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的這番言論瞬間引起爆炸性熱議，各有爭論，褒貶不一。其中最有戲劇性的一幕，是一位自稱祖上可以追溯到努爾哈赤的乾隆後人以一封訴狀將易中天上告北京海淀區民委。

這位名叫愛新覺羅·燾赤的男子自稱乾隆是其叔祖，他則表示受到了不公的侵害。

這件事情其實不算什麼，批判隨處可見，但因為易中天和乾隆以及乾隆後人燾赤這三個不同時期、不同身份的人，因為一句粗鄙之言和一張起訴單聯絡到一塊，事情反倒是變得有意思了起來。

那麼問題來了，易中天究竟是為何如此評價乾隆？

一生治下得與失

乾隆，天命之人，從小就被爺爺康熙帝看好，青年平穩度過，也無人爭奪權位，25歲最有活力的年紀登上了皇位。

繼位後便調整雍正帝遺留的老政策，對內以“寬以濟猛，嚴以濟寬，政是以和”為思想方針，調節矛盾，改善關係，緩和了雍正帝時期遺留下來的緊張政治氛圍。

同時整頓吏治，平衡官員內鬥，嚴懲貪腐，釐定各項典章刑律制度。

做出了當時年代背景下算得上出色的公政業績，如改土歸流，攤丁入畝，火耗歸公，獎勵墾荒，疏浚河道，興修水利，減免賦稅，賑災濟民，大大的減輕了百姓的生活負擔，

當時人口總量也達到了歷史最高峰的近4億人，是清朝最具生命活力的時期，也是中國古代封建史上最後一個盛世。

在緩解朝廷內部局勢的同時，乾隆還堅持平定內亂。收復西域後，乾隆取故土新歸之意，另改新名，之後更是完善了對西藏的統治，鞏固了中央權力，統一了多民族王朝，而疆域範圍也達到了歷史最大值，奠定了清朝以及後世的版圖基礎。

然而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乾隆中年以後，逐漸好大喜功，志驕意滿，耗費大量物力財力六巡江南，朝廷內貪汙腐化之氣再度風行，藉著著四庫全書名義，文化開起了倒車。

捕風捉影，摧殘人才，禁錮文人思想，毀壞國學經典達六七萬部，一生禁燬圖書達十五萬部，這不是單單一個朝代的損失，而是整個人類的文化損失。

晚期的乾隆不再進取，思維也逐漸僵化，甚至重信佞臣，破壞吏治，推行以錢頂罪的議罪銀製度，加速貪官斂財，朝政也日漸腐敗，留下禍端。

此時正值西方文明工業革命時代，乾隆卻閉關禁海、固步自封，拒絕接受學習西方的科技與技術，引起清朝全面性的衰弱，為之後的屈辱歷史埋下了禍根。

乾隆帝的才華也相當富有爭議性，自小熟讀四書五經，有一定的書法詩文造詣，卻又因此對自己的才華盲目自信，自詡不凡。

他時常在珍寶字畫上題字留印，猶如“跨越千年的文化交流，穿越時空的藝術碰撞”，此舉引起官員效仿，毀壞無數珍品字畫，被後人戲稱“愛新覺羅·牛皮癬”。

而乾隆彷彿是自知自己的詩詞無法流傳千古，所以提前刻印在了字畫古玩之上，不可謂其不機智。

乾隆一生作詩43630首，而《全唐詩》也才攏共48000餘首，乾隆作詩一般想到哪就寫到哪，完全忽略詩文意氣。

不過萬幸的是，除《飛雪》外，其餘詩作無一被選入課程教材，也算是減輕了學生負擔。

功過論爭千秋去

凡事都具有兩面性，對任何歷史人物的評價都應該用辯證法去看待，須客觀全面，公正中允，實事求是。

依據易中天在經濟學家活動年會上的下半部分發言，便能理解其對乾隆帝為何如此嗤之以鼻。

易中天先生在發言時所講的一個標題是，《開放與中華文明的關係》，其中核心觀念為：開放，則中華民族興；封閉，則中華民族衰。

從最早的開放時代漢唐宋開始，因為開放，而成為世界性文明，條條大路通羅馬，條條大路也同樣通長安，漢如此，唐如此，宋亦是如此。

易中天對此也是給出了高度的評價。而乾隆晚期走了下坡路，由盛轉衰，埋下了一顆地雷，錯失大航海，錯失工業革命，等於錯失現代化。

而這三步錯失，直接讓當時的大清整整落後了一個時代，甚至直接或間接導致了數十年後中華民族經歷的那最讓人不堪回首的百年屈辱。

如果以易中天所說的角度去思考，那麼這一聲罵，似乎還真不算過分。再加上影視作品的藝術加工下被過度吹捧的康乾盛世，易中天心底反感的大概就是那些莫名其妙不顧歷史事實的對乾隆的盲目歌頌，似乎在他心裡，乾隆的功是完全不能抵過的。

哪怕不去罵，只要沒有人瞎歌頌就可以了，但也正因為許多人的盲目歌頌，讓易中天先生對乾隆乃至整個清朝都持否定的態度。

就像一些追星粉絲們整天盲目吹捧偶像明星，而他們卻並沒有什麼像樣作品，這樣只會招致路人的反感，兩者是一個道理。

全面、準確、公正的評價歷史爭議人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事，應當將歷史人物置於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進行評價。

當時的歷史環境，具有歷史形勢的侷限性，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可以爭論，可以批評，但不該過分苛責與謾罵，應該要有客觀公正的態度。

而易中天先生，對乾隆帝的評價，帶有濃烈的個人情感和主觀意識，這就有失偏頗了，也確實與嚴謹治學的精神相違背了。

但對於易中天先生對乾隆的情緒化評價，也是可以適當包容的，畢竟，社會上不能只有一種聲音，只要不盲目到不管不顧失去理智的地步。

是非功過任評說

其實評價歷史人物，帶有個人偏好和主觀情緒是很正常的，像金庸先生對乾隆的評價：乾隆最愛賣弄文采，到處吟詩題字，卻糟蹋了山水，但是滿朝文武卻能將其文采蓋過李杜。

金庸先生甚至在武俠小說的後記裡特別做了說明：他的詩作得不好，本來也沒多大想幹，只是我小時候在海寧、杭州，到處見到他御製詩的石刻，心中實在很有反感。

在展閱名畫的影印，仍然到處見到他的題字，不諷刺他一番，悶氣難伸。金庸的這兩句話，可見乾隆做的那些事，還是特別惹人厭的，甚至被人形容是極為不齒的惡行。

除金庸先生外，還有許多名人大家對乾隆褒貶不一的評價，比如呂思勉先生：清朝的衰機，可說是起於乾隆之世。在位時六次南巡，耗費無藝。

中年任用和珅，貪瀆為古今所無，官吏都不得不剝民以奉之，上司誅求下屬，下屬虐取於人民，於是吏治大壞。

又比如歷史學家鄭天挺：乾隆帝是一個頗有政治抱負、很有作為的人。雖乾綱獨斷，但事必躬親，大半生勤於政事，與以往許多皇帝相比，是一個鮮明的對照。

根據各方名家對乾隆的評價，似乎越靠近乾隆時期的人物，對乾隆的贊評的比例就越高，而越靠近現代的人好像看得愈發透徹清楚，同時批評的聲音也自然就越多。

這同時也印證了之前所提到的一個觀點：對於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應當將歷史人物置於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進行評價。

如果只認為乾隆的種種行為造成了當時與後世不小的壞影響，只選擇將視野放到乾隆晚年的墮落以及對歷史程序的影響上，那這種想法就稍顯偏頗與狹隘了。

畢竟後來之人對乾隆的主觀印象都是基於受到了百年屈辱後或多或少都會自帶的個人情感因素。

千秋功罪，後人評說

錢穆先生說過：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曆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

看待我們上下數千年的歷史，需要有自己的判斷，有自己的歷史觀，也需要有這樣的溫情。

歷史對文明的作用不言而喻。在歷史事實基礎上，後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實際上大多數都是意識形態價值取向的結果。

歷經百年屈辱，讓中華民族經歷了一段悲慘的命運，也正因如此，一些學者、歷史學家以及許多民眾對歷史人物抱有一種否定的態度。

他們會反思、會爭論、會推諉，會想要往前溯回尋找到那一個能扛下這個責任的“歷史罪人”，以表心頭不快。

基於歷史的教訓，再看易中天對乾隆的這番過激評價，就更能理解其中深層次的原因了。

過激的言語確實是因個人情感因素使得評價過於直白，但此事也確實不必上綱上線，因為這是以一個歷史學者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出發去評判一位歷史人物。

如果把對於古人的評判硬是要強加到民族問題上，那卻是矯枉過正了。把民族問題和歷史問題混淆是絕對不可取的。

而乾隆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具有爭議色彩的皇帝之一，政位功績自然不少，但時間過去越久，基礎教育越深入廣大民眾之中，基礎知識與認知的提高。

使得國民眼裡的乾隆形象也越來越立體；十年前電視裡那個永遠聖明、永遠憨態可掬的‘皇阿瑪’原來也有如此多的缺陷與不足。

那個人人唸叨的康乾盛世，原來也有治吏敗壞、貪腐成風的時候，而那個乾隆帝似乎也從功震華夏的“十全老人”這一稱號的神壇上慢慢走了下來。

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的影響，終將會融入時間之河裡，終將是不再起眼的滄海一粟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