，他又要小心提防閻錫山、蔣介石等人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舉動，儘量防止與國民黨軍隊發生摩擦。不過饒是如此，1939年秋至1940年春，國民黨還是單方面的製造了摩擦。在對待這些事情上，彭德懷堅定的遵循毛澤東“團結抗日”的方針，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在必要的時候，以“有理有利有節”為原則，進行必要的還擊，打完了仍回到統一戰線上來。

當得知國共兩黨發生內部摩擦，盤踞在華北地區的日軍以為可以利用這個時機，消滅我黨領導的遊擊抗日力量，日寇精心謀劃了他們所謂的“囚籠政策”——深溝高壘連築碉堡；使公路高出地面五尺以上。劉伯承一眼看穿了敵人策略，日寇是企圖以“鐵路為柱，公路為網，據點為鎖”，如果日軍的陰謀得逞，我軍在敵後的活動將極其困難。彭德懷提醒廣大指戰員從總體上來認識和對付敵人的陰謀。朱德和彭德懷下令八路軍各部隊立即對敵築路、沿途設施、守備兵力等進行偵察。

為了衝破日軍的囚籠，1940年7月，朱德、彭德懷、左權簽發破襲正大路線戰役的預備命令，同時上報中央軍委。

8月8日正式向各部隊發出戰役命令。命令發出後，各根據地軍民情緒極其熱烈，出擊兵團掀起練兵和爆破熱潮。8月20日，破襲戰陸續展開，並迅速推向高潮。原本預定的是二十二個團參戰，由於抗日軍民對日寇極其痛恨，得到命令後都踴躍參戰，最終實際參戰部隊達到一百零三個團。因此，後來稱這場戰役為“百團大戰”。“百團大戰”是敵後戰場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八路軍發動的最大的一次反圍攻戰役。

在這場戰役持續的三個半月時間，我根據地軍民先後發動大小戰鬥一千八百餘次，斃傷日軍兩萬餘人，偽軍五千餘人，俘獲日軍二百八十多人、偽軍一萬八千餘人，拔除據點二千九百個，破壞鐵路四百七十餘公里，公路一千五百餘公里，繳獲各種炮五十餘門、槍五千八百餘支。這場戰役沉重地打擊了駐華北的日偽軍，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信心。

三、縱橫西北：百戰成鋼將軍壯，開國元帥美名揚

抗日戰爭勝利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集團，不顧全國各族人民群眾的激烈反對，為了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延續自己的獨裁統治，一意孤行挑起了內戰。

1947年3月，國民黨胡宗南部集結了20餘萬供給充足，裝備精良的大軍對解放區發動了瘋狂的進攻，而此時彭德懷是率領的西北野戰軍，總兵力滿打滿算才2萬多人，而且裝備落後，後勤補給嚴重不足，有時連吃飯飲水都成了問題。而就是在這樣極端嚴峻的形勢下，面對比自己多10倍的敵人，彭德懷在掩護中央機關順利撤出後，巧妙採取運動戰的方式，有效的打擊了敵人。

首先，彭德懷作為一個能征善戰的沙場老將，他對敵人的心理把握的是恰到好處，他肯定，胡宗南部作為國民黨的王牌主力，在佔領延安後，肯定會生出驕傲急躁的情緒，從而急於尋找我主力決戰。把握了敵人這一心理，彭德懷先是以一部兵力將敵主力誘向延安西北的安塞，另將六個旅的我國北軍主力隱蔽集結於延安東北七十里處的青化貶附近，在此設伏待敵。彭大將軍料事如神，在此等待兩日後，敵三十一旅大搖大擺地鑽入了我軍佈下的口袋。彭德懷一聲令下，我軍兩頭封堵，戰鬥僅進行了一個多小時，殲滅三十一旅直屬隊和九十二團計二千九百人，旅長被生俘。

在此戰勝利後，我軍在西北已經逐漸擺脫了被動挨打的局面，穩住了腳跟。隨後彭德懷又率軍北上榆林，在沙家店同樣是利用敵人驕傲自大的心理，巧妙的又是他們犯下了兵家大忌：側水、側敵，因此只用一天時間就消滅敵整編三十六師，徹底扭轉了西北戰場局勢，打破了國民黨胡宗南部消滅我西北野戰軍的妄想。

1948年春，彭德懷將軍又統帥西北野戰軍在宜川、瓦子街殲滅敵人一個軍部，二個師部、五個旅，計二萬八千人。不久，攻克國民黨軍佔領的大城市寶雞，使得佔領延安的敵軍望而生畏，在軍心渙散中棄城南逃。1948年4月22日，彭大將軍收復延安！後來，還是在彭德懷將軍的指揮下，我西北野戰軍取得了一系列的輝煌戰果：克西安、下蘭州、奪西寧、佔銀川，和平解放新疆，至此，曾經被國民黨佔領的西北五省全部解放，中國西北全境自由。

寫在最後：

彭德懷將軍在西北取得的節節勝利有力地支援了全國範圍內的解放戰爭，加速了國民黨集團的崩潰，加快了國家統一的程序，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彭德懷，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偉大的將領之一，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是“國內和國際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