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宋史》相信很多人都對蔡京這個人印象深刻，他一生活到了79歲，經歷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幾乎見證了北宋中後期的整個浮沉。他從力挺王安石新法而被重視，被譽之為”接班人“，又因為嚴格執行司馬光五天廢除免疫法的政令，被司馬光稱讚為：“使人人能奉法如君”。就是這位新舊兩黨領袖都以為“能臣”的人，卻在執宰北宋後，讓北宋葬送了最後復興的機會。

兩宋近三百年的時間，先後產生了 133 位執政，但在這百餘人中只有七個任職超過了10 年，任職到達14 年以上的就僅有蔡京，秦檜，史彌遠，賈似道四位。但有趣的是這四位為相超過十四年以上的執政在歷史上大多都是負面的評價。

蔡京作為北宋執政時間最長的宰執，曾經四度起伏為相，甚至以78歲的高齡再度為相。平心而論，蔡京本身就是極富才能，無論是詩詞書畫，還是治國理政都是不失為能手。但偏偏蔡京卻“獨行詭道”，以“享用侈靡”而著。

北宋太學生陳東首先將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朱勔、李彥等人稱為“六賊”，並將蔡京居於其首。

從某種意義上蔡京更像是一個現代人，一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宋代傳統士大夫幾乎都懷有“家國天下，以為己任”的思想。例如范仲淹，王安石，章惇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可以不惜己身，不顧榮辱；又如司馬光，範純仁等人堅守仁義道德，雖有所保守但也不失為正人君子；甚至是如呂惠卿，曾布，王珪這樣的政客都是將政治手段作為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方式。

但蔡京卻完全不同，在新舊兩黨輪番的爭鬥中，蔡京反而更像是一個看透了“人世浮沉”的世外之人。無論是他對於新舊兩黨的支援，還是對於執政者的逢迎都只是基於保住自己的權勢，而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蔡京可以不擇手段。

在對待募役法時，蔡京先因為支援新法而被王安石重用，又在司馬光執政時積極廢除募役法而被看重，等到章惇當上執宰時，他又開始積極鼓吹恢復募役法。在政治上幾乎毫無立場，將牆頭草的屬性發揮得玲離盡致。

“差募兩法，（司馬）光（章）惇不同，十年間，京再蒞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奸者”

元代脫脫修《宋史-奸臣傳》稱：“京天資兇譎，舞智御人”。言中雖鄙視其為人，但從“舞智御人”上也可以看到對蔡京過人才智的預設。

宋徽宗時期北宋的經濟文化達到了古典中國的最高峰，在人口上突破了一億大關，經濟上宋徽宗年間的財政收入也達到了空前的高度，而蔡京作為主持了徽宗朝長達十四年之久的執宰，其功績是不可否認的。由他主持的政治經濟制度，其中不乏極具前瞻性的政策，例如改革幣制，強化禁榷制，完善市舶司等措施，不僅極大緩解了北宋的財政，也為之後南宋的財政政策提供了思路。

在徽宗中後期，北宋不但對西夏實施了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還進一步的向西壓制了青唐政權，甚至是在針對西夏的軍事行動失敗後，北宋依然有相對充足的財政保持對國內叛亂的鎮壓。而其中蔡京的功績不可否認。但遺憾的是蔡京並沒有將這些才能真正的作用在國家民生上，種種努力不過是為了邀寵固位，阿諛逢上。

也正是因為蔡京能夠不斷滿足宋徽宗無窮無盡的慾望，才徽宗讓愈發離不開他。為了讓宋其能夠不憚於政事，盡情於享樂中。蔡京甚至提出了提出“豐亨豫大”之說。但在實際上宋徽宗並不信任蔡京，不管是分化蔡京之子蔡攸與其對立，還是利用蔡京舊黨奪取蔡京事權，都極為明顯表現出了對蔡京的忌憚。

而顯然蔡京也深刻的明白自己的權勢操縱於皇帝之手，因此他將自己的所有的才智都放在瞭如何保持宋徽宗的青睞上。於是他自身非同尋常的政治能力，縝密精巧的制度設計，超越時代的經濟構想，都沒有真正的作用於社會，反而是成為了無度斂財，不顧民生的苛政。而這種透支未來的經濟改革，也極大地消耗了北宋的生命力，進一步激化了社會各階級的矛盾。也為之後的北宋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王夫之在《論宋》中曾評價蔡京，認為其只能算作“弄臣”而不能算作“奸臣”。王夫之認為奸臣可以“持其權而以傾天下，而脅持人主使之終不敢輕”。但蔡京卻遠遠不能如此，宋徽宗透過權謀將其牢牢的掌握在手中，而蔡京也只能緊緊依附其上，不敢有半點異心。

本質上而言，蔡京更像明代嘉靖時期的嚴嵩，都是以擅於諂媚逢上，迎合君主而著稱。實際上他們兩者的地位也十分的相似。兩者的存在都是為了滿足君主的慾望而背書，也同時利用君主之權，排除異己行攬權之實。兩者的所作所為君主都心知肚明，只是由於自身的慾望對其採取了默許，甚至是支援的態度。而他們也正是察覺到了這種態度，才更殷切為自己竊取權勢財富。

蔡京的政治生命可以說是皇權與黨爭共同締造的。而就其根本新舊兩黨之爭，在於“大政府”與“小政府”之間的不同看法，王安石認為北宋實力不濟，屢受欺侮，是因為大量的財政權力被地方士紳所截用，所以要集權財於政府一身；而司馬光卻認為士紳與政府的權力二者相互制衡，政府權力的過度集中必然會導致權力的濫用。

宋徽宗以繼承父兄之志為標榜，在位期間自然也以推行“新法”為榮。但當絕對的權力與不負責任的皇帝和阿諛逢上的宰輔結合時，所爆發出的危害是超出所有人想象的。北宋以王安石變法而強盛，卻因司馬光之憂而崩潰，橫跨英神哲徽四朝三代的新舊之爭以這樣的方式結尾不得不令人唏噓。

時過境遷，北宋也成為了千年之前的雲煙，之所以在今日仍然去探討蔡京這個人物，並不是想簡單的為蔡京貼上或善或惡，或奸佞或忠良的標籤。每個歷史人物都有自身的多面性，我們需要做的不是簡單的評判善惡，而是應該去嘗試認識一個最真實的人物，並將其內化為自身對於生活的感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才是對於歷史最好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