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文以治國，武以定國，正確處理文與武二者之間的關係對於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性。與此同時，如何才能保持文和武這兩方面的相對均衡，對任何一個王朝來講，都是一件非常令人傷腦筋的大事。

回顧帝制中國的各個王朝，大部分時候都會傾向於讓其中的一方扮演相對比較重要的角色，如漢朝和唐朝政府，儘管在大部分時候都是由文臣來管理的，但這兩個王朝在文治與武功兩個方面的成就都受到了後世的讚揚。

而在宋朝，政治精英對於文治的推崇明顯高於軍事，以致於其在戰場上的拙劣表現備受後人批評。明朝的文臣武將地位格局演變，既受到了唐宋時期文武關係的影響，又與本朝的政治制度發展相適應，有自己獨特的特點。

明代文臣武將地位的歷史淵源

縱觀古代歷史，文武關係的變化對於政治格局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就明代的建立而言，它結束了由蒙古族統治中國的歷史，重新恢復了漢族的統治地位。

就文武關係而言，它和距離其最近的元朝基本上不太一樣，而是和距離其相對比較近的唐宋兩個王朝有著淵源關係。比如說，元代的軍事制度主要是宿衛和鎮戍，而明代採用的是衛所制度。明代的衛所制度與元朝的宿衛和鎮戍明顯不同，它的源頭是唐代的府兵制。

而唐宋時期的文武關係，也有較為明顯的區分特徵，所有的官員都有散官頭銜，這代表著他們在官僚體系中的位階、薪俸與各種特權。文官與武官在該散官體系中擁有各自不同的階序。雖然有些官員同時擁有文武官銜，但其官銜、職位一般會隨著他們在這兩個領域間的移動而改變。

即便如此，文武官員之間並沒有形成勢如水火的競爭關係，文武兩方面的成就對於一位官員的晉升同樣重要，而且朝廷對於文武官員的態度也是一視同仁的。此時，文武關係相對緩和，可謂是"文武合一"。

但隨著安史之亂的到來，中央的權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由於不同的社會知識背景以及政治上的原因，文臣和武官逐漸形成兩個相互敵視的群體，但權利的平衡機制預防了嚴重衝突的發生，使得他們的關係並沒有進一步惡化。

其後，伴隨著黃巢之亂等一連串叛變的不斷髮生，中央政府失去了權威，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文武關係的政治平衡被徹底破壞。叛亂意味著統治的不穩定，降服叛亂的最好辦法就是運用戰爭手段加以解決，這便為武人勢力的擴張提供了歷史契機。

隨著戰亂的不斷升級，李唐王朝最終喪失了其統治權，隨後中國歷史進入了混亂的五代十國時期。五代十國的文武關係極其複雜，武人的權力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然而文官的地位也並未因此而降低。這大概是因為，即使是武人控制天下，依然需要大量的文臣來協助他們治理國家。

此時文官群體也積極尋求自身的發展，不再一味地談論儒家經典，轉而學習軍事知識，以求恢復昔日的政治影響力。此時，擔任節度使的文職幕僚就成為了他們走進各政權的官僚體系的一個很好的途徑。在這種波折的政治環境下，文官雖然沒有掌握實權，卻仍然享有聲望與地位，出於對文治傳統信念的堅持，他們試圖恢復李唐王朝的政治制度，進一步發展儒家傳統的教育思想。為達到目標，他們也不得不尋求與武人權貴的合作。

隨著後周政權的建立，五代十國文人群體的努力得到了回報，文治政府開始得以復興，這為宋朝的建立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其中，宋太祖趙匡胤對於文臣的重用無疑是文臣地位得到提高的一個重要原因。

他將文臣視為一個獨立群體，認為文臣比武人更具有處理政治問題的才能與資格。另一方面，經過了這麼長時間的戰亂，趙匡胤作為統治者，更是一個朝代的開創者，他更加明白武人對於一個朝代的威脅，相比較文臣來的更加兇猛和嚴重。

他認為讀書人並沒有太多的政治野心，即使貪腐也不至於像武人那樣造成嚴重的動亂，威脅到自己的統治。為此，他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重用文臣。然而，他沒想到的是他的改轍嚴重打破了文武之間的平衡，致使到宋朝後期嚴重到了無兵可用，無將帥之才，造成了大量的冗官問題。

綏靖政策之後，文臣取得了全面的勝利，擁有了不容挑戰的優勢。儘管在這一時期，仍然有極少數的擁有軍事才能的武將想要改變這種局面，但無異於是杯水車薪，只能淹沒在歷史洪流之中。

宋朝後期，由於武將權力的下降，文臣掌握了更多的朝廷職位。再當文臣徹底掌握樞密院後，他們不僅擁有了決定軍事政策的權力，還把持了武臣的任免大權，文臣的壓倒性力量至此達到了最高峰。經過一百多年的政治演變，文臣精英掌握管理職權的政府終於在仁宗朝後期得到確立。當文臣將武人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後，文武官員的區別不再只是職務上的不同。

隨著文臣對於政權的支配，對於文武區分的理念也落實到官僚體制中，這無疑進一步加劇了文武的對立。隨著政府的法令規章將文武官的差別待遇制度化，雙方陣營的對立變得尤為深化，彼此之間的身份轉移被有意識地加以限制。

透過政治制度，文官不僅確立了與武官的區別，更是將雙方的隔閡延續到了子孫後代。經歷了一個半世紀的演進，文臣終於取得了全面勝利，但是，文臣所享有的政治權力、政治地位都是建立在並不穩定的基礎上。其權力的擴張實際仰仗的是統治者的支援，而非自身處理政治問題的能力。

文臣群體支援皇帝削弱藩鎮武將的軍事勢力，這一舉措使得他們獲得巨大的權力與利益，同時也使他們成為中央集權的忠實擁護者。唐末與五代的歷史經驗，使得北宋文人深信武將權力過大是威脅政權穩定的最重要因素。

然而，他們沒有意識到軍事的強大對於一個朝代發展的重要性，同時他們也不具備強有力的軍事素養，在國家陷入外敵入侵時發揮不了積極作用。他們唯一的解決辦法只能是提醒統治者武將的威脅，並將武將牢牢地置於文官的掌控之下。

他們從內心深處就是帶著輕視鄙夷的態度看待武人群體的。正是由於這種偏見，文武官員形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他們的政治權利不同，文化身份也大不一樣。他們之間的對立也成為了日後宋朝無法解決的難題，更是對明清時期的文武關係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明代文臣武將地位格局的演變

明太祖以馬上得天下，深知軍事實力的強弱對於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但作為一個王朝的開創者，他必須要吸取歷朝歷代統治者的經驗教訓，既要重用武將來鞏固統治地位，又要廣納賢臣，利用文臣精英群體來管理國家，同時還必須想方設法避免唐末藩鎮割據和宋朝文官群體過於龐大的局面。

因此，明代開國時期的文武關係呈現出了不同於宋朝的氣象，但從中期開始，便又回到了類似於宋朝的重文輕武的老路上了，一直到晚期才有所改變，特徵是跋扈的武將開始活躍於歷史舞臺之上，但存在的時間很短。明代文臣武將地位格局的演變過程主要是與明朝的文臣統軍制度息息相關，根據這一軍事制度形成的過程主要分為三個歷史時期，分別為洪武至宣德年間的草創時期，正統至正德年間的形成時期，以及嘉靖至崇禎年間的相對衰落時期。

文臣學武和武人好文

明朝透過廢除宰相制度，建立內閣，中央集權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統治者為了維護統治秩序，在吸取歷朝歷代的經驗教訓之後，重用文臣統率軍隊，以避免武將權力膨脹，出現藩鎮割據的局面。正是對於武將權力的過度限制，以致於明朝末期國家軍事實力衰弱，國家無抵禦外來入侵的軍事力量，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作為開國皇帝，重用武將來鞏固統治，此時，整個社會共識是重武輕文。隨著國家的不斷髮展，承平日久，此時更加需要熟知儒家倫理道德，維護封建禮制，擅於管理的文臣群體來管理國家各項事務。

因此在明朝中後期，朝廷開始重用文臣，為了防止武將專權，威脅皇權，統治者更是利用文臣來統領軍隊，並逐漸將其確立為明朝的軍事制度。隨著文臣統軍制度的確立，統治者透過文臣牢牢掌握了軍隊的控制權，使得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

這一軍事制度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都維護了封建統治秩序，對於國家長治久安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隨著明朝晚期各種威脅統治之事的出現，統治者意識到武將對於軍隊的重要性，開始給予武將一定的權力，這也使得明末武將囂張跋扈。

正是在這種政治背景之下，明朝文臣武將的地位也有所變化。明朝初期，重武輕文，武將的地位自然遠高於文臣。到了明朝中後期，隨著文臣統軍制度的確立，統治者重文輕武，文臣地位逐漸升高，並且長期凌駕於武將地位之上，而且出現了很多文臣統軍的官職。

明朝文官的數量遠多於武將，顯然有重文輕武之意。明末，武將地位雖然有所提高，但由於長期的重文輕武，其地位也難以達到明初時的高度。由於長期的重文輕武，明朝中後期出現了文臣學武和武人好文的社會風尚。

不管是文臣學武，還是武人好文，都與明朝文臣武將的地位高低相一致，然而明末文武合一思想的出現正是有識之士對於這種文臣統軍制度之下重文輕武現象的一種反抗。說明有人開始想要嘗試改變這種不合理性，無奈的是此時明朝已經瀕臨滅亡，這樣的思想也改變不了明朝即將被清朝取代的歷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