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甲子日(755年12月16日星期二)，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節度使的安祿山發動節度使之士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突厥等民族組成共十五萬士兵，號稱二十萬，在范陽起兵。天寶十五年佔領長安、洛陽，進入安史之亂的最高峰。

經過

(一)范陽叛變—— 楊國忠與安祿山不和，安祿山恐楊國忠對己不利，遂以討楊國忠為藉口，在范陽叛變，安祿山一路南下，不足兩月，已攻陷洛陽，自立為燕帝，國號燕。

(二)肅宗即位—— 安祿山破潼關，活捉守將哥舒翰，直入長安。玄宗倉惶入蜀，行至馬嵬驛，軍士譁變，楊貴妃被逼自縊，太子李亨即位靈武，是為肅宗。

(三)祿山被殺—— 不久，安祿山被長子安慶緒所殺。郭子儀得回紇之助，收復長安和洛陽。

(四)思明叛變—— 史思明降唐，受封為范陽節度使。唐室恐怕史思明再反，欲將之消滅，究洩，史思明遂反叛。

(五)思明稱帝—— 郭子儀、李光弼進擊安慶緒，包圍鄴郡，史思明帶兵援助安慶緒，合併其兵，回范陽，稱大燕皇帝。

(六)平定亂事—— 史思明與李光弼相持年餘後被養子史朝義所殺。李光弼再借回紇兵，大破史朝義。史朝義部下田承嗣、李懷仙降唐，史明義被殺，安史之亂遂告平定。

平定安史之亂的郭子儀

影響

安史之亂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其影響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幾點

第一，戰亂使社會遭到了一次浩劫。《舊唐書·郭子儀傳》記載：“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楱荊，豺狼所號。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為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幾乎包括整個黃河中下游，一片荒涼。杜甫有詩曰：“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裡百餘家，世亂各東西”。這說明經過戰亂，廣大人民皆處在無家可歸的狀態中。

第二，安史之亂，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後實際上統一的中央王朝已經無力再控制地方，安史餘黨在北方形成藩鎮割據，各自為政，後來這種狀況遍及全國。安史亂起，唐王朝分崩離析，已經沒有力量鎮壓這次叛亂，只好求救於回紇以及由少數民族出身的大將。當史思明之子史朝義從鄴城敗退時，唐遣鐵勒族將領僕固懷恩追擊，僕固與唐王朝有矛盾，為了私結黨羽，有意將安史舊部力量儲存下來，讓他們繼續控制河北地區，使安史舊將田承嗣據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張忠志(後改名李寶臣)據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懷仙據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領節度使之職。這就是所謂“河北三鎮”。

三鎮逐漸“文武將吏，擅自署置，賦不入於朝遷”，把地方軍事、政治、經濟大權皆集於一身，“雖稱藩臣，實非王臣也”。以後其他地區，如淄青(今山東淄川、益都一帶)李正已，宣武(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李靈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據，不服朝廷管理。這些方鎮或“自補官吏，不輸王賦”，或“貢獻不入於朝廷”，甚至驕橫稱王稱帝，與唐王朝分庭抗禮直到唐亡，這種現象沒有終止。

第三，階級壓迫和統治階級的壓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農民和地方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化，最後迫使農民不得不舉兵起義，形成唐中葉農民起義的高潮。安史之亂後，國家掌握的戶口大量減少。潼關和虎牢關之間，幾百裡內，僅有“編戶千餘”，鄧州的方城縣，從天寶時的萬餘戶，驟降至二百戶以下。政府卻把負擔強加在猶在戶籍上的農民，所謂“靡室靡農，皆籍其谷，無衣無褐，亦調其庸”。

唐憲宗元和年間，江南八道一百四十萬戶農民，要負擔唐朝八十三萬軍隊的全部糧餉，所以“率以兩戶資一兵，其它水旱所損，徵科妄斂，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鎮統治下的人民，也遭受著“暴刑暴賦”，如田承嗣在魏博鎮“重加稅率”，李質在汴州搞得地區“物力為之損屈”，等等。

唐政府和各藩鎮的橫徵暴斂，終於激起了農民的不斷武裝起義，代宗一朝，“群盜蜂軼，連陷縣邑”，其中規模較大的有發生於寶應元年(公元762年)的浙東袁晁起義，同年的浙西方清起義，以及同期的蘇常一帶的張度起義，舒州楊昭起義，永泰年間(公元765年)邠州起義等等。這些起義雖說很快就被鎮壓，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經過安史之亂，唐王朝也失去了對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安祿山亂兵一起，唐王朝將隴右、河西、朔方一帶重兵皆調遣內地，造成邊防空虛，西邊吐蕃乘機而入，盡得隴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鎮隨之全部喪失。此後，吐蕃進一步深入，唐政權連長安城也保不穩了。唐王朝從此內憂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