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紅軍面對40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在黔、滇、川三省交界的赤水河流域進行了一場異乎尋常、非常出色的運動戰，是“長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作為紅軍總司令的朱德在此次戰役中發揮了無與倫比的作用，其功至偉，不可小覷。
朱德
一、熟悉黔滇川敵情，為四渡赤水取勝之關鍵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朱德作為長期從革命鬥爭中逐步成長起來的紅軍總司令，具有與紅軍戰士打成一片的天然稟賦，凡事都能親力親為，身體力行。毋庸置疑，他對自己所統率軍隊的優勢和劣勢知根知底。最為難能可貴的是，朱德對黔、滇、川三省敵情也同樣熟悉。
朱德出生於四川，自投身軍旅之日起就一直在滇軍中供職，歷任滇軍的班、排、連、營、團、旅長。在近代戰爭史上，滇軍與黔、川軍素來交往頻繁、關係密切，尤其是在民國時期，各派軍閥為了爭做西南王彼此混戰不斷，歷時數年。透過長期腥風血雨鬥爭的洗禮，朱德對西南各派軍閥的形成演變、作戰特點、強弱優劣，以及兵力分佈等方面都能洞若觀火，一目瞭然，從而使他在軍事決策中能做到胸有成竹，有的放矢，針對不同軍閥，採取不同策略，以儘量保證決策之正確。
1935年2月15日，朱德著手部署回師黔北的行動計劃，在電示各軍團的電文中，將“東渡赤水河，消滅黔敵王家烈軍”作為二渡赤水的主要作戰目標，並且對渡河地點的選擇，以及渡河成功後的進軍方向都作了具體安排，“先由淋灘經太平渡至順江場地段渡過赤水，然後分向桐梓地域前進，準備消滅由桐梓來土城的黔敵，或直達桐梓進攻而消滅之。”中央紅軍各部遵照朱德的周密部署、精心安排，由太平渡、二郎灘等渡口二渡赤水河，在短短五天之內，再取桐梓，攻克婁山關，復克遵義城，取得了長征以來首次大捷，形成了創造滇、黔、川新蘇區的更有利條件。蔣介石大為哀嘆：這是“國軍追擊以來的奇恥大辱”。
另一方面對武器裝備精良且戰鬥力較強的川系軍閥劉湘部則實行避精銳之策。在土城之役中，朱德針對川軍後續部隊迅速增援，反擊異常兇猛，敵我力量對比懸殊的實際，為儲存紅軍實力，避開敵人主力，使紅軍變被動為主動，並在運動戰中分散、消滅敵人，毅然決定放棄原定由赤水北上，從瀘州至宜賓之間北渡長江的計劃，主動撤出戰鬥，以土城和元厚作為渡河點，揮師西渡赤水河，輕裝向敵人力量較為薄弱的四川古藺、敘永地區前進，以便尋機北渡長江，這就使我軍避免了可能會遭受的更大傷亡。
試想，倘若敵情不明，就不可能做到避敵之強、攻敵之弱，取勝更無從談起。可見，朱德熟悉黔滇川敵情，成為四渡赤水取勝之關鍵。
二、熟悉黔滇川地情，為四渡赤水取勝之基礎
“知天知地，勝乃無窮。”在熟悉地情的背景下，擺兵佈陣，可以主動選擇有利地形而避開不利地形，從而得地利之多，為戰爭的勝利創造條件，奠定基礎。
朱德早年革命活動足跡遍及黔滇川三省境內，對其間的地情極為熟悉。早在紅軍開始長征之前即1909年至1922年，朱德曾先後六次往返滇黔川邊，如1909年春，朱德心懷鴻鵠之志，為報考雲南陸軍講武堂，不惜千里迢迢，孤身隻影，從南充步行至成都，又從成都啟程，途經川之樂山、宜賓，滇之昭通、會澤，直達昆明，長途跋涉歷時70余天；1921年春，隨入川滇軍返回昆明，驅逐滇督唐繼堯；1922年3月，唐繼堯乘滇軍響應孫中山號召進行北伐、昆明空虛之機，糾集舊部返滇，對昆明發動突然襲擊，朱德被迫離開，輾轉前往川邊，越滇北，渡金沙江，經過會理，順利抵達南溪。
對於這些非同尋常的人生經歷，後來朱德在回憶中說：“1921年9至10月，我當上了雲南省警察廳廳長。那時，唐繼堯捲土重來，他追了我二十天，我還是帶了一連士兵逃了出來。另一個同伴也帶了一連人和我一起逃走，但他被唐繼堯捉住，受刑致死。我帶領一連逃難計程車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線正是後來1935年紅軍長征的路線。”可見，朱德早年對黔滇川地情之熟悉程度非同尋常，在十餘年後紅軍四渡赤水中其影響依然存在。
朱德（前左三）等在紅軍大學和部分幹部學員在一起
此外，朱德對黔滇川地情之熟悉，還可從國民黨高階將領之間往來函電中獲得佐證。1935年1月，龍雲、劉湘在往來函電中就是根據朱德熟悉黔滇川地情準確判斷紅軍行軍路線的。滇系軍閥龍雲電文稱：“紅軍多系江西客籍，除朱、羅（炳輝）在滇軍做過事外，餘多不熟悉地理民情”，他據此認定紅軍在滇落地生根很困難，“紅軍如入滇，過路是上策，久據是下策。”川系軍閥劉湘電文稱：“朱、劉（伯承）、聶（榮臻）是四川人，與川軍有關係”，他據此推測紅軍必定入川，“與徐（向前）、張（國燾）會合”，因而回湘與賀龍會合的可能性極小。事實也的確如此，遵義會議後，在敵人各路大軍分進合擊的嚴峻形勢下，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從遵義地區北上，在宜賓、瀘州之間北渡長江，進入川西北，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北渡長江之所以選擇在宜賓和瀘州之間，就是因為“朱德、劉伯承曾在川軍任過職，瞭解這段江面較寬，水流較緩的情況。”
在四渡赤水中，由於朱德對此間地情極其熟悉，行軍作戰，往往考慮周全，巧用地形，實得地利之多，這就為紅軍取勝多增加了一份把握。如所周知，四渡赤水是一場規模宏大、驚心動魄的運動戰，也可以看作是實力強大到一定程度後隨勢變通的游擊戰。“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是運動戰的基本特點，而運動戰進行的前提條件就是必須擁有一塊既廣袤又熟悉的區域。
土城朱德住居
四渡赤水是在黔滇川三省交界的赤水河流域進行的，此間山脈縱橫，重巒疊嶂，地形頗為複雜。明代貴州提學使吳國倫在《赤虺河》一詩中寫道：“萬里赤虺河，山深毒霧多。遙疑驅象馬，直欲搗岷峨。”當年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途經赤水河畔時亦感嘆：“萬傾明珠一甕收，君王到此也低頭。赤虺托起擎天柱，飲盡長江水倒流。”更有甚者，此處還部署有幾十萬敵軍拼命圍堵，被蔣介石稱之為紅軍的“絕地”。在如此險象環生的境遇下，正是由於朱德對此處地情極為熟悉，才能夠指揮紅軍在如此“絕地”避開不利於作戰的地形，選擇有利於作戰的地形，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避實擊虛，聲東擊西、忽南忽北，不斷造成敵人的錯覺和失誤。從而，使中央紅軍在廣闊的戰場上如入無人之境，在敵人重重封鎖之中迂迴穿插，牽著敵人的鼻子走，最後完全衝出了幾十萬敵軍圍、追、堵、截的圈子，質言之，朱德熟悉黔滇川地情，為四渡赤水取勝之基礎。
自遵義會議後，紅軍總司令朱德憑藉熟悉黔滇川三省敵情、地情、民情這一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巧妙運用機動靈活的山地游擊戰術，率領3萬多中央紅軍在赤水河畔與40萬敵軍從容周旋，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避實擊虛，聲東擊西，從而粉碎了敵人的圍追堵截，使紅軍絕處逢生，變被動為主動，成功實現了戰略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