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桓帝及漢靈帝時期，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也像權臣一樣開始腐化。

桓帝、靈帝各自都不同程度地擴建宮殿，擴建類似上林苑這種娛樂用地，因而皇室也加入到兼併行列中來。

所不同的是，外戚、宦官、豪強兼併的物件最先是小自耕農，後來是小產業者，後來則彼此廝殺，到皇帝參與進來時，大魚吃小魚的食物鏈加長了。

而生物學告訴我們，食物鏈最頂端的生物必將死亡、降解，最後又成了食物鏈最低端的養料，這樣才能形成閉環。

皇帝本身其實可以超然物外，允許豪強的存在，但嚴防豪強影響國家機器，讓豪強、中產階級、自耕農、奴隸形成閉環，最終都成為帝業萬年的燃料。

皇帝本身不該依賴某個階層，因而需要各階層的均衡，需要金字塔結構中各階層比例的穩定。

不過，這種理想狀態，在建國之初是容易實現的。但隨著社會的發展，人的本性決定了自然狀態下“窮的會更窮，富的會更富”，“人之道，損不足而補有餘”嘛！

因而就更需要皇帝代表的國家機器更好地做好分配，“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像桓帝、靈帝這樣自甘墮落，成為一個普通的大號豪強是沒有出路的。

到東漢末年，實際上的社會結構已經成為豪強與赤貧的二元結構，中間的中產階級和自耕農已經不足以成為決定性社會力量。

在這種情況下，暴力革命已經在所難免。

張角之前的兩次暴力革命。

秦末農民起義，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只一年，章邯一出，陳勝身死，後續的鬥爭本質上變為六國舊貴族與豪強的反撲，最終以農民性為底色、也能相容幷蓄利用舊貴族的劉邦取得最終勝利。

兩漢之交的農民起義，赤眉、綠林是最強大的兩支，最終推翻了王莽的統治，但儘管他們最終都選擇了劉姓宗室作為領袖，他們自身從未建立起農民性的革命綱領。

張角率領的黃巾大起義顯然吸取了前兩者的教訓。

在起義前，張角憑藉太平清領道成為宗教領袖，在赤貧階層之間收穫了廣泛的聲望之際，還麻痺了統治階級。

同時，透過宗教分會的形式，建立了三十六方這種扁平直達的組織機構。

最後，當起義條件成熟時，在宗教基礎之上，張角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革命綱領。

可以說，經過十年謀劃，張角對發動起義的籌劃遠比陳勝吳廣起義、綠林赤眉起義周密、純粹。

而且，張角這邊還很靈活，他派人與宮裡幾個宦官也搭上了線，滲透到帝國的方方面面。

秦末大概不允許張角有這個猥瑣發育的條件，如果張角生在兩漢之交，大概會比赤眉、綠林做得都出色，可能就沒劉秀什麼事兒了——雖然兩漢之交的豪強勢力已經不容小覷，但兩漢之交的豪族普遍還認識不到自己的力量。

但很遺憾的是，東漢末年，社會形勢又大不相同了。

皇帝只是個空架子，張角真正的敵人是豪強大族。而豪強大族們從兩漢之交的動亂中也吸取了教訓，黃巾起義對他們而言，是大混亂、大洗牌，也是大機會。

劉秀建國後，對帝國軍隊的一項改革是削減乃至取消了郡國兵，那麼當黃巾起義起來時，鎮壓起義的主要力量是中央軍。

皇甫嵩、朱儁、盧植三位出色的帝國將領被派了出來，他們面對黃金起義軍取得了一些勝利，但中央軍也在急劇消耗。

按照這種形勢發展下去，必然是中央軍逐漸淹沒在農民起義的汪洋大海中，帝國財政崩潰，帝國覆亡指日可待。

但在中央政府的號召下，為了保護自家碉樓的豪強自發組織起來，不跟國家要糧，不跟國家要槍，加入到對農民軍的鎮壓中來。

起義軍的各部勢力因此被牽制，終於不能形成合力，最終張角兄弟的主力、潁川張曼成主力被各個擊破。

和陳勝、吳廣、綠林、赤眉一樣，張角最終也難逃失敗的結局——農民在進化，統治階級也在進化。

但張角兄弟先後身死，只代表黃巾起義核心的失敗，燎原之火已經在腐朽的東漢帝國大地上燒了起來，無處不起義。

然而，這一切又助攻了豪強。地方官和豪強集團，充當了黃巾大地震的災後重建工作，在滅火的過程中，豪強的軍事實力得到提升，擺脫中央的意識得到鼓勵。

張角死去了，留下遍地的大小軍閥，而且，大概他自己也沒想到，自己不小心開啟了一個五百年的大分裂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