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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日本能夠在沒有明顯的外國侵略下從容地進行變革維新是一種歷史的運氣。其實,日本的好運氣是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帶給它的。

中國的太平天國革命不但推動了日本倒幕維新思想的形成,同時也為日本的維新運動創造了較為有利的國際條件。這主要表現在太平天國革命牽制了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力量,減輕了對日本的壓力,有利於日本透過維新改革擺脫民族危機,走上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

1853年3月,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英國公使文翰、法國公使布林布隆、美國公使麥蓮等各國代表先後前往天京,開始了對太平天國的最初外交。在此後的外交活動中,太平天國堅持“萬國皆通商,天下之內兄弟也”的外交政策,對於不平等條約,太平天國堅決不予承認。

中英《天津條約》簽訂現場

英國以中美《望廈條約》為藉口,向清政府提出“修約”要求,但“修約”從一開始就和太平天國運動聯絡在一起。1858年,《天津條約》簽訂後,英國暗示清朝願意幫助鎮壓太平天國,但清朝未同意。為把對華貿易從沿海擴充套件到內陸腹地,《天津條約》規定“長江一帶各口,英商船隻俱可通商”,於是,英國又開始聯絡起太平天國。英國要想實現在條約中攫取的商業利益,必須處理好控制長江中下游部分地區的太平天國的關係。為實現這一目的,1858年11月8日,英國侵華軍總司令額爾金從上海到達漢口,沿長江考察英國權益能否在太平天國統治區得到落實。自1856年下半年至1858年年中,太平天國在軍事上的頹勢終以戰略要地九江的易手和清軍重建其對南京的包圍圈而達於頂點,因此,與1854年英國使者包令受到的“冷遇”不同,太平天國極力拉近與英國關係。不僅一路熱情接待,洪秀全甚至給額爾金髮去一份詔書,要求幫助太平天國滅清,但額爾金未加理會。額爾金長江考察表明,太平天國不會阻礙英國擴大對華貿易,但額爾金警告,如果太平軍干涉英國船隻航行,英國就動武。

1858年太平軍炮擊在南京挑釁的英國軍艦

1860年7月,李秀成攻破江南大營後,率軍進到上海城外,這引起英國恐慌。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等不及英國外交部回覆,決定越過租界武裝保衛上海縣城。1860年8月18日,李秀成率少數部隊向上海縣城進發,遭到英法聯軍猛烈攻擊,死傷數百人。事後,李秀成給英美領事寫信,抱怨說“此來意圖,非欲與諸外國爭吵或交戰,而欲與各該國議訂通商條約”,這封信表明太平軍對上海無敵意,也不想與英國作對,但英國武力行動表明英國決不允許太平軍染指上海。

進攻上海的太平軍

李秀成撤走上海後,英國侵略軍在法國侵略軍協助下攻進北京,迫使清政府於1860年10月24日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擴大其在中國的侵略權益。當時中國,存在著兩個直接對立的政權,即北京的清政府和天京太平天國政權。清政府控制著中國北方地區,而太平天國則佔據著以長江中下游為中心的中國南部。英國商業利益深入到太平天國控制的長江中下游流域,這樣,英國在華利益與太平天國發生重合。清政府雖然在英國大炮轟擊之下完全屈服,但太平天國並沒有妥協。《北京條約》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規定外國商船可以在長江各口岸自由往來。要想使這種條約特權變成現實,英國勢力就必須設法進入長江中下游地區,而其先決條件,就是要使太平天國承認他們的在華特權。

中英《北京條約》簽訂,上海對英國的重要性更加凸顯。英國先以在漢口擁有重要商貿利益為由,威脅陳玉成不要進攻漢口,最後,陳玉成轉而進攻安慶。為解決太平軍進攻上海問題,1861年2月9日,英國特使額爾金派遣艦隊司令何伯,率領一支由六艘軍艦組成的艦隊,由上海“吳淞口起碇,駛赴長江”,準備就長江各口開埠通商等項事宜與太平天國進行談判。此時太平天國形勢相當緊迫,主要領導人均帶兵外出解安慶之圍。

2月20日,何伯一行到達天京江面。在以後幾天中,何伯委派其隨行人員入城,對天京進行調查。3月1日,天京政府派贊王蒙得思與章王林紹璋,代表太平天國照會何伯“謂如外人慾上岸入城,應由天海關派人引導”。同一天,英國軍艦“仙島”號艦長雅齡奉何伯之命,也對太平天國發出照會。此照會包括八個方面的內容:

(1)英人已取得長江通商許可,本人奉命停泊南京,以便行使職權;

(2)英商船透過南京,由本人給予護照,請太平軍承認,勿加干涉;

(3)英船懸掛英旗,非自衛不開炮,遵守太平軍法令;

(4)凡在南京停泊英船,均通知太平當局;

(5)英人上岸入城,必先取得許可,通知海關主官;

(6)太平軍攻九江、漢口、鎮江時勿侵及英人生命財產,該處英兵船除保護英人外,不加干涉;

(7)英人在岸上犯法,送交英人處理,華人在英國船上犯法,交還中國處理;

(8)本人只負英船之責任。

以上照會的八項內容反映出英國人的目的就是要太平天國承認並接受《北京條約》的有關內容,向英國人全面開放長江,允許英國商船在長江各口自由貿易。談判結果,太平天國完全妥協,“對於何伯此次照會之八項均覆允”。隨後,何伯率領艦隊繼續西行,到達漢口等地,並於3月28日返回天京。他再次命令雅齡艦長同慕維廉牧師入城,向太平天國遞交了又一份照會,內容如下:

茲奉到英國駐華海軍司令訓令,謹向貴處致意二事:

(1)在長江沿岸,由吳淞上海外以至福山常熟附近設立航路水標……

(2)英國政府已明令,如大平軍企圖開入上海或吳淞,將受武力之阻擊。此點既審明,則大平軍之到該處地方實於己無益,且或引起衝突,所以甚欲太平軍以後不開到距該兩地兩日路程之遙。海軍司令請求貴處下令與各軍統將一律遵守,而將命令原文鈔白寄下。如此事辦到,彼必盡力防止該兩地以攻擊大平軍為宗旨之敵對行動之發生。

英國把上海周圍100華里圓徑之內劃為禁區,不許太平軍開進。英國與太平天國之間為此先後進行了四次談判:

3月29日,巴夏禮和雅齡代表英方,蒙時雍等人代表天朝,在天京進行。談判中,蒙時雍據理力爭,強調攻佔上海等地的合理性和對太平天國的重要意義,而巴夏禮卻威脅說,“如果你們破壞我們在通商條約所規定的地區內的商務,我們之間的關係就得不到改善。”這次談判沒有結果。

3月30日,巴夏禮、雅齡偕同上海英國副領事富禮賜及法國陸軍參謀陳奈與蒙時雍等人再次進行談判。在巴夏禮等人的壓力和威脅之下,蒙時雍作了讓步,口頭答應願意“通令全軍將領照辦”。事後,蒙時雍把談判內容上奏天王,天王十分氣憤,當即下令只“允許不傷害外人,但不允禁止天軍進入上海附近百里內之地”。這次談判仍然沒有結果。

3月31日,由巴夏禮等人與蒙時雍繼續談判。為解除太平天國的疑慮,巴夏禮反覆說明,英國的“利益全然在商務方面”,英國在上海駐紮軍隊的目的不在於追逐領土,“僅在於保護我們的商務”,以及保護英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不會危害太平天國的利益。由於天王已下令拒不接受英國的要求,蒙時雍始終沒有答應他們。

4月1日,由巴夏禮與蒙時雍進行會談。會談中,巴夏禮向蒙時雍索取第二次談判時所答應的通令。由於天王已下令不允,所以通令無從發出。蒙時雍先是答應於前,此時又不能食言,非常尷尬。他只得告訴巴夏禮天王只允許不傷害外國人士,但不能禁止太平軍進入上海附近百里以內地區。再次拒絕了英國人的要求。

四次談判均無結果,何伯非常氣惱。在何伯的命令下,4月2日,巴夏禮、雅齡二人撇開蒙時雍等人,自行到天王府,向天王洪秀全遞交照會,“敬請天王准許彼等致見,或指派負有全權之官員與彼等商談”。

天朝高階官員經反覆磋商,權衡利弊,最後由天王下令,完全同意英國人提出的兩項要求,並透過雍王於4月3日正式釋出通令:

茲因有大英國海軍司令派遺軍官前來贊王府,聲稱上海寫吳淞為英人商埠,必須加以保護,使居留人等各得安全,故請求天朝聖兵不開到該兩地,因無此需要,亦無大利益。准此。本爵特緊急通令各弟臺知照:凡各路官兵將帥統帶天兵開到該地方,不得進入該兩地百里路程,如此辦到,兩受其益。弟臺等又須知佔領該兩地,並不包括在本年軍事計劃之內。

1861年英國與太平天國之間外交談判結果,就是太平天國同意在1861年,太平軍不進入距離上海、吳淞兩地一百里以內的地區,亦即在此期間,太平軍不在上述地區採取任何軍事行動。應該著重指出,太平天國只同意不進入上述地區的時間僅僅是年這一年,並不是無限期的。

英國和太平天國雙方經過一系列談判,最終達成了相互妥協。導致妥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太平天國軍事上的迅猛發展,直接制約了英國的對華政策,使之不敢公開進行武裝干涉。而清軍在長江中游一帶採取的強大攻勢,又使得太平天國不得不暫時放棄東線戰場。這種對英國和太平天國都十分不利的形勢,迫使雙方在不危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暫時達成有限範圍內的妥協。但是,這種妥協的基礎非常脆弱。到了是年底和1862年初,隨著當時形勢驟變,雙方的和平局而不復存在。

太平軍俘獲的英國兵船“飛而復來”號在無錫與清軍激戰

從1855-1861年,英國透過在華戰爭攫取了更多權益,在華利益深入到太平天國統治區,雙方隔閡越來越大。這一時期,太平天國由盛轉衰,對英國的影響力大大減弱,日益緊迫的軍事形勢使其對英政策轉圜餘地不斷縮小;英國則更加依賴透過清政府實現在華利益,對太平天國政權漸失興趣,視太平天國為英國在華利益“絆腳石”。隨著雙方利益在上海的武力交鋒,英國放棄了中立政策。

1860年,清朝在南北兩個戰場一敗塗地,英法撤軍後,清政府重新評定“內憂(太平天國)”和“外患(列強)”的關係。1861年1月11日,奕訢上奏稱“就今日之勢論之:發捻交乘,心腹之害也……英國……肢體之患也”。1861年,咸豐去世和“辛酉政變”發生,清朝中央發生重大變化,主張與洋人合作的恭親王奕訢成為核心人物。以奕訢為代表的勢力認為洋人志在通商,沒有推翻清朝統治的企圖,所以只要遵守條約,中外就可以相安無事。

太平軍與侵入下關的英軍激戰

1861年下半年,李秀成在江浙的進攻勢如破竹,形勢對清朝越發不利,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江浙官員紛紛上書要求借助英軍,這樣,聯合英軍鎮壓太平天國在清廷上下取得一致意見。1862年2月8日,同治釋出上諭:“借師助剿一節,業經總理衙門與英、佛(法)住京使臣商酌。現據薛煥奏,英、佛文武各員頗為出力,且佛輪船為我開炮擊賊,是真心和好,固已信而有徵”,正式決定聯合英國等國圍剿太平天國。

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就向清政府丟擲協助鎮壓太平天國的“誘餌”,1861年6月至7月間,英國內部甚至進行了一場“是否要進攻南京”的辯論。中英《北京條約》簽訂後,英國的利益同清政府緊緊地綁在一起,要想實現在華特權,就必須維護清朝的統一和穩定,所以“比較好的政策是支援和加強清廷而不是聽任帝國在叛亂之中分崩離析”。1861年,美國內戰加速了英國對華政策的轉變,“由於美國內戰爆發,中國的通商口岸重要性大增,成為尚未開發而可能挽救英國對外貿易免於垮掉的寶地”。英國首相巴麥尊說:“如果借我們予以友善的援助而能致令中國內部全域性得入正軌,且看前途商業之大發展啊!這商業是可以預期其必興的……如不援助這個開明的中國政府,以成全其努力與改進,則在我們方面說,真是自殺的動態了。”英國駐華公使普魯斯更是直言:“我們支援清政府,這是出於利益的動機而不是出於感情的動機。”

1861年9月5日,湘軍攻克安慶,南京以西全部暴露在湘軍攻擊範圍之內,太平天國軍事形勢急轉直下,要想保南京安危,太平軍必須向東發展,因此,太平天國必然進攻上海。1862年1月1日,太平天國正式拒絕英國的不繼續進攻上海的要求,這標誌著英國已不可能透過談判逼太平天國讓步,雙方交戰不可免。1862年1月7日,李秀成從杭州出發,太平天國第二次攻打上海開始。

1862年在慈溪被太平軍擊斃的洋槍隊隊長美國人華爾

1862年1月3日,中、英、法三國成立“中外會防局”。2月21日,聯軍進攻高橋,太平軍敗退,英國武力介入由此開始。直至1862年10月26日,控制上海周邊100裡內地區後,聯軍返回上海,至此,聯軍與太平天國戰爭結束。剩下的作戰主要交由常勝軍協助淮軍進行。

1863年3月24日,在美國人華爾被太平軍擊斃後,英國正式任命戈登統領常勝軍。在英國的軍事介入下,太平軍不斷敗退,李秀成氣憤地說:“蘇杭之誤事,洋鬼作怪……攻克蘇州等縣……實得洋鬼之能。”1864年7月19日,天京被湘軍攻破,太平天國運動被中外勢力聯合剿滅。

如果反思,太平天國是從農民最樸素的角度理解貿易,甚至把貿易當成英國的“朝貢”,但英國是從全球視野看待對華貿易,對立國基石之貿易“誓死必爭”。儘管太平天國和清朝都不是英國最理想的選擇物件,但英國發現太平天國政權無論從哪個方面都不如清政府聽話,為長遠商貿計,英國最終“助剿”。

再回來談日本。19世紀五六十年代,英、法、美、俄等西方列強開始覬覦日本。美國艦隊兩次來到日本,強迫幕府開國。英、法、俄艦隊也在日本沿海附近遊弋角逐,並爭奪對馬島。日本正處於與中國一樣將要逐漸淪為半殖民地的嚴重關頭。

1851年中國爆發的太平天國革命引起了西方列強的極大關注。在1860年以前,列強雖未公開武裝干涉,但不斷派軍艦到南京窺探,多次進行武裝威脅、挑釁,並幫助清政府鎮壓了小刀會和紅巾軍起義。地大物博的中國是西方列強向遠東侵略的主要目標,他們寧可暫時收縮別處的力量也不能丟掉中國。尤其太平軍在長江流域的勝利發展以及向上海的進軍,更促使西方列強集中力量維護其在華侵略利益,並透過1856-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迫使清政府進一步屈服,勾結起來共同鎮壓太平天國革命。西方侵略者的公開武裝干涉遭到了太平軍的頑強抵抗和沉重打擊。這在一定程度上牽制了西方列強,迫使他們不得不暫時放鬆對日本的侵略,並改變對日政策。

英國駐日公使阿爾柯克在給本國的一份報告中說:“我們對日本的綱領必須慎重行事,這就是說我們在中國已從太平天國人民革命中吃過苦頭……這一切必須銘記在心。”阿爾柯克還認識到:“具有亞洲人血統的任何國民和民族,不經過頑強的反抗,決不會向歐洲人屈服。”他看到日本潛伏著人民革命的危機,因此他希望日本的變革,“不靠外面和下面的難於抗拒的壓力來推行,而經由上至下的滲透過程,慢慢地達於大眾。”故而英國後來採取了支援日本維新派的政策。

當時遠東國際形勢和西方列強的態度,為日本明治維新提供了相對有利的國際環境,使日本在進行倒幕和維新的過程中減少了外部干涉的壓力,獲得了透過改革擺脫民族危機,走上獨立富強道路的較好時機。著名維新志士久坂玄瑞是吉田松陰的學生、高杉晉作的同學和戰友,娶吉田松陰之妹為妻。他於1840年生於長州藩,後入松下村塾,拜師吉田松陰,他與高杉晉作被並稱為“松門雙璧”。他提出“草莽聯合論”,主張各藩志士聯合行動改造幕政,並積極參加尊王攘夷與倒幕行動。1862年與高杉晉作等火燒英國公使館。1864年率領長州藩兵進軍京都,激戰於蛤御門,史稱“禁門之變”,兵敗負傷自殺。

久坂玄瑞曾從高杉晉作等人那裡瞭解中國太平天國革命的情況,他在1862年起草的《解腕痴言》一書中,明確指出:“英法現在還未向我國大動干戈,是因為長髮賊(指太平天國)勢盛之故。”可見對於這一點,當時的日本有識之士就已經認識到了。

洪仁玕《資政新篇》

在太平天國方面,也有唯一一個清醒看待日本的人,他就是幹王洪仁玕。洪仁玕在《資政新篇》法類部分介紹世界形勢,論證實行改革新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時,把世界各國分成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國法宏深”的富強之國,如英吉利、花旗邦(即美國)、日耳曼(即德國)、佛蘭西(即法國)等。第二類是經過學習和改革由弱變強的國家,他重點介紹了俄羅斯,如彼得大帝化裝平民赴外國學習先進技藝,歸國後大興政教,“今亦為北方冠冕之邦也”。在亞洲方面,他介紹了暹羅(即泰國)和日本。第三類國家是因循守舊、“衰落不振”的國家。他列舉了土耳其、波斯、馬來(即馬來西亞)、天竺(即印度)等國。因不知變通故“其邦多衰落不振”。因此他得出結論:“足見綱常大典,教養大法,必先得賢人,創立大體。代有賢能繼起而擴充其制,精巧百技,因時制宜,度勢行法”。就是要適應世界大勢,學習外國先進事物,不斷改革進步。他希望“乘此有為之日,奮為中地倡”,爭取“與番人(西方列強)並雄”,創立“新天、新地、新世界”。

洪仁玕說“暹羅邦(泰國)近與英邦通商,亦能仿造火船大船,往各邦採買,今亦變為富智之邦矣。”這大概指泰國國王拉瑪四世蒙固王1851年即位後實行的開放和改革措施。他談到日本時說:“日本邦近與花旗邦(即美國)通商,得有各項技藝以為法則,將來亦必出於巧焉。”這是指日本在1854年與美國簽訂《日美修好條約》開國後,幕府與各藩主動採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如製造西式船炮,訓練西學人才和新式軍隊等。洪仁玕寫《資政新篇》在明治維新前十年,但他以敏銳的觀察力,預言日本在開國以後,積極向西方學習,將來必有迅速的發展。明治維新後日本近代化的程序,果然證實了他的預見。

日本明治維新憲法頒佈儀式圖(東京都立圖書館)

行文至此,我們就已瞭解了太平天國運動對日本近代史的重要影響了。1864年7月19日天京失守,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同年,高杉晉作起兵奪取長州藩政權,此後,長州在木戶孝允(桂小五郎)主持下進行改革,倒幕運動蓬勃發展。1865年春,長州藩尊王攘夷派領袖高杉晉作提出開港討幕戰略,決定不再提攘夷,轉向武裝倒幕,並與薩摩藩結成秘密軍事同盟。與此同時,英國也權衡利害,改變策略,援助倒幕派。這成為日本明治維新的開始。兩大世界歷史事件的時間節點重合不是巧合,有其內在的歷史發展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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