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元末天下大亂以來，北方紅巾軍與各路元軍在黃河南北反覆較量，在揭竿而起的這一批人當中，實力最強大、笑到最後的是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

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蒙古貴族，恐怕怎麼也想不到最後把他們搞得國破家亡的竟然是出身如此微賤、為人不齒的放牛娃，可見世間人事的盛衰興替，真是變化無常。

朱元璋於1328 年出生在今安徽鳳陽的鐘離太平鄉孤莊村，父親本是給地主種田的佃客。他自幼家境不好，童年時給地主放過牛，後來在家鄉的寺院出家，做過四處流浪的遊方僧。元末天下大亂，烽火連天之際，他為了自保，於1352 年（至正十二年）投靠了濠州的起義軍，因在起義軍中表現出色而深受首領郭子興的賞識。

不久，郭子興乾脆招了朱元璋做女婿， 從此，昔日的放牛娃便改頭換面，成了軍中有身份、有地位的“朱公子”。

郭子興於1355 年（至正十五年）死去。為了避免被別的割據勢力吞併，軍中大多數將領認為應該加強與白蓮教的聯絡，借北方紅巾軍的旗幟以為聲援。不過，他們只承認韓林兒、劉福通為名義上的領袖，這支軍隊基本上凡事皆自作主張。朱元璋已升為和州元帥，成為獨當一面的將領。他在多年以後回憶起自己招兵買馬、努力擴充勢力的情況，“初起兵時，投靠我計程車卒無論是一二十人，還是數百人，我都待他們親如兄弟，愛如骨肉，予以‘恩撫’，無不盡心”，最終形成了一支凝聚力比較強的軍隊。其後，他與同道中人一起揮師渡江，佔據集慶（即今南京），改集慶為應天，在江南建立了地方政權。

郭子興的兒子郭天敘與小舅子張天佑在攻打集慶時雙雙戰死，讓朱元璋一下子成了軍中眾望所歸的帶頭人。這時軍隊中的成員比較複雜，主要分為朱元璋嫡系、郭子興舊部與巢湖水軍三個派系：其中朱元璋嫡系部隊有二萬人以上，最早的骨幹分子是徐達、湯和等淮西老鄉，後來陸續收編了馮國用、常遇春、胡大海等人作為親信；郭子興的舊部屬為數不少，總共超過萬人，由宿將邵肆、邵榮統率；而“擁眾萬餘，船千艘”的巢湖水軍在渡江之前才歸附，這支以廖永安、廖永忠、俞通海為首的部隊為朱元璋征服水網密佈的江南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隨著根據地越來越大，各種徵兵的方法也層出不窮，部隊的編制自然也變得更多。朱元璋為了有效地把政權與軍權集於一身，不斷使用排除異己、重新調整人事關係與分配權力等手段，逐漸達到了目的。

朱元璋大權在握，便從嚴治軍，他講究號令統一，要求不同的部隊在戰時應該互相配合，做到“手足相衛、羽翼相蔽”， 為了嚴明軍紀，令行禁止，他賞罰分明， 對於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他認為兩軍相爭，殺敵主要靠士兵， 而“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可是精兵的重要性又比不上良將，因為“任將非人，則兵必敗”，所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有良將”。為此，他對將領的選拔特別重視， 強調必須“因材而授職”，最好是符合“有識、有謀、有仁、有勇”的標準。由此可知， 他的軍隊名將輩出，絕非偶然。

自從紅巾軍起義的十多年來，元朝的主力一直集中於長江以北打大仗、拼消耗，這就給了江南群雄各顯身手的機會。高瞻遠矚的朱元璋以應天為中心不斷向外圍擴張，他在驅逐元朝留守於各地的老弱殘兵時，任用了大量元朝的舊官吏與儒士，共圖大業，其中著名的有李善長、劉伯溫、朱升等人。他們採用“高築牆，廣積糧， 緩稱王”的策略，派遣部隊開荒屯田，儲備糧食，發展經濟以養精蓄銳，逐漸成為南方一個舉足輕重的政權。

大浪淘沙，始出真金！多少英雄豪傑在亂世中旋起旋滅，能夠長期堅持的都是萬中無一的厲害角色。屹立於江南的朱元璋，其最危險的對手不是來自於元軍，而是陳友諒與張士誠這兩位起義豪傑。陳友諒出身於一度在長江兩岸呼風喚雨的南方紅巾軍，他於1360 年（至正二十年）五月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弒殺了首領徐壽輝，自立為帝，國號“漢”，此種篡權奪位的行為難以服眾，軍中不少將領紛紛離去，儘管如此，長期縱橫於湖廣、江西等地的陳友諒，其實力絕不容小覷。而以販私鹽為業的張士誠於1353 年（至正十三年）在高郵城下險勝“百萬”元軍之後， 向江浙沿海地區發展，打下的地盤也頗為可觀，在此期間，他出於韜光養晦的目的， 表面上接受了元朝的招安，但與蒙古貴族統治階級仍然是同床異夢。

據說上述兩人在戰時都可以動員“數十萬”之眾，致使坐鎮應天的朱元璋陷入“左右樹敵”的不利狀態，因為他就夾在兩個對手中間——陳友諒在西邊，張士誠在東邊。恰巧此時， 表面忠於元朝的軍閥察罕帖木兒攻克了北方紅巾軍的大本營汴梁，接著乘勝追擊，大舉南下山東，覬覦江南，大有“投鞭斷流”之勢。察罕帖木兒一旦南下，首當其衝的必然是名義上聽命於北方紅巾軍的朱元璋，不可能是被朝廷招安的張士誠，更不可能是遠在長江中游的陳友諒。

俗話說，“英雄難敵四手”，更何況朱元璋位於南京這個四戰之地，面對三個強敵，情況已經危險到了火燒眉毛的地步。誰知天無絕人之路，南下山東的察罕帖木兒突然被降將暗殺，此後元軍內訌，在北方混戰數載，無暇顧及其他。這使得南方的朱元璋頓時解了燃眉之急，得以鬆一口氣，騰出手來逐一解決陳友諒與張士誠。

這位未來的開國皇帝不但在戰略上勝人一籌，而且看人的眼光也很準，他正確地判斷“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者野心勃勃，喜歡惹是生非；而“器小”者則容易安於現狀，不思進取。據此， 他決定把陳友諒列為首先打擊的目標，事實也是這樣，當他西征陳友諒，與對手在鄱陽湖大戰時，保守的張士誠果然沒有出兵從東邊夾擊。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鄱陽湖大戰是朱元璋一生之中經歷的最險惡的一戰。

此戰，他親自帶領二十萬水陸大軍沿著長江直上，於1363 年（至正二十三年）七月開進鄱陽湖，與傾巢而出的號稱“六十萬”的陳友諒所部在湖中打了個你死我活。朱元璋的戰船雖然比不上陳友諒所部可以乘載千人以上的戰艦，但憑著機動靈活的特點，朱元璋採取了讓火器與冷兵器混合在一起輪流射擊的新戰術——戰時，先用火銃、火炮、燃燒性火器與弓弩等遠端兵器攻擊對方木製戰艦，儘量燒殺對方士卒，等取得了優勢，再進行“接舷戰”，讓軍中壯士捨命登上對方的戰艦展開刺刀見紅的白刃戰，因而屢屢告捷。鄱陽湖之戰斷斷續續地打了三十六天，以朱元璋獲勝而告終，此戰之後，當時整個中國沒有一支艦隊能夠與之相媲美，無論是龜縮於浙東沿海的張士誠，還是早已衰落的元朝水師，都不敢攖其鋒。

假設朱元璋首先征伐的物件是張士誠， 則東征之師極有可能會遭受到野心家陳友諒的趁機夾擊，後果必然不甚設想。實踐證明，朱元璋制定的先徵陳友諒、後徵張士誠的戰略是非常正確的。他解決了陳友諒，就輪到縮頭烏龜張士誠了。在1365 年（至正二十五年）打響的消滅張士誠的戰爭中，最出彩的不是水師，而是陸軍。由於張士誠儘量避免野戰，而把兵力用於守禦據點，所以，一系列的攻堅戰成了最大的亮點。朱元璋軍隊連陷湖州、杭州等要地，於同年十一月殺向張士誠的老巢平江（今江蘇蘇州）。

圍城的二十多萬部隊在城的周圍挖起了互相連線的長壕，築起了數不清的堡壘，並搭起了大批高達四丈、分成三層的敵臺，每一層裡面都放置著弓弩與火器，日夜不停地發射，對守軍進行火力壓制。同時，還動用了數以千計的攻城器械，其中包括二千四百多門最先進的將軍筒（火炮的一種）、二百四十多具襄陽炮與二千四百多具七梢炮（襄陽炮、七梢炮都是拋石機），數目繁多的重兵器把平江城轟了個千瘡百孔。第二年九月八日，城被攻破了，在巷戰中，困獸猶鬥的數萬殘兵敗將或死或傷，剩餘的與張士誠一齊成了俘虜。此役充分證明了朱元璋所部無可置疑的攻堅能力。

在陳友諒、張士誠這兩個最危險的對手被各個擊破之後，物產豐饒的江淮地區就成了朱元璋的囊中之物，而北伐中原，問鼎天下的條件也成熟了。

十年人事幾番新。在江南苦心經營了十餘年的朱元璋，其思想早已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吸取了前人的經驗教訓，渡江南下之後在建設根據地時，便以嚴明的軍紀約束部隊，注意拉攏人心，招攬名士宿儒，以獲得地方上層人物及知識分子的支援。這顯示了這位有志於統一天下的蓋世豪傑已經徹底從宗教迷信中清醒過來，向著儒家的傳統文化靠攏，成了衛道士。

朱元璋軍隊中那些平民出身的將士也起了本質的變化，慢慢地成了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分子。後來，韓林兒、劉福通等起義領袖因兵敗投靠朱元璋時，無疑等於自投羅網。1366 年（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手下大將廖永忠護送寄居於滁州的韓林兒、劉福通等渡江南下前往應天時，在瓜州這個地方將船鑿沉，淹死了這兩位北方紅巾軍首領，力圖抹去朱元璋曾隸屬過龍鳳政權的痕跡。

一個與元朝分庭抗禮的新王朝呼之欲出。

本文摘自《明蒙戰爭：明朝軍隊征伐史與蒙古騎兵盛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