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麗王朝（十四）：高麗仁宗2

李資謙、拓俊京雖然先後被剷除，然而他們稱臣金朝的對外政策則被仁宗延續下來。丙午年（1126年）九月，金太宗所派的宣諭使高伯淑、烏至忠來到高麗，命令取走原保州（高麗義州）居民及流入高麗的邊民後同意賜保州之地於高麗，高麗如同對待遼使一樣對待金使，並上表謝恩。次年九月，金朝又派耶律居瑾、張淮來高麗，宣佈其俘虜宋朝徽欽二帝、擁立張邦昌的訊息，高麗上表稱頌金朝“神兵一揮，率土大定，東西南北，拓地增疆，華夏蠻夷，望風束手，功業光輝於竹素，威靈聳動於乾坤”。戊申年（1128年）十二月，金太宗又派司古德、韓昉來高麗，通報封宋徽宗為昏德公、宋欽宗為重昏侯的訊息，同時傳達金太宗就保州劃界、逃亡人戶及去年謝恩使隨行人員打死金人等金麗外交問題作出的指示，並令高麗奉上誓表。高麗不願上誓表，召集全國飽學之士來商討推脫之辭，但被金使韓昉駁回。次年由金富軾擬就誓表，上呈金朝，稱“誓以君臣之義，世修藩屏之職，忠信之心，有如皦日，苟或渝變，神其殛之”。金朝繼續催促高麗送還逃亡人戶，庚戌年（1130年）十二月，高麗以不知情為由懇請金朝停止這一要求，金太宗開恩允許，包括保州問題在內的金麗外交懸案終獲解決。

高麗既然選擇稱臣金朝，與宋朝的邦交自然也進入尾聲。繼路允迪使團之後，宋欽宗派遣的使節侯章、歸中孚於丙午年（1126年）七月抵達高麗，通報宋欽宗的繼位，並指責高麗對金朝“不能蕩其巢穴，以報中國，豈累朝待遇殊絕之意耶？”鼓動高麗協助宋朝攻金，“率勵師眾，相為表裡，以行天誅”。高麗的回覆強調“以中國之大而如此（指與金朝簽訂城下之盟），況小國孤立其將安恃乎？……載念本國，天災流行，府庫焚蕩，凡為御戎之具，靡有孑遺，方議鳩工，以圖興復。今詔書委曲諭示，此實雪舊恥、報大恩之日也。然以殘弊之兵，當新勝之虜，恐非勉強所能及也”，雖然最後承諾將在“王師（宋軍）臨壓彼境”時盡力協助，但實際上跟睿宗朝承諾協助遼朝一樣，只是敷衍而已。送走侯章一行後，高麗於九月派金富軾、李周衍去宋朝祝賀宋欽宗登極。金富軾一行到了明州後，宋欽宗採納御史胡舜陟之建議，把高麗使臣留在明州，不讓入京，但接納其貢物。同年冬發生靖康之變，金富軾一行聽說訊息後於翌年五月回國。一年後的戊申年（1128年）六月，宋高宗所派的國信使楊應誠帶著“假道高麗、迎回二聖”的使命來到高麗，要求高麗“津發”宋使與金朝搭上關係，仁宗聽了後面有難色。高麗君臣擔心金朝“如聞使節假道入境，必猜疑生事”，因此“朝議牢執不許”，對楊應誠的反覆要求均予以拒絕，並直言不諱地指出：“二聖今在燕雲，大朝雖盡納土，未必可得，何不練兵與戰？”楊應誠在高麗待了兩個月，一籌莫展，只好帶著高麗的謝表而還。隨後仁宗派尹彥頤出使宋朝，上表謝罪。宋高宗聽說楊應誠出使失敗後，為高麗的“忘恩負義”感到震怒，不過最終還是在揚州行在所禮待了尹彥頤一行。庚戌年（1130年）四月，宋使王正（政）忠來高麗宣詔，令高麗暫停入聘。

辛亥年（1131年）四月，仁宗從商人卓榮那裡獲悉宋軍驅逐過江金軍的訊息後，對群臣說：“前者侯章、歸中孚來請援，不能從；又楊應誠欲假道入金，又不從。自念祖宗以來，與宋結好，蒙恩至厚，而再不從命，其如信義何？”在群臣建議下於翌年二月派崔惟清、沈起出使宋朝，得到宋高宗厚待。癸丑年（1133年）二月，仁宗又派韓惟忠、李之氐去宋朝謝恩，因海上遇風而還。乙卯年（1135年），宋朝派吳敦禮向高麗提議助剿西京叛亂，被高麗謝絕。丙辰年（1136年），高麗收到了宋商帶來的公憑，稱西夏將透過宋朝與高麗往來，高麗派遣持牒官金稚規（又作金稚珪、金惟珪）到明州，懇求宋朝“無使小國結怨於金”，宋朝害怕他是金朝間諜，便在明州將他遣還。此後宋朝與高麗一般透過商人來進行間接聯絡，兩國邦交實際上已經斷絕。就這樣，高麗在中原干戈擾攘之際，棄遼宋投金朝，並小心謹慎地使自己不捲入宋遼金之間的戰爭，從而保全了國運。

對於稱臣金朝，大多數高麗人都是不情願的。在丙午年（1126年）三月百官議論事金問題時，除了李資謙和拓俊京外“皆言不可”。高麗不願事金，主要是因為臣屬關係顛倒的巨大落差，從過去女真部落對高麗的臣服以及高麗對女真的優越感（據傳完顏氏還出自高麗），到睿宗時金麗約為兄弟之國，再到仁宗時成為金朝屬國，自然會讓高麗人的心理嚴重失衡，正如大臣尹彥頤（尹瓘之子）所表達的意見：“女真本我朝人子孫，故為臣僕，相次朝天，近境之人皆屬我朝戶籍久矣，我朝安得反為臣乎！”仁宗雖然延續了李、拓既定的事金政策，但圍繞對金外交問題所引發的高麗統治集團內部鬥爭則逐漸蔓延，最終引發了妙清之亂。

李、拓相繼被剷除後，高麗統治集團分為兩派，一派以金富軾、金富儀（金富轍）、李之氐（李資謙堂侄）等朝臣貴族為代表，他們主張保持對金事大，另一派則是以僧侶妙清、日官白壽翰和朝臣鄭知常、金安、文公仁等為代表，主張反金獨立。仁宗起初寵信後者，利用其勢力打倒權臣拓俊京，其後便巡幸其勢力的策源地——西京，並頒佈新政策之詔書，以示永珍更新。仁宗在西京時，邊將謊報宋朝擊潰金兵，長驅直入，金朝將亡，鄭知常、金安趁機建議仁宗出兵北伐，響應宋朝，仁宗在派人諮詢了老臣金仁存後沒有允許，不久金富軾從宋朝回來，證實宋金戰況恰恰與高麗邊報相反。

被視為“聖人”的妙清進一步主張開京宮闕被燒、王氣已衰，強烈鼓吹遷都到他的家鄉西京，遭到金富軾、任元敱（仁宗外戚）、李之氐等人的反對。妙清又說西京的林原驛的地形為陰陽家所謂的“大華勢”，在這裡建立宮闕就可以兼併天下，讓金朝向高麗稱臣、三十六國來朝。仁宗為其所動，再次巡幸西京，並派白壽翰在林原驛選擇新宮所建之地，這是宋使楊應誠走後的戊申年（1128年）九月的事。次年新宮（大華闕）建成，仁宗在那裡接受百官朝賀，妙清因而勢力大增，其黨羽紛紛請求仁宗稱帝建元，以及與劉齊約定一起北伐金朝，面對這些非分之請，對妙清幾乎言聽計從的仁宗不得不為之猶豫。壬子年（1132年）三月，在妙清、鄭知常的指使下，檢校太師致仕李齊挺等五十名西京父老聯名上書，以大同江出現“神龍吐涎”的祥瑞為由，懇請仁宗稱帝建元，以壓制金朝。仁宗詢問大臣李之氐，李之氐說金國是強敵，決不可輕視，而且所謂祥瑞未必屬實，仁宗便沒有接受稱帝建元之請，後來果然發現所謂祥瑞是妙清等以油浮於水製造出來的。可是，仁宗依舊寵信妙清，不理睬反對妙清的諫言。

儘管妙清頗得仁宗寵信，但在這數年間反而是災異連連，反對派的諫言也不是毫無效果，因此仁宗雖然屢幸西京、建立宮闕，卻始終沒有遷都，對於稱帝建元、征伐金朝的請求也不可能同意。甲寅年（1134年）十二月，妙清再次指使朝臣上書請求仁宗稱帝建元，仁宗不答覆。妙清見和平手段無效，便於乙卯年（1135年）正月在西京策動分司侍郎趙匡、兵部尚書柳旵等起事，國號大為，年號天開，並敦請仁宗來西京即皇帝位。仁宗自然不可能前往，一面任命金富軾為元帥，出兵討伐，一面派人招安妙清等。趙匡見大軍壓境，其他地區又不支援西京的叛亂，便殺了妙清及柳旵父子，歸順朝廷。由於趙匡派去請罪的使者尹瞻等被朝廷囚禁，趙匡旋即在西京再舉反旗，推崔永為元帥，自己為副元帥。鑑於西京地勢險要，城池堅固，五軍會攻都無法攻克，所以金富軾不予強攻，而是安營紮寨，長期圍困，等到城中力竭之時，在尹彥頤的請求下，出動三路精兵共7000人偷襲西京，一舉平定，趙匡自焚，崔永等被俘虜後斬首，由妙清引起的叛亂至此平息，這是丙辰年（1136年）二月的事。

妙清之亂結束後，經歷了十年動盪的高麗內外政局終於獲得了暫時的安定。內部是以金富軾為代表的文官貴族掌握政權，儒教、佛教和文學都不斷髮展，金富軾奉仁宗旨意，於皇統五年（1145年）十二月完成《三國史記》五十卷，反映出這一時期文化事業的興盛；對外則強化與金朝的宗藩關係，緩解兩國間的敵意，宋金議和後，仁宗在壬戌年（1142年，皇統二年）五月接受金熙宗冊封為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高麗國王，同年七月，高麗開始使用金朝年號，正式遵奉金之正朔，仁宗將此事通告太廟及歷代先王陵寢，標誌著金麗關係步入正軌。

進入皇統六年（1146年），仁宗生病，健康狀況逐漸惡化，巫師先後占卜說李資謙和拓俊京的鬼魂作祟，仁宗乃將被流放外地的李資謙妻兒遣返原籍，並追贈拓俊京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召還其子孫為官。然而，仁宗還是無可避免地病入膏肓，於二月二十八日薨於保和殿，享年三十八歲。死後廟號仁宗，諡號恭孝，後加諡為克安恭孝大王，葬於長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