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春秋戰國時期，伴隨著政治制度的變革和生產的發展，經歷了一場商文化的歷史性飛躍。發生這次飛躍的中心區域，正是華商始祖王亥首創商業的故地——宋國。
宋國，是周在周公輔佐下成王平定了武庚叛亂之後，遵循“興滅繼絕”的傳統，分封給商族後裔的異姓諸侯國，受命奉商先祀，繼承殷商文化(見《史記·宋微子世家》)。從第一位國君微子啟至最後一位國君偃，歷經32君，時跨西周、春秋、戰國(止於公元前286年)三個時期，長達700餘年。它的版圖最大時當跨有東漢沛國、梁國、楚國(國治在今徐州市)山陽郡、濟陰郡一帶，即今河南東部、江蘇西北部、安徽北部和山東西南端之間，面積約有十萬平方公里，皆膏腴之地。據班固《漢書·地理志》的劃分，它是全國十三個民俗區之一，具有獨立的民俗和自己特色的地域文化。宋國地位特殊，與周為客，在繼承與發展殷商文化，特別是商業文化方面，功不可沒。
宋國商文化繁榮昌盛，首先表現在城市的發展。當時，睢水北岸的宋都宋城、濟水北岸的定陶，獲水和泗水交匯處的彭城，都是極為繁榮的商業都會。《史記·貨殖列傳》說，“陶、睢陽(即宋城)亦一都會也……彭城亦江東一都會也”。宋城不僅是政治中心，也是宋國頭等的商業城市，其規模宏大。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與美國哈佛大學皮保德博物館合作組成的中美聯合考古隊在今睢陽區考古發現，宋城東垣長近3公里，南垣長3.5公里，西垣長3公里，北垣長3公里(強)，周長13公里，面積達10餘平方公里，相當於現存明代所建歸德府城的10倍。據相關材料記載，當時人口約在10萬人以上，聚居著本地眾多手工業工匠和外地商人，專門設有貿易市場，“百工居肆”，店鋪林立，除糧坊、油坊、車市外，還有絲麻織品、木器、漆器、玉器、陶器、鞋、帽等各種貨物。政府專設“褚市”(一種官吏名稱)管理市場，一派繁榮景象。定陶(今山東定陶縣西北)原是春秋曹國都城，於魯哀公八年(前487年)亡於宋人之手。此處，土地平闊，開發較早，“昔堯作於成陽，舜漁於雷澤”(《史記·貨殖列傳》)人口比較集中，客商雲集，店鋪鱗次櫛比。彭城，獲水與泗水兩大河流在此匯合，交通發達，南賈蘇州，北賈臨淄，“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商業也極為繁榮，並曾一度為宋國國都。這三個都會各相距不過一二百里，其間都有大道和水運相通，“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形成了內則互補、外則通達、三足鼎立的貨物集散格局。這一商貿優勢，在當時各諸侯國中很為少見。
宋國商文化的繁榮昌盛，還表現在一批富商大賈的出現及其精明的經營之道。從商業發展的歷史看，古商國時期的商業還基本上依附於農業和畜牧業；到了商代，出現了商業專業戶，但還處於“肇牽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尚書·酒浩》)的狀態。發展到宋國時期，情況有了一個飛躍，出現了一批以盈利為目的、自備資本進行經營活動的大商人，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第三產業，實現了第三次社會大分工。春秋後期，大商人更多。這樣的大商人，各諸候國都有，如鄭國的弦高，魯國的端木賜(子貢)，晉國的猗頓等，但其代表人物應當首推在宋經商的范蠡。
范蠡，字少伯，楚國宛三戶(今河南省南陽)人。一說為宋國滕(今山東滕州)人。早年與文種共赴越國，以其文才武略，受到越王重用，歷任上大夫、上將軍和相國(丞相)等要職，協助越國滅吳稱霸中原。正當越王勾踐慶祝勝利將要對他嘉獎之際，他卻急流勇退，辭相而去，與西施隱姓埋名，乘輕舟泛於五湖。先到齊國，自謂“邸夷子皮”，以耕種、煮鹽為業，不數年，便成為當地一名鉅富。當齊王得知他文武雙全，準備拜他為相時，他卻將部分財物散給貧困人家，毅然來到宋國的定陶。來定陶的時間為公元前470年(據定陶縣誌)。他以為定陶“居天下之中，諸侯四通，”是從事經商活動的風水寶地，於是便把此地作為他的第二故鄉，定居下來，自稱“陶朱公”。他一家人除耕種和養殖外，將主要精力用在商品經營活動上。《史記·貨殖列傳》說他“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十九年之中，三至千金”。年老後，其子繼承父業，“遂致鉅萬”，成了擁有億萬資產的富商大賈。當時人言富皆稱“陶朱公”。
范蠡實踐和發展了其師計然的經商理論，掌握了一套精明的經商之道。他曾說：“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史記·貨殖列傳》)，著有《計然篇》。他行善樂施，多次將資財救濟貧困之家和自己的窮親戚，既講利也講義。他樂於幫助他人致富，當時魯國有一窮士，名叫猗頓，“耕則常飢，桑則常寒”，窮困潦倒，致富無門。他聽說陶朱公善於治富，便去定陶拜範為師。範毫無吝嗇之意說：“子欲速富，當畜五牸”(牸音字，指牛、羊、豬、馬、驢五種雌畜)猗頓於是便去西河(古代稱我國西部地區南北流向的黃河為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在今山西省)，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衛公，馳名天下”(《史記·貨殖列傳》)。魯人儒商端木賜(即孔子弟子子貢)也經常往來於宋魯之間從事經商活動，常與範切磋經營之道。獲益不少，東漢王充《論衡·知實》載：“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看來，富商大賈在宋國的經商活動非常活躍，范蠡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被後世稱為“商聖”，“中國古代第一位棄官從商者”和“經營之神”。
宋國商文化繁榮昌盛更重要的標誌是中華民族第一部商業理論的出現。這是對商文化的理性昇華，更具有普遍的意義。前面曾提到范蠡用其師計然之策致富，所指就是這一件事。
計然何許人也？據《史記·集解》所載：“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範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于越，范蠡師事之”。《吳越春秋》稱他為計倪，《越絕書》中有《計倪內經》。《辭海》稱：葵丘在今民權縣境內，即齊桓公“葵丘之會”所在地。濮水一支在東明縣(今屬山東)南，葵丘北。即莊子垂釣於濮水的地方。看來，計然是宋國葵丘人是有根據的。
所謂計然之七策，主要指“農業豐歉迴圈論”、“平糴論”和“積著之理”。關於“農業豐歉迴圈論”，《越絕書·計倪內經》說：“太陽三歲處金則穰(意為莊稼豐熟)，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這就形成了六年一穰、六年一旱或者十二年一大飢的迴圈。計然認為只要掌握這種年歲豐歉的迴圈知識，就可以預測糧食及其他商品的價格變動趨勢，以便利用它促成國家財政豐實和使個人致富。所謂“平糴論”(也可稱做平糶)，是主長由國家在豐年收購糧食儲存，備荒年發售，以穩定糧價。計然指出，“夫糶二十錢病農(穀賤傷農)，九十錢病末(糧貴傷商人)，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闢矣！”他主張使糧價維持在三十至八十錢之間，做到“農末俱利”。至於“積著之理”，指的是經商致富的一些原則。這些原則是：(一)“務完物，無息幣”。意思是說要使貨物及時週轉，且週轉得淨盡無餘。如果使貨物長久停息則無利可圖。(二)“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范蠡對此發展為夏則資皮，冬則資糹希(一種葛麻布)，旱則資舟，水則資車)。此稱之為“待乏原則”，即利用旱澇寒暑之機，低價購進，待貴而售，隨時逐利。(三)“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即是要掌握商品供求關係變化趨勢和規律，乘機購進與銷售。(四)“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寶”。此指商品價格的變化規律是“貴極必賤，賤極必貴”。經營者要時刻觀察和掌握貴極賤極的規律和商品價格資訊。抓住購進和出售的關鍵時機。(五)“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對易腐的食品不要久留，更不要等待高價出售。否則，將因小利而招來虧損。(六)“財幣欲其行如流水”。經營之道似細水長流。流則活，滯則死。搞活是經營的原則。范蠡正是實踐並發展了這些理論和原則，才成為我國商業史上第一位經營之神的。約在2300年前，宋人計然就提出瞭如此精闢和周密的經濟原理，至今仍有借鑑價值，實在不愧成為我國曆史上第一位商學大師。
宋國商文化的繁榮昌盛，還表現在州、縣及廣大鄉村交易的發展，以及宋人繼承祖先傳統，廣泛參與經營活動。當時各州、縣、鎮，都設有集，在農村則有定期的集市。“殷人重賈，經商者頗多”。宋人仍有先王遺風，史書載，“宋國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而且善於經營，隨時逐利。《莊子·逍遙遊》中有兩處講到宋人經商的事例。一是“宋人資章甫(用氈做的帽子)而適諸越，越人斷髮紋身，無所用之”！二是”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漂洗絲絮)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鬻技百金，請與之”。前一例，說明宋人在一次經營失敗中得到“貨不對路”的教訓，深知掌握商業資訊的重要性。後一例則說明宋人抓住商機，隨時逐利之精明。
促使宋國商文化繁榮昌盛的原因
首先，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促成了宋國商文化的繁榮昌盛。商業的繁榮又促進了農業和手工業進一步的發展。春秋戰國時期，宋國雖不是強國，但其農業生產有了很大發展。宋國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河流縱橫，湖泊遍佈，氣候溫和，土地肥沃，草木豐茂，適宜於農牧業生產。春秋戰國時期，土地由公有制變為私有制，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墨子對此頗有感觸，他在《非命》篇中說：“今也，農夫早出暮歸，強乎耕稼樹藝，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因而提高了社會生產力。農業工具得到了改進，耕地的主要工具，已有石制改為銅製，又由銅製改為鐵製。這種農具輕便犀利，易於深耕。同時，開始使用牛耕，勞動生產有了顯著提高，有了糧食畝產70公斤的記錄。水利條件優越，灌溉工具得到改進，這時轆轤、桔槔已被普遍使用。《莊子·天運》用“引之則俯，合之則仰”，來形容這一生動的灌溉場面。當時，宋國積存的糧食相當豐裕，據史書記載，當時周王室發生糧荒，曾透過魯隱公向宋國購買穀物。此外漆、麻、桑等經濟作物也有很大發展。
宋國手工業的發展，主要表現在門類增多和技藝的進步。手工業分為官營和民營兩種。官府手工業多設在城市，宋都宋城就是當時有名的手工業中心，開設有金、革、木、漆、車、玉、陶等多種手工業作坊，作坊稱做肆，號稱“百工居肆”。國家設定工正、工師、工尹。管理手工業生產和經營。民營手工業作為副業依附於農業，分散在廣大農村，一家一戶進行生產。在宋城、定陶、彭城和一些州縣城鎮也出現了一些手工業作坊。
宋國最發達的手工業部門是紡織業、制瓷業和冶鑄業。絲麻紡織歷史悠久，睢水和渙水之間即今睢陽區和柘城縣之間的絲麻紡織品最讓人稱道。從商丘出土的陶器看，宋國製陶技術比較先進，所製陶器，多帶彩繪圖案，造型美觀大方。在冶鑄方面，從出土的宋國兵器和工具看，已採用比較先進的錯金技術。科學技術著作《考工記》載，“宋之斤(斧頭)魯之削(長刀)，馳名華夏”。車輛製造已是一種生產部門，所造車輛，不僅車形多種多樣，而且注重實用，講究裝飾。有的車在衡和軛上裝有鈴鐺，行走起來鏘鏘作響。
其次，縱橫交錯的水系交通和承東啟西、連南貫北的官道，促進了宋國商文化的繁榮昌盛。鷳路交通線，當時的重要官道有四條，一是從宋城出發向北，經定陶，至邯鄲，右北平，再轉向東北至遼西遼東，直到朝鮮；第二條是自定陶出發向南，經宋城、亳、壽春，至番禺(今廣州市)；第三條是自宋城向西，經襄邑、睢陽至西安，然後轉向河西走廊；第四條是從宋城向東經單父(今山東單縣)昌邑，奄州至臨淄。此外，從宋城經徐州東南至吳(今蘇州)，西南經江陵至城都，都有通道。沿途設有店鋪，供來往商人打尖歇腳。在水運方面，宋國素有“八水過宋”之稱，除南有淮水(今淮河)，北有河水(今黃河)外，還有濟水、睢水、汳水、獲水、泗水和汷水等河流。濟水、睢水是溝通東西，泗水、汶水是連線南北的黃金水運。濟水，自滎陽東出，經定陶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至於大汶口，再東北入於海；汜，從古濟水分出，流經今曹縣北、定陶北，注入菏澤；汳(汴)水自滎陽渠，循浪蕩渠，至大梁(今開封市)，又自大梁而東循汳水、獲水至彭城(今江蘇徐州市)轉入泗水，成為當時從中原通向東南的水運幹道；睢水，自大梁經杞縣、睢縣北、寧陵，宋城南，夏邑、永城北、濉溪、宿縣、睢寧至宿遷縣南注入泗水，這又是一條通向東南的水道。官道、水運如織，形成了水鷳交通網路。車輛、舟船往來絡繹不絕，各種商品“四方輻湊，並至而會”，一派繁榮昌盛景象。
由宋國商文化的蓬勃發展引發的幾點思考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定：宋國是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商文化飛躍發展的中心區域。這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商丘作為商文化的發祥地和春秋戰國時期商文化飛躍發展的中心區域，現在所應思考的是“商”字文章怎樣繼續做下去，怎樣把它做強做大？
首先，要把商文化的研究工作深入地開展下去。研究的外延需要擴充套件，其內涵需要豐滿充實。這就是說，不僅要研究它的“源”，還要研究它的“流”；不僅要研究“商文化”本身，還要研究它與其他諸多領域的關係；不僅研究它的過去，還要著眼現在和未來。要弘揚以誠信為本的優秀商德，批判商業賄賂等醜惡行為，使我們的商文化研究富有“立體感”和“科學發展觀”，以便更好地服務於現實。
其次，要注重弘揚重商思想和首創精神。加大招商、資商和惠商力度，造就新世紀、新時代的計然和陶朱公。輕商思想在我國根深蒂固，需要進一步清除。今後招商要重在引進富商大賈，引進高新科技，引進高階人才，而且要貫徹落實資商、惠商政策。為他們提供寬鬆的經營環境和優惠的條件，使其有利可逐，不斷髮展壯大。尤其要注意培養造就商業人才，使其成為商界精英。
再者，要進一步發展商文化，就要切實地促進農業和工業生產的發展，為商業提供豐富的貨源和廣闊的市場。具體到商丘市來說，農業的基礎地位不能動搖，努力建設現代化農業。同時，工業門類和工業規模更應增多和擴大。宋國之所以出現商文化發展的繁榮昌盛局面，就是以“當時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進步為基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