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勳史稱“辮子帥”，是清末共和初興之際短短十二日復辟鬧劇中舉足輕重的背後操局者。

率領部下三千“辮子軍”從抗擊法國殖民者，到操戈向宣揚民主共和的革命家，再到擁立舊王朝的沒落王室重新登基，他的一生都以清王室的維護者自居，從未放棄恢復王朝舊制。

張勳死時無論是擁戴廢帝溥儀的清朝老臣還是支援共和的革命志士大都對張勳發表了自己獨立於本身政治觀點的評價，或褒或貶立場不一，卻無不肯定其在清末黨派林立的紛爭中作為旗幟鮮明的一股勢力獨行於世，無論善惡均是史冊上難以忽略的一筆。

張勳生平的爭議和軼聞一直受到歷代史家與文人墨客的關注，他為人處事頑固剛直彷彿不識時務，卻不乏遊走於各軍閥勢力之間，挑撥軍政要員爭端，藉機實現自己政治目標的權謀與執行力。

他的所作所為並非一心秉公，卻也著實不是出於一己私利，即使在復辟失敗後為北洋政府赦免又請其為共和國民效力，他也堅決推辭並堅持維護清廷和廢帝溥儀，至死方休。

張勳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為何如此固執愚忠，他又壞在哪裡？唯有歷史環境可以為我們提供思考和答案。

是力戰法軍的名將，也是窮奢極侈的軍閥豪強

張勳在晚年受族人所託撰寫一部《松壽老人自敘》，雖是自傳不免有主觀偏好與迴護，卻也為當世及後世的史家提供了大量其生平史料參考。根據自敘，張勳早年出生於貧寒，祖父蒙受太平天國之難家道中落。

可以猜想張勳因此有對試圖推翻清王朝統治者自幼根植於心的家仇國恨，也對“討賊”一事有著自己的執念，或許他的保皇主張部分是出於正面認可清王朝的統治外，但也有從反面來說的來自對於破壞統治秩序的“賊寇”的刻骨仇恨。

張勳成年後經翰林許振禕保薦進入軍界，當時清廷已有大廈將傾之勢，與西方殖民者的戰火燎至西南，亂世為張勳提供了階層遷越的良機。於是在幾次戰功之後張勳被破格提拔，其後又跟隨潘鼎新、張元春參與1884年清法戰爭，在這些接連不斷的戰事中培養自己的軍事力量。

張勳在中法戰爭中一騎當先，屢獲戰功，逐漸有機會涉足軍政高層，與後來的許多軍閥同僚都有了接觸，也掌握了更多的權勢並有了效忠於自己的軍事集團。

張勳出身卑微而受清廷賞識、清朝高官引薦得以揚名立萬，即使在後來清廷統治衰微，中央政府四面楚歌之際，張勳對清廷懷抱忠誠又時刻想要復興王室統治，以及對違抗清廷的“逆賊”恨之入骨的理由，觀其發跡歷程便可知一二。

但另一方面，張勳的出身和見識也給他帶來了發跡之後講究皇室排場，縱情酒色窮奢極侈的舊王朝貴族官僚作風。

在國家被西方列強虎視眈眈正欲瓜分之際，張勳還以出行時士兵衛隊的排面，八抬大轎和聲色犬馬為榮，每逢外出，即使是繁忙街市，也要關店封路，由警衛和儀仗隊開道出行。

張勳與他一妻十妾的各種家事醜聞即使在北洋政府時期也是大街小巷從貴族名流到平頭百姓都津津樂道、流傳甚廣的軼聞。張勳至死不願接受共和政府的思想，剪去代表忠於清朝統治的辮子，在當時社會也是受到熱議的一樁怪事。

從某種意義上說，張勳彷彿是隻活在舊時代的王朝權臣，與近代民主社會格格不入，他戴著旗人官帽露出小辮，身著清朝官服的形象，也和其他穿現代西服的北洋軍閥相去甚遠。

是光復清王室的中流砥柱，也是頑固保皇的愚忠者

1911年辛亥革命，清廷大臣們見國家內憂外患頻仍、王朝大勢已去，便生想要投靠共和政府之意，王室也考慮宣告退位。事實上武昌起義勝利後短短一個月內，北洋軍閥旗下的中原多省便相繼宣佈獨立，贊成共和體制。

而張勳則在廷上怒斥同僚，號召既為清朝大臣，便要盡忠於清廷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興，若有猶疑想要投靠革命軍的，張勳“即以賊視之”。

這樣的宣告或許在過去千百年間的王朝宗室間並不鮮見，但在清王朝的統治末期，連王室自身都在猶豫是否要維持統治之際，仍有人如此立場鮮明地示忠，倒相當引人注目了。

張勳在清廷任職時為王室盡忠，而在時過境遷，任北洋政府高階將領時仍以前朝遺老自居，而時時刻刻想著復辟帝制，為清王室招魂。

即使同僚們大都認清事實接受了民主共和的新思想，也或多或少地在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反殖民戰爭做準備，張勳卻還沒有斷了“討賊”的念想，似乎在他眼裡，中華不可能是平民的國家，只能是清王室統治下的國家。這種頑固保皇的愚忠在辮子軍的掌兵體制上就可以明顯反映出來。

張勳是有動機，有能力又積極行動著的舊王朝頑固派，同樣留著辮子、穿前清服飾的辜鴻銘深刻地接受了新思想，維護的是古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儒學命脈，而張勳只是舊王室體制在新時代中投射出的陰影。

臨時政府放任顯然懷有復辟理想的軍事強人掌握近似於私兵的地方武裝，又讓他得以參政議政並接觸到臨時政府的高階官員，也暴露出了在當時的臨時政府中共和革命、保皇復辟和勾結洋人等各方勢力互相之間的糾葛爭端。

是藉機復辟、擁立廢帝的陰謀家，也是共和之敵，忤逆歷史潮流的反動者

雖然無法與姜維在投降曹魏之後還日夜策劃重建蜀漢政權的忠義相媲美，但即使是在新政府麾下身居高位多年，張勳對清王室的忠心也確實誠心可鑑。

辛亥革命完成後，袁世凱時任臨時大總統，收編了張勳統領的定武軍，張勳也間接地幫助袁世凱稱帝，以自己的軍團為袁世凱打壓各地反對他的革命者，但在他要求張勳剪去辮子時，張勳卻不惜破壞聯盟關係斷然拒絕。

1916年黎元洪和段祺瑞在對德宣戰問題上意見不一，張勳似乎看到了良機，便以調停府院之爭的名義率辮子軍北上覆闢，請出當時的廢帝溥儀做了短短十二日的皇帝，這種魯莽的行為很難想象是出自一位有著累累戰功的軍閥之手。

而在這盲目而混亂的復辟之後，段祺瑞率討逆軍推翻了復辟王室，終結了這一場鬧劇。

張勳在死前仍保留著不合時宜的辮子，自比“大清股肱之臣”，引得當世的仁人志士們唏噓不已。

孫中山也認可其“戀主之情自可憫”，無不欽佩地承認雖然立場相悖，但對於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也要扶持舊主重新登基的復辟者，多少也要敬他的忠心。

儘管後世多有人對張勳的忠義之心嘖嘖稱道，至少孫中山和章士釗對張勳始終如一的保皇理念有所讚揚，應當有一部分原因是來自他們對臨時政府中各懷鬼胎的權臣相爭無限的失望和鄙夷。

張勳是真復辟，而討逆的段祺瑞則是假共和，雖然舉著維護革命果實，保衛民主共和的旗號推翻了張勳擁立的帝制，實際上也是在為自己謀私利。

在張勳失敗後，段祺瑞立馬撕下偽裝的面具廢除《臨時約法》，由此中國進入了軍閥割據、南北分治的軍政時期。

張勳的復辟忤逆了民主與共和的歷史趨勢，一旦民主共和的思想在中國大地上宣傳開來，民族意識在殖民國家的瓜分侵蝕下逐漸覺醒。

人民就會意識到帝制及其所自然伴隨著的門閥勢力、獨裁主義特徵、封建壓迫和階層流動渠道僵化等問題如同深壑一般阻礙國家與民族的進一步發展。

張勳頑固復辟的認知是其幼年家庭、社會教育的產物，但對於當時處於民族危亡之際正待民主共和思想振興的舊中國來說，張勳無疑是共和之敵，也是全民公敵。

作為一個富於爭議的歷史人物，張勳在清史稿上留下了舊王朝的一筆終結符，張勳的善惡成敗早已並非僅僅一人的傳記故事，而是新舊時代交替過程中無數陰謀與理想交織的縮影。

張勳本人也是歷史長河中難以找出同類的獨特人物，彷彿是活在歷史變革的時代夾縫中，搜刮著前朝燃燒殆盡的塵灰而試圖讓其重燃的遺老。

從成長髮跡到獨自抗爭的失敗結局，張勳的人生似乎看不到清王室之外更多的東西，他的保守迂腐並非單純是頑固性格所導致的錯誤選項，也不是救亡圖存的錯誤掙扎，而是歷史在諸多種必然中選擇了這一項可笑、可悲、可嘆的偶然。

置身於當時的歷史環境，深究歷史人物的處境、思想與目標，也許可以更多地理解此人在浩渺的歷史長河中所承擔的責任和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