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研究巨集觀經濟的基石。

巨集觀經濟的研究，變數因素太多，導致長期預測容易被打臉。

例如：

2014-2015年，行業內外專業人士釋出一些強有力的資料，與國內外的各種情景進行充分對比，資料很客觀的證明中國的房價已經接近頂部。

但誰能想到，結構性去槓桿變成槓桿轉移，由政府部門、企業轉移至居民身上，再加上三四線城市棚改貨幣化。

於是乎大量的資金湧入樓市，大部分地級市及以上城市的房價在16-17年又翻了一倍。

那兩年把房子賣出去的人估計想把那批專家掐死，咋就信了他的邪呢？

這還像在2015年上證指數的4000點，具備了一定的泡沫，依然有人搖旗吶喊這是牛市的起點，也有研究員通過各種方式推斷牛市仍在起步階段，最終指數漲到了5178點，然後迎來三輪股災。

資產的價格不總是反應價值，而是由眾多因素主導。

例如我們粗略的列出幾個房價的主導因素——剛需、房產價值、投資需求、政策因素，還包括“價格”自己。

幾個因素互相影響，每一個因素的預測稍微有點偏差，就會出現裂變式的發展，導致預期之外的事。

但在所有的巨集觀經濟研究中，人口結構的長期趨勢研究，是最為準確的，只要當下資料不存在問題，那麼人口的預測基本都在預期之內。

1

上世紀50年代，剛從戰火中爬出來的中國回到了平靜的生活，依靠群眾取得勝利的新中國，認識到了人多力量大的好處，加上戰時死亡人數多，於是乎鼓勵大家生育。

浩浩蕩蕩的第一波嬰兒潮在1949-1956年產生了。

但在隨後的三年，因為大躍進和饑荒的到來，人口的自然增長率變為負值。

自然災害過後，安定的環境又激發了人們生育的意願，這便迎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二次嬰兒潮。

這次長達10年的生育高峰期，共誕生了2.6億人，佔當時總人口數的20%，這批人也是現在大部分80、90後的父母，也是現在社會的中堅人群。

此時的中國面對這麼龐大的新生群體，其實是有很大壓力的。

因為生產效率低下，機械化率低，人口的增多反而拉低了人均耕地面積，人食不飽是常態。

這引發了一些學者的人口大論戰——“人多好還是人少好”。

時任北京大學的校長馬寅初主張限制人口過快增長，而《光明日報》、《經濟研究》等則反對限制人口，雙方進行了長達幾年的論戰。

最後，中央一錘定音，制定了計劃生育政策，但隨後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耽擱，人口的出生率也因為動盪的環境而開始下降。

國家的重心不在生產，再加上人口增長放緩，於是人口之爭便逐漸消失。

考驗又在1980年後到來了，此時第二波嬰兒潮出生的人到了育齡階段，如果不加以限制，中國會進入階段性的人口大爆炸。

第二波嬰兒潮的十年間，中國每年的總和生育率都在6。

這表示平均一個育齡婦女的一生中孩子生育的總數是6個，如果1980年後依然保持這樣的生育水平，那麼第三波嬰兒潮的出生人口將是第二波嬰兒潮的3倍。

而以中國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有限的土地，是養不起這麼多人的，學術界及中央的觀點也形成了統一，需要對人口限制。

但在限制的措施方面再次進行了大論戰。

絕大部分學者認為必須嚴格的支援“一胎化”即獨生子女的方案。

將人口在二十世紀末控制在11億以內，並最終在100年內將中國人口控制在7億左右。

理由是中國人均資源貧瘠，糧食、用地及其他自然資源僅夠支援7億的人長期發展。

當時，作為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從事人口研究的樑中堂卻提出了“二孩+間隔”的方案，指一孩後再間隔8-10年放開第二胎。

樑中堂是足夠前瞻的，預測到了目前大部分的現狀。

其指出，如果在1980年實行“一胎化”的計劃生育，在20年內不會對中國的勞動力結構產生任何影響，因為現階段的人在20年後依然處於壯年時期，但這樣的政策卻給未來的中國留下巨大的隱患。

在81-95年出生的嬰兒成年之後會面臨巨大的壓力，老齡化之下，需要獨生子女單獨贍養老人，婦女參與工作的比例又大幅增加，人們就越不願意多生孩子。

最後樑中堂的方案沒有被國家採納，而是以獨生子女政策作為計劃生育的核心。

後來，因為受到的阻力太大，國家在農村地區試行“一孩半政策”，即頭胎如果是女孩，則還可再生一胎。

在1982年，計劃生育定位為中國的基本國策後，樑中堂並沒有放棄，數次上書中央想要其改變原有方案。

當時雖然處於改革開放時期，但各地對改革的決心並不是很足，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影響巨大，時常會出現“社資兩論”，正常的經商會被當做投機倒把，像樑中堂更改國策的諫言更是觸碰中國的逆鱗。

這種憂國憂民的行為很像清朝年間的愛國主義人士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比譚嗣同幸運的是，他最終爭取到了山西省翼城這麼一個農業縣的試點。

翼城縣人對樑中堂的印象是“大膽出位”，畢竟逆流而上所需的不僅僅是勇氣，還有需要一顆憂國憂民之心。

在試點地區，樑中堂的方案所達到的效果並不如意，試行期間，翼城的人口出生率低於全國平均值，遠低於他自己的期望值。

守了20年的一塊試驗田和繼續對中央的苦苦勸說卻沒達到效果，無形中消磨了這位前輩的信念，2004年主動辭掉體制內的職務。

人口爭論並沒有隨此中斷，反而隨著人口結構的失衡越加激烈。

但爭論對政策的影響向積極的方面轉變。

政策也從原先的“獨生子女”“一孩半”變為“雙獨二孩”“單獨二孩”“全面二孩”。

即從原來的城鎮居民只能生一胎的政策，變為父母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家庭能夠生第二胎，再到只要單獨一方是獨生子女便可生育第二胎，再到2015年的全面二胎的開放。

獨生子女政策在1982年定位為國策後，延續了29年，然後從2011年開始放開，“雙獨”“單獨”“全面”二孩，政策每過兩年就有一個重大的變化。

這樣的變化，在2015年後至今再也沒進一步放寬。

原因是，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下，接下來兩年的新生人口數量達到了1786萬、1723萬，分別比2015年的1655萬增加131萬、68萬。

雖然新出生人口數量有所增長，但卻遠低於各學者的測算。

保守的學者測算的新出生人群應該在1800萬人以上，樂觀的學者則在2000萬左右，但實際值均低於各學者的預測。

並且，還產生了另一個更危險的訊號：

別說二孩，大家連一孩都不願意生了！

從1996年起，一孩的生育率持續下降，到了2008年，第三波嬰兒潮生的孩子開始進入生育期，但依然沒能阻止不斷下滑的一孩生育率。

即便在2016-2017年有小幅回升，但依然在下降趨勢中，在2018年的統計中，新生兒的出生人口為1523萬，低於2015年的1655萬。

然而，2018年的二孩新增數量比2015年多140W，這說明一孩出生人數再次出現大幅下滑。

基於抽樣調查顯示，2016年的一孩平均育齡是26.9歲，倒回到他們的出生時間則是1989年。

通過上圖可知，第三波嬰兒潮的孩子出生年份越遲，第四波嬰兒的一孩出生率越低，這說明越年輕的人，越不願意生了（適齡生育人群）。

如果政府不全面放開生育政策，並出臺鼓勵生育的措施，抓住第三次嬰兒潮的尾巴。

一旦錯過，人口結構將難以改善，畢竟人不是商品，想要生產就能夠生產，還得有足夠多的生育人群。

人口數量的長期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2

毛主席曾說過：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

在人口這方面，我們還是比較認同政府控制調節的。

畢竟在較低死亡率的現代環境下，人口野蠻增長的惡果以及人口衰退的危機也僅會在未來幾十年才體現出來。

依靠自然懲罰的反饋促使人類做出糾錯的時間極長，犯錯誤的代價太高了。

這就需要政府和富有前瞻性的學者配合，在上下兩個範圍設一個限制，出生率大幅增長時，給予限制，在大幅衰退時，給予生育鼓勵。

我們的政府在處理人口問題上的大方向是對的，但處理的力度往往過頭。

例如第三次嬰兒潮期間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時，如果不是嚴格執行“一胎”政策，而是樑中堂所建議的“二胎+間隔”的方案，那麼現在的人口問題不至於這麼嚴峻。（樑中堂試點地區的二胎間隔時間為8-10年，如果間隔縮短，或許對生育率會有所促進）

在人口結構惡化之後，反射弧又有點長，政策放寬和鼓勵措施出臺過慢。

聯合國對老齡化國家的劃分標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10%或者65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7%時，這個國家即為老齡化國家。

中國在2001年便進入老齡化國家，2018年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上升至11.9%，並預計在2023年前後達到14%，成為深度老齡化國家。

從老齡化過渡到超過14%的深度老齡化，法國用了 126 年、英國 46 年、德國 40 年、日本 25 年，而中國預計只需要22年。

顯然，中國老齡化的速度遠超過其他國家，但目前的政策依然是限制人口的生育，中國目前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總和生育率低於1.8，卻依然是執行人口生育限制的國家。

據每十年一次的全國人口普查顯示，中國2010年的總和生育率僅有1.18，這意味著中國育齡婦女在其生育週期平均只生1.18個，對於這樣極低的數值大部分人認為有可能存在漏報、瞞報的現象。

最終相對合理的測算應該是在1.5左右，但也遠低於2.1的世紀更替水平。

低於2.1被稱為低生育率地區，低於1.5是很低生育率，低於1.3則是超低生育率，中國正介於很低生育率至超低生育率期間。

中國的政策雖然反射弧過長，但好在生育人群依然處於育齡階段，反射弧的末梢搭在了生育期的後半段。

除了之前2010年之後6年的三個逐步放寬政策，中央還在2018年進行深度改組。

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審議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指出，

“不再保留國家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組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3月17日，該方案經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這是1981年以來，國務院組成部門中第一次沒有“計劃生育”名稱。

國家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改為衛生健康委員會，並且原部門內設的三個與計劃生育相關的機構全部取消。

都說觀察國家的政策變動，就先看設立了什麼部門、撤了什麼部門，正如同戰時的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計劃生育的取消和自由生育的全面開放已成定局。

3

人口之於一國經濟。

人提供了自己的價值換取了對應價值的金錢，而這部分金錢又因日常所需、改善型需求等因素又花出去了，人在創造價值的同時還產生需求。

因此人越多，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就越大。

當人數越多，競爭就越充分，為了獲取更多的金錢，人們會改變價值創造的方式，效率更高、模式更好的東西會被創造出來，整個社會的經濟就由人口+人均GDP雙重驅動，進入良性發展。

縱觀古今中外，地區人口的變化必然引發當地經濟的興衰，在古代尤為明顯。

因為古代的生產效率低下，人均GDP增長緩慢，那麼拉動經濟繁榮的只有人口，古代的盛世也是人口的盛世。

現代，人類的科學枷鎖被開啟後，科技創新就如井噴一樣，一發不可收拾，GDP的創造不再依靠體力完成。

機械化下，人均收入快速增長，還改變了惡劣的生活環境和糧食供給的增加，這讓人口死亡率大大下降。

科技拉動人均GDP，死亡率下降拉動人口增長，近代經濟的增長速度與古代相比就是馬車與火箭之間的差距。

但隨著經濟發展日益成熟，20世紀後半葉至今，人們開始變得不願意生孩子了，驅動火箭上升的發動機少了一半。

目前全世界共有85個國家和地區處於低生育水平（總和生育率低於2.1）, 其中24個歐洲和東亞國家處於很低生育水平（總和生育率低於1.5）。

經濟越發達，人均GDP越高，生育意願越低。

為此各國出臺了各種鼓勵生育的政策，其中日本的力度最大。

在日本，孩童上幼兒園，50%以上的費用由政府支付，父母僅需支付20%；

並且，家裡的孩子3歲以下每個月可獲得1.5萬日元津貼，3歲以上每個月補貼1萬日元，一直到15歲，女性產假+育兒假加起來長達1年。

就是這樣的激勵條件，日本生育率還僅在1.4徘徊。

新加坡甚至對家庭生育數量達兩個孩子的給予高免稅額，三個以上的則分配國宅，還設立“嬰兒紅利”基金，用於支付幼兒上託兒所或幼兒園的費用。

同樣對於生育有極大補助的法國、德國、南韓、俄羅斯等國家，出臺激勵措施後，生育率並沒有太大的改觀。

南韓、香港、臺灣、新加坡的生育率都低於1.3，在1附近，處於超低生育率區間。

南韓在2018年的生育率甚至跌破1，這意味著父母輩與子女數量差距在一倍以上，一百年後，南韓人口將減少一半。

曾經的亞洲“四小龍”，即將變成亞洲“四大無人區”。

國外這些促進生育的措施為何不管用了呢？

激勵措施中，如孩子的教育問題、住房問題解決了大部分、甚至還發放育兒的補助金等眾多鼓勵政策，對當代中國的年輕夫婦來說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對國外就沒有嗎？

原因在於“低生育率陷阱”和“人口結構”問題。

維也納的人口學家伍爾夫剛·盧茨等人提出了“低生育陷阱”的假設，一旦生育率下降到一定水平，一般為 1.5 以下，由於價值觀轉變、生存壓力增加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生育率會不斷下降，很難甚至不可能逆轉。

在人口結構的問題上，許多國家是在人口老齡化到來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後才出臺的鼓勵生育政策。

此時女性年齡的中位數脫離了育齡高峰的20-35歲，整個社會年齡層次上移，而年輕人群數量太少，即便這些年輕人願意多生孩子，也對整個社會的老齡化趨勢產生不了太大的影響。

已進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國家能夠讓生育率不下降已是盡了最大的力氣。

中國的年輕人也漸漸的向這些國家趨同，中國人均GDP還遠沒有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但是生育率下滑的速度和老齡化的速度卻是冠絕全球的。

中國適齡男女青年同樣面對著一樣的問題，隨著學歷水平的提高，結婚的時間向後順延，並且女性就業程度越高，孩子的出生數量就越少，大量的都市年輕人都面臨高昂的房價和婚後的壓力對生育望而卻步。

中國的人口問題很難解決，甚至長期都解決不了。

但是，無解之中依然存在著一縷微光，這個問題是可以緩解的。

4

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這麼大的成就，是以1949年至1970年的兩輪嬰兒潮作為基礎的。

數量巨大的勞動力提供了廉價的工業化成本，龐大的基礎需求形成了一個超級市場。

在中美毛衣戰之際，中國各方面劣勢重重，而華為的任正非卻一語道出了中國與之競爭的底氣——我們有14億人和與之對應的消費市場。

據Canalys的資料，剛剛過去的2019年第二季度，因為受到美國禁令的影響，華為的歐洲市場銷量同比去年下降了16%。

但華為的全球市場銷量卻不跌反漲，從2018年第二季度的5420萬部，增長到2019年第二季度的5870萬部。

華為同期的全球智慧手機市場份額，也從一年前的15%上漲到了17%。

關鍵原因就在於，在2019年第二季度，華為的中國智慧手機市場份額達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46.1％。

因此，面對驚濤駭浪的外部環境，以及長期不太樂觀的人口趨勢上，中國政府的遠見和抉擇將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經濟與投資的未來。

方向一：

如果僅是放開限制生育，加上力度不大的鼓勵，那麼整體的生育情況不會有太大改變。

因為這並沒有解決生育率低下的實際問題。

極高的房價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擠壓了其他生活成本的開支，兒童的養育成本又是巨大的，尤其是在教育方面的投入。

快節奏的現代生活導致工作時間佔據了日常生活的絕大部分，無多餘時間照顧孩子。

這幾項才是大家關注的主要問題。

政策的激勵肯定是不能解決上述的所有問題，甚至連一項都不能完全解決，但只要能夠在眾多核心問題中都給予一點幫助，就能極大的促進生育率的提高。

因為，中國現在還有較大比例的適齡生育女性，新生人群的激增帶來的是相關嬰童概念標的機會。

現代人的教育與以往不同，以前以放養型為主，現在以培養型為主，精緻教育和高素質教育成為了主流，孩子的教育開支佔家庭支出比重加大。

新生孩童的出生數量如果有大幅增長的話，那麼必需品的需求定然會增長，第二個是精緻培養相關的需求也會增長。

後者的增長幅度會更大，因為原本精緻培養就是趨勢，再疊加新生人口基數的變大，乘數效應更加明顯。

必需品對應是奶粉、尿不溼、幼兒園等，精緻培養對應的是素質培訓課程、藝術培養等。

方向二：

假若新生兒童的出生數量不多，那麼老齡化的趨勢會沿著原有的速度發展。

2050 年中國勞動力規模將比 2018 年大幅減少 24%；2018-2050 年老人比重將從 12%快速升至 30%，屆時中國每3.3個人當中就有一個老人。

此時的投資將以圍繞老齡化的核心標的和人口結構下的高素質勞動力的受益企業為主。

治療老年人的慢性病藥物的需求是最為穩定的。

根據世衛組織統計，全球60歲以上老年人中，人均患有一種以上的慢性疾病的概率是80%，包括高脂血症、動脈硬化、冠心病、高血壓、糖尿病等疾病。

在各個老齡化相對嚴重的國家，老年人的醫療開支比重相對較大，一方面來自於藥品開支，而另一方面是醫療服務開支，這支撐了醫療板塊跑贏其他的板塊和當地主要指數。

【日本股市表現】

【德國股市表現】

方向三：

中國勞動力人口下降已是必然趨勢，但高素質人口占比的提升和數量的增加也是趨勢。

自改革開放後，全國一座座學校興起，小學教育普及，9年義務教育全面覆蓋，大學擴招。

在校大學生人數從1978年的228萬人升至2017年的3779萬，目前具有大學教育程度的人口達2億（大專學歷及以上），而日本的總人口數是1.27億，美國也僅3.27億。

每年還有800萬的大學生、50萬的研究生畢業，大學畢業生的數量相當於英國、南韓、德國、法國等世界強國人口的10%-20%。

過去，粗放型勞動力讓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大國，未來龐大的知識群體將推動中國晉升為經濟強國。

中國夢，嘴上在說，底下也有能力做。

勞動力下滑但學歷結構上升的人才紅利下，受益於人才紅利型的企業最為值得關注。

因為此時的人力成本遠低於國外，但工作效率不低，而且活力很足，能夠驅動創新。

投資的物件要著重以本國的優勢行業為主，還要以時代趨勢+政府大力扶持的產業為主，人才往往會被吸引或者被引導至這樣的行業。

德國和日本同樣都是嚴重老齡化的國家，但是股市板塊的表現除了醫藥板塊外，其他都大不相同。

例如德國前5名錶現最好的板塊是消費和週期、化學品、醫藥、工業、軟體，日本的前5名則是醫藥、機械、貿易、食品、資訊服務。

未來中國的高學歷人群的流向也大致會與國外相同，對人才需求低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會撤出，人才會大量流入對中端人才需求高的企業，會小部分流入需要高階人才的企業（這樣的企業對人才要求更高，這樣的人才數量也少，薪酬也更貴）。

有資料統計，近幾年國內大學生畢業數量前20的專業中，工學以8個專業佔據學科的榜首，管理學以5個專業佔據第二。

工學主要是計算機、軟體、通訊、自動化為主，面對的行業分別是資訊化行業、製造業。

資訊化行業自不必多說，這麼多年來誕生了不知多少知名企業，多少人削尖腦袋要往裡鑽，這行業造富了一大批人。

行業的性質決定了員工是企業運營中成本最重的一方，恰好迎合了工程師紅利，資訊行業得以蓬勃發展。

與資訊行業的高速學習的要求相比，製造業更講究的是經驗，同樣是畢業生，資訊行業的從業者往往幾年達到卓越的地步，而製造業所需的時間要更長。

後者講的是積累+變革，而前者則是快速積累+快速變革。

再一個是因為中國的製造業成本佔比重，購置機器裝置成本比重很大，運營成本中的原材料成本比重高，低端的製造業對人才的需求也不是很高。

因此，過去製造業並沒有享受到工程師紅利。

但從低端到中、高階的程序中，我們會發現企業的研發費用增速會高於營收增速，其中研發人員的工資佔比會有一定幅度的增長。

中國積累已久的經驗豐富的工程師紅利期將到來，國外一個同等效率的研發人員薪資是國內的3倍以上，那麼向高階製造業的進攻中，中國公司在人力成本上將佔據極大的先機。

製造業的規模效應也是個大殺器。

同樣的產品賣給美國人只賺1元錢的話，賣給中國人只需賺0.25元這個公司就能達到相同的盈利，因為中國人口是美國人口的4倍。

而銷售4倍數量的商品肯定需要購置4倍的原材料，因為數量多，購置的價格肯定是比較便宜，如果再算上產品的單位折舊費用、人工費用、場地租金等費用。

在一個巨大市場的地區生產產品的成本是遠低於市場較小的地區的。

中國14億人口形成的市場，成就了天然的規模壁壘，成本低，這是中國製造輸出全球的主要原因。

現階段，中國製造業已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在進階中高階製造業中，又有工程師紅利提供助攻，最後配合規模效應這個大殺器，將對國外的高階製造業形成降維打擊。

這第三點趨勢，毫無疑問是中國在未來二十年晉升發達國家最重要的動力所在，也是最大的投資機會所在。