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文明5000年發展史中，有這麼一個朝代綿延了320年，卻始終無法完成一統江山，最後徹底被少數民族征服。這個朝代就是宋朝。
宋朝先後與遼、西夏、金、蒙古等北方遊牧民族政權並存對峙，最後被忽必烈滅亡。貫穿整個宋朝，積貧積弱、外戰外行，似乎成了宋朝的標籤，因此宋朝也被網友戲稱為“慫”朝。當然其中也不乏銳意進取，期望富國強兵的君主；才華橫溢、期望大展宏圖的能臣。然而始終無法使宋朝擺脫被外族亡國的命運。面對社會制度的缺陷，社會從皇帝到大臣，都有變革的強烈動機和決心。其中最著名的變革當屬“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是一次充滿爭議的社會變革。至今對其評價都趨於兩極分化。贊成者認為王安石變法挽救了宋朝建國後的頹勢，反對者認為其導致了宋朝的滅亡。
本期開始，我們就好好聊一聊王安石變法。UP主儘量站在客觀中立的角度還原變法本身。
講“王安石變法”之前，我們得先回到宋朝建立伊始。
公元960年，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取代後周，建立宋朝。宋朝建立之初，後周的一些藩鎮以及荊湘、後蜀、南漢、南唐、吳越、北漢等政權並立。經過宋太祖、宋太宗兩兄弟南征北戰，於公元978年迫使吳越“納土歸地”，終於完成了統一南方的大業。公元979年，宋太宗親征北漢，北漢滅亡。攻滅北漢後，宋太宗想趁著軍隊士氣正旺，一舉攻滅盤踞北方的契丹人建立的遼國政權。然而宋軍由於連續作戰，人困馬乏。而遼國軍隊也在兩位名將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軫的帶領下成功抵禦宋軍的連續進攻，並在高粱河一戰大敗宋軍。
高粱河之戰，使宋軍收復燕雲十六州的計劃受阻，但宋太宗並沒有因此放棄收復北方失地的理想。雍熙三年（公元986），遼景宗病死，十二歲的幼子耶律隆緒繼位，趁此機會，宋太宗發三路大軍，再次大舉北伐。三路分別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為主帥，米信(與曹彬搭檔)、楊業（與潘美搭檔）為副帥，初戰連捷。遼軍也正值良將如雲，在遼聖宗、蕭太后以及耶律休哥的指揮下，避實就虛，夜襲宋軍糧道，宋軍大敗，此戰楊業父子戰死，宋軍傷亡極為慘重。
經此一役，宋太宗再無北復失地的雄心壯志，軍事開始由進攻轉為防禦。
鑑於唐朝安史之亂以來藩鎮割據給中央政府帶來的軍事威脅，宋朝開國兩位皇帝在防止武將擁兵自重、犯上作亂上下足了功夫。遂有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的典故。自此節度使把持地方財政、軍事大權的日子一去不復返。同時也造就了龐大的中央禁軍集團。
宋朝的宰相稱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意思是和中書、門下協商處理政務。宰相只負責中書事務，而樞密院長官樞密使則主管兵權。但樞密使只有按皇帝的旨意才可發兵，並沒有統帥軍隊的實際權力。統兵之權由皇帝“命將出徵”，而且打仗要按皇帝親自下的“陣圖”打。皇帝的詔書隨時可以把統率數十萬大軍的將領召回，甚至下獄。這一點從宋高宗十二道金牌召回前線作戰的岳飛中就體現出其威力。
在分割相權方面，還設了“參知政事”作為副宰相，同為宰執大臣。
地方官則由中央委派，多由文臣出任，各州府直隸朝廷。
另外，從人才選拔制度-“科舉制”上也加強了控制。趙匡胤曾下令禁止新中進士向主考官謝禮，不得師徒相稱。對於各級官員，還有一套督察機構進行監督，使得官員們“各不相知”，小心謹慎，恪守本分。因此官員們不必求功，但求無過，熬資歷成為了大多數官員的常態。因此，在北宋的官場上，人浮於事、尸位素餐的現象尤其嚴重。
鑑於唐朝亡於藩鎮勢力做大，節度使掌握地方財權。趙匡胤按照宰相趙普“制其錢穀”的意見，一方面加強了由皇帝直接控制的財務，另一方面強化其對地方財政的控制。
中央財政主要分為兩塊。“三司”掌管國家財政，“內庫”掌管皇室財務。宋朝的內庫規模非常龐大，甚至超過了三司財力。三司經常還要向內庫借錢來應付國家財政支出。
而地方財政則由中央派到地方上的轉運使主管，並負責運往京城，取代了以往節度使對地方財政的控制。
當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方上對中央政令陽奉陰違，官員們有意不按中央規定行事，隱田漏稅，截留財物等等現象層出不窮。
宋初所採取的一整套重建中央集權的統治制度，在整個宋朝被稱為“祖宗之法”。兩宋的歷朝帝王，大多受這套“家法”約束。漢唐時代是以拓展向外、宣武播文為特徵的文明體制，到了趙宋一朝，則開啟了以守內虛外、以文制武為特徵的另一套體制。
這套治國理念的轉換也使得整個宋朝趨於內向、保守。但歷史畢竟是歷史，一個朝代的方向作何選擇除了一定的歷史偶然性，也是一種被迫的無奈之舉。畢竟地方軍閥勢力做大，是導致李唐王朝在安史之亂後風雨飄搖一百多年並最終招致滅亡的根本原因。直至五代十國軍閥混戰給華夏大地帶來的生靈塗炭，不得不讓趙匡胤糾正前朝的社會弊病。只是制度的轉換是否矯枉過正，使得整個宋朝軍民喪失了陽剛之氣，恐怕已超出宋初帝王的設想之內。
宋初君王十分注意發展生產，積極勸課農桑、鼓勵墾殖和增加人口。宋政府對經濟事務的管理特徵，是從行政干預逐漸向著依靠經濟手段和市場調節過渡。
在土地制度方面，根據《宋史》的作者脫脫（元順帝時右丞相）描述為：宋初制定“不立田制”和“不抑兼併”的政策。安史之亂以後，我國土地所有制和賦稅制度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包括均田制在內的各種形式的國家土地所有制日趨衰落，有的甚至徹底崩潰；由於均田制的崩潰，那些一向隸屬於國家、作為國家分配調節之用的荒地、未墾地，只要按章繳納賦稅，全部許可民戶墾闢；只要墾闢的土地登入在國家版圖上，政府能夠據此按畝徵稅，至於這些土地歸誰佔有，佔有的數量多少，政府是不聞不問、不加干預的。晚唐以及五代十國各政治統治勢力，基本上沿襲這個土地制度，直至宋朝。
好了，本期我們先聊到這裡，“王安石變法”涉及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等諸多方面，如果跳脫出歷史而但拎出來講，那對“王安石變法”的認知一定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因此UP主會盡可能按照史書的記載以及各種文獻的記錄還原當時的歷史。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領略北宋那些上至君主、下至臣民志在復興中華的宏偉志向，也為當今中華文明之發展尋找歷史給出來的試驗。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我們下期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