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國民黨空軍精確地轟炸了城南莊毛主席所住的房屋，萬幸的是收到空襲警報後毛主席已經轉移到了安全的地方，真是千鈞一髮。雖然懷疑有人洩密，但反覆調查沒有查出問題出在哪裡。不過全國解放後，這樁疑案終於告破。

1949年11月6日下午5時許，華北軍區保衛部的幾個工作人員，來到司令部小夥房，找到司務長劉從文，對他說：“走，跟我們到保衛部去!”

劉從文先是一驚，又故作鎮靜地說：“到你們保衛部去幹什麼?”“走吧，去了就知道了!”劉從文收拾了一下桌上的算盤，把抽屜上了鎖，跟保衛部的人，到了審訊他的地點。

“劉從文，坦白你當國民黨特務的罪行吧。”說話的聲音不高，卻把40歲的劉從文鎮住了。“我，我沒有哇，你們弄錯了吧?”“不要裝糊塗，我們有充分的證據，才會把你叫到這裡來的。”“我，我沒幹什麼。”

剛開始，劉從文還想裝傻、抵賴。他哪裡知道，我公安部門已經截獲了他的上級給南京國民黨特務機關發去的電報。

密電是這樣的：

職組組員劉從志，擔任華北軍區方面工作；劉從文擔任匪中共中央局毛匪行蹤工作，二人均由劉文星擔任交通員。孟建德奉華北令調天津工作，已派王志誠(王榮)潛伏津地，與劉進昌聯絡。職組組員劉從文參加工作年餘以來，該員對工作尚努力，每次情報頗有價值。職擬按中尉待遇正式任用。這份電報是11月1日轉到華北軍區的。軍區政治部軍法處經過幾天的緊張工作，取得了確鑿的證據之後，才決定立即逮捕劉從文。

3天之後的夜晚，落葉的秋風瑟瑟吹來，一個黑影來到劉從文的住處——他是負責和劉從文聯絡的劉從志。他還不知道劉從文已落入人民的法網。

對於這位自投羅網的特務，華北軍區也立即逮捕了他。

這樣，連同被我地方公安部門捕獲的劉其昌、孟建德，這個特務組織基本上被摧垮。

但是，審訊和宣判的工作又是很複雜的。

審判人員問：“他們要你謀害毛主席和聶司令的地點在什麼地方?”

“我沒有，我怎麼敢謀害毛主席和聶總呢!我是10年的老兵啦!”

“我們的政策你是知道的。我們也有證據。你不要老是變來變去，要老老實實!”

“我那天是瞎說的。我真的不知道他們要害毛主席。”

過了兩天再審他，他又承認說：“我的堂兄劉從志是問過聶司令的車號，問過毛主席的住地，可這是到北京來之後的事。”

再過幾天，他又哭著坦白說：“只要組織上寬大我，我就都說出來。”

“我們反覆向你交待過政策，你只有坦白，才能爭取從寬處理。”

“我不是人，我喪盡天良，他們叫我幹什麼，我都幹了，可他們叫我給毛主席和聶司令投毒的事，我確實沒有敢幹啊!”

經過一段時間的審訊和調查取證，搞清了這個特務集團的來龍去脈。他們是隸屬軍統保密局保定站站長曹亞夫領導的阜平小組。劉其昌是組長，劉從志是書記兼收發，劉進昌、孟建德均是這個小組成員。劉從文後來也被吸收為組員。

這個特務組織的關係並不複雜。劉其昌是組長，他領導著劉進昌、劉從志，利用著劉從文、孟建德。而他們幾個又同是河北省阜平縣王快鎮人。

人都是複雜的，自身充滿矛盾的。劉從文的演變過程，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出身比較寒苦。全家7口人，共有兩畝半地。他當過店員，沿街叫賣過燒餅，到江西去出過苦力(修鐵路)。抗戰爆發後，參加了抗日義勇軍，在新樂縣作戰負傷回家。1939年9月由人介紹到晉察冀軍區供給部合作社當炊事員。後來調到軍區司令部小夥房當炊事員、上士、司務長。可以說，他是在革命軍隊裡成長為革命幹部的。

在一些人看來，當“老炊”，當司務長是比較低下的差使，也不會有什麼大的用處。然而那些想利用他的人，卻很看重他這個位置。

當司務長，要經常外出採買一些東西，接觸的人自然會多一些。終於有一天，他碰到了一個叫王寶生的商人，兩人談得很投機。

王寶生問：“你家的生活眼下怎樣?”

“政府不供給，自己做點買賣也能湊合。”

“我來回跑保定，你需要什麼，我可以給你捎來。你給他們工作，他們也不照顧你家裡。”

劉從文當時恐怕沒有意識到這是他走向深淵的開始，更不會想到王寶生是國民黨軍統特務。

不久，劉從文外出採買東西，見到了本村的劉其昌。鄉親相見，自然親熱。

“你在幹什麼呀？這副窮相。”

“給軍區採買東西。”

“跟我們去一趟保定。保你有錢花，你看我們，花錢比你方便多了。”

“以後再說吧，保定是那邊的(指敵區)。”

“王寶生不是說給你從保定買東西嗎?我也可以幫你辦理。”

這時，劉從文才知道劉其昌和王寶生是勾結在一起的。劉從文雖然受到他們的引誘，但還沒有下決心跟他們去幹什麼勾當。

這些國民黨特務也似乎沒有立即將劉從文拉入他們圈內的想法，只是想利用他這個能夠接觸軍區領導的小灶司務長，探知有關情報。

劉其昌或是透過王寶生，或是親自出面，多次與劉從文聯絡。有時利用趕集、上廟會的機會，有時乾脆到村外的菜園地裡裝作買菜。王寶生給了劉從文500萬邊幣，說是自己花不著，讓劉先用著。劉從文沒有拒絕，把錢收下了。王寶生問他一些情況，他當然力所能及地告訴了他。諸如軍區司令部在什麼地方，中央局在哪裡，首長到石門開會去了，過四五天回來……

這些情況，在劉從文眼裡不是什麼秘密，但在國民黨軍統局那裡，卻是很有價值的東西。幾天之後，我華北軍區所在地煙堡、石門一帶，遭到飛機轟炸，房屋損壞100多間。

看著呼嘯的飛機和升騰起的煙霧，劉從文心中直打鼓，他弄不清楚此事是否和自己有關。他想起曾經同劉其昌等人說過軍區司令部的駐地，也知道他們是那邊(國民黨)的人。他希望自己的行蹤不被人覺察。

上碑廟會上，人群密密麻麻，攤位擺滿了街面。劉從文裝作買東西，來這裡同劉其昌見面。

在一個臨街飯店裡，劉其昌請他吃飯。同時交給他十二匹白粗布，說：“這是給你的。”劉從文猶豫了一下，還是收下了。

劉其昌說：“只要照我說的做，不會虧待了你。”

事情的發展，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有一天，劉其昌見到劉從文，交給他一個包。

“這是什麼?”

“看了你就知道了。”

劉從文把包開啟，看到一支精緻的小手槍，幾十發子彈，還有兩個紅紙包。他指著紅紙包問：“這是什麼?”

“藥。能毒死人的藥。”

劉從文不解地看著劉其昌。劉其昌嘿嘿一笑，說：“你有這個便利條件，放到毛澤東、聶榮臻的鍋裡……”

“這……”劉從文的手在顫抖。

“給你兩個月的時間，用什麼辦法都行。如果完不成，就到保定去找我。”

劉其昌說完，走了。劉從文聽完，傻了。

後來，他交代說，看到這些東西，我好害怕，叫我謀害人民領袖，我不敢——毛主席就有如此之大的震懾力量。

於是，劉從文生病了。頭暈肚痛，不思飲食，臥床不起。白天似睡非睡，到了夜晚經常驚叫起來。可惜，這些都沒能引起人們的注意。

他心驚膽戰地把毒藥扔到了村外，把手槍藏了起來，心裡還是不踏實，總是擔心會被人發覺。疑心生瘴鬼，他的病越來越重，一直病了一個多月。如果這時候有人嚇唬嚇唬他，非得靈魂出竅不可。他說他一直唸叨：“再也不能跟他們聯絡了!再也不能跟他們幹了。”

可是，過了一段時間，發現沒有什麼動靜，他的膽子又大了起來。只要搞得神秘，還是不會被人發覺的。因而，當劉其昌派劉從志(劉從文的堂兄)來找他聯絡時，劉從文又說了不少軍區司令部的情況，甚至讓劉從志住在部隊，吃在部隊，還送他點大米、白麵之類的東西。不管劉從文承認不承認，他已經成了地地道道的內奸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